戴秉国之子戴希 贵州行>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之家乡游|

1 个人信息:        戴秉国,男,土家族,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贵州省印江县杉树乡对马村)人,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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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9月参加工作,四川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毕业,大学学历。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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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职业外交家中,一位来自贵州山乡印江自治县土家族农民的儿子,在国际多边活动的谈判桌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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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原外交部副部长、现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十七届中共中央委员。        外交官是接受了特殊使命的使者而不是他自己个人,他以自己的智慧和人格魅力去推动历史和现实,向符合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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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秉国作为中国外交战线上一位颇有建树的外交官,表面看起来是流水溢彩,实际上每一次重大谈判背后往往充满艰辛甚至要牺牲一些个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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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外交关系,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同时也是最为复杂的。

为推动这一关系朝良好互动的方向发展,中美两国元首确定了开启中美战略对话,第一次对话的主角就是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现为世界银行行长)。中美战略对话是中国和美国建交以来,首度举行的高层次的例行会议,迄今已举办了五次战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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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战略对话于2007年7月20日至21日举行,戴秉国与美国新任常务副国务卿内阁罗逢特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谈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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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中美战略对话与2008年1月16日至18日在戴秉国的家乡贵州举行,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省长林树森先后会见并宴请中美双方高层代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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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美关系外,作为近邻的中俄、中日、中印关系,也是中国外交的主轴之一,戴秉国多次率团前往俄、日等相关国家访问。2007年9月,戴秉国率中方代表抵达印度新德里,与印方代表举行第十次中印边界谈判。这次会谈取得阶段性的进展,可望近期达成原则性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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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印边界谈判能签定的话,中国与周边邻国边界划界工作将全部完成,这将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崛起奠定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戴秉国这位来自贵州边远山乡的外交家,为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作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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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交官的奉献:        戴秉国,这位印江土家族农民的后代,自幼聪明好学,在家乡(贵州省印江县杉树乡对马村)的完小读了一年书即升入初中。

1956年,他考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考入中国外交学院研究生部。1964年分配到外交部工作。 在中苏关系极度恶化的1969年至1973年间,戴秉国曾就职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1982年起,他相继担任外交部苏联处处长和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司长。1989年,他参加了旷日持久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同年8月,又出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亲眼目睹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1992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两年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原苏联和东欧地区外交事务及外交部新闻司、研究室等部门。

1995年8月调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常务副部长,后任中联部部长,主管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

2002年,中央为加强外交工作,戴秉国又调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 戴秉国的人生经历丰富充实,国际斗争的风风雨雨伴随着他的人生历程。风雨的洗刷造就了外交家的风度气质,使笔者在描绘他的第一印象时,闹里一下冒出了这样一串词汇:谦和沉稳,睿智潇洒,仪态不凡,举止优雅,极善言辞,具有极强的原则性和分寸感.

..... 戴秉国肩负着中国的重任,无法顾及家庭和个人私事。在担任匈牙利大使期间,有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外交使节举办的晚宴。

宴会开始前,他赶回家准备休息一会,忽见妻子神色有些慌乱。凭着外交工作者的敏感和洞察力,他知道家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在他的一再追问下,妻子才迟疑地拿出一份刚收到的电报——他父亲去世了。

刹那间,他心里悲痛万分,想到父亲生病时,自己远在万里之外无法前去侍奉,现在父亲去世了,自己又不能回老家去为父亲送终。在那天的晚宴上,当他不露声色地代表中国举起酒杯,那翩翩风度本身就是一份奉献——外交官的特殊奉献。

3 艰难的求学历程: 当年,家乡的解放为戴秉国营造了一个天高任鸟飞的新天地,开明的父母亲毅然将他送到学校读书。已有一定基础的戴秉国跳级读完了初小之后就升读高小,继而又考入当时县里最高级的学校--印江初级中学。

这个与共和国一起蓬勃成长的山里娃,在他初中毕业后已经懂得了父母含辛茹苦供他读书的意义,那种对教师职业的崇敬之情,油然在他心中萌生出一种报考师范的念头来。面对着眼前这个年纪小、个头也不高但品学兼优的学生,学校里的老师都一致认为他应该继续读高中,将来好有更大的前程。

如果是当教师,他说不定还不能自如地在黑板上书写。就这样,年龄尚小的戴秉国就离开家乡,考上了300多里远的邻县的松桃中学,在那里依靠国家的助学金开始了新的奋斗。

戴秉国的母亲知道家里不能为他提供更好的条件,只是每年都要想尽办法替他缝制一套粗布衣衫,还要纳一双每个学期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往返回家一次必不可少的布鞋。

一年两个来回,1000余里,戴秉国怎么也舍不得在平时穿那双宝贵的布鞋,成为了一个赤脚高中生,只有当天气已经很冷了,他才小心翼翼地穿上。这样的情形,几乎延续到了戴秉国快20岁的时候。 1959年,戴秉国考取了四川大学外语系,满心欢喜之余,没有钱的苦恼接着袭上心来。

家里无法为他凑齐路费。当时,政府有一条规定,凡是以优秀成绩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可以凭录取通知书到地区教育局领取15元路费。为此,戴秉国背着干粮走了100多公里崎岖上路,才从印江县赶到铜仁地区所在地铜仁市。

遗憾的是他来晚了一步,尽管这样,工作人员还是想办法给了他15元钱。生平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的戴秉国高兴得差点要跳起来,连忙发电报给父母和哥哥,请他们想办法再帮他筹措30元路费。

第三天,戴秉国拿到了这30元来之不易的电汇。 然而仅凭借这点钱,还是不够到达成都的盘缠,戴秉国只好先步行到四川秀山。在这漫长的跋涉中,父亲负责替他掸着行李,送了一程又一程。

经过一番步行、搭船、乘火车的颠簸,他出现在川大时,学校已开学10天了。在父亲艰难的里程浸透出沉甸甸的父亲爱,成为戴秉国求学奋进的动力。 大学5年时间里,他只回过一次家,所有的假期都用来学习和“打工”。

经过近5年如饥似渴的学习,临毕业前,戴秉国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推荐参加中国外交学院研究生部的考试,幸运地成为了被录取的50人中的一员.1964年,他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开始了外交学院研究生的学习生活。

然而,“四清”运动提前结束了学子汲取知识的美好时光,戴秉国与其他同学作为工作队队员,被派到了湖南的浏阳。一年后,25岁的戴秉国回到北京,被组织选调到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