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评价 张志恒:看杨念群先生评论清朝历史后的思考

201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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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看了杨念群先生有关清朝的评论文章<清朝是个什么样的朝代>,有些想法,这里和杨先生商榷.在上世纪初中国实现共和革命是操之过急,保留帝制是有现实的基础.激进的革

  看了杨念群先生有关清朝的评论文章《清朝是个什么样的朝代》,有些想法,这里和杨先生商榷。在上世纪初中国实现共和革命是操之过急,保留帝制是有现实的基础。激进的革命的确给中国带来混乱和几乎无休止的战乱。杨先生有关这方面的评述是有力量和有道理的,而且杨先生本人在这方面有无人可比的优势。但在两方面我是有不同看法。

一是保留“皇帝”的问题。清末走“君主立宪”之路是一条稳定社会又实现改革发展的“好路”,但这里关键是“立宪”,不认真立宪,帝制也是保存不了的,这已经让历史说明了。辛亥革命在“废帝”问题上是没有太大过错的,如同少女受坏人欺骗而生子,这个孩子是没有过错的,是有权利生存下去。

辛亥革命后,有袁的称帝和张勋复辟,都很快烟消云散,就说明国人是可以接受共和的。同时历史也明确说明当时的“宪政”虽然有问题,但基本轮廓是清楚的,终止共和宪政制度是从国民党北伐开始的。

二是我十分不同意对科举制度的赞许。这一问题我写有一篇批判科举制度的文章,虽然是几年前写的,今天依然是有意义的,我把它附在后面,希望杨先生提出点看法。对科举赞同的理由主要是能较公平的从平民中选拔官吏。仔细分析一下,从古至今的中央集权制度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如何确定“官”。

这种制度下“官”代表了“利益”,把这个“利益”给谁是巩固集权制度首先考虑的问题,但如何甄别官员“忠”的真假,是令“皇帝”头疼的问题;同时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中央集权对“官”的需要是大量的,在这两个无法解决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促使下,诞生了“科举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封建制”又好于“中央集权制”,因为“封建”大大减少了“官”的数量。赞扬“科举”,不如赞扬“封建”。杨先生把“高考”比做今天的“科举”,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也说明我们必须对科举制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因为这里不仅是谈历史,更重要是谈教育,谈有关“国民素质”的大问题。

最后结合自己再谈一下这个问题。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届学生,高考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的物质生活还过得去,为此我总觉得有责任对国家的下一步发展有一点思考。类似“科举”的高考制度,在文革刚结束时是需要的,当时急需“矫枉过正”,但如果不注意这种制度的弊端,则会贻误教育的发展,它是中国前进路上的最大“暗礁”。

杨先生祖上和他本人与科举和高考有缘,但希望杨先能撇开这一点,来认真审视一下到底科举带给中华民族了什么。

我的同学有不少是较高级或是准高级领导,观察他们的历程,不难看出“科举”和“官”的关系,这就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但和是否学习优秀(高考成绩)没有关系,和是否平民出身关系也不大,重要的是你和领导的关系和你遇到的“机会”。

人们看到不少“官二代”能做“官”,这只不过是他们得到“机会”的“几率”大得多,并不是平民就一定不能“升官”。赞扬高考一个有力的理由是给农家子弟有了摆脱贫困落后地区的机会,但就没有想一想,农村为什么成了落后贫穷的地方呢?成了人人希望跳出的“烂泥坑”呢?杨先生能帮助想一想吗?

评“科举制度”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讲到中日两国被列强刚入侵时,情况相差不多,甚至日本发愤图强要晚于中国,而日本很快就强盛起来,而且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中国。原因何在呢?他总结出四项,首推是“中国有长期的科举制度,日本没有”。

柏杨先生全书的观点如何,仅就这一观点我是非常同意的。科举制度早在光绪年间就明令废止,但在人们思想上还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现实中很多现象从本质上讲同样是属于“科举制度”,进一步认识“科举制度”是有现实意义的。

不少人认为“科举制度”在历史上有过很大作用,甚至认为是中国古代一大发明,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和四大发明一样是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五大发明创造(见《中国历代状元传略》)。“科举制度”显然是国粹无疑,但它带给国人的是福祉还是灾难呢?这就需要剖析一下。

1.“科举制度”的本质和现代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始于隋代,明、清达到高峰。“科”是等级之意,“科举制度”通俗讲就是将读书人通过考试分为不同等级,选拔为各级政府的官员。简单说就是将文化教育与权力和等级“联姻”的现象。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如何选拔官吏,如何划分级别,可以有多种形式。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选举”这种形式的萌芽,但在中国出现了“科举”,用文化教育中的“考试”来确定“官吏”。

我国五十年代随着计划经济的确立,工业开始大规模的国有化,同时文化教育事业也统一由国家管理,在这种体制下,政企、政事不分,产生了一个由企事业的管理人员、各类专业知识分子和“官员”形成的“干部阶层”,所囊括的人员远远高于普遍意义上的公务员。

我国特有的“干部制度”是以“官本位制”为基础的,也造成了“级别”的无处不在。这个阶层包含了“官员”和准“官员”,有统一的调动录用制度和级别制度,全国的干部是在统一工资标准下生活,都是按“级别”来获取薪金。干部有了具有城市户口的“权力”,从而也有了可以获得固定的廉价粮油、免费医疗、退休保险等等的“权利”,同时也区别于工人,有了升迁的最基本条件。

长期以来,“级别”的评定最常见和公开的规则是与文化程度相联系,五十年代初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都可以定为干部,后来随有文化人的增多,七、八十年代非大专毕业生不能当干部。评定职称政策更是体现了这一点,职称原本应该是学术水平的鉴定,但它与获取分配物质利益的权力“联姻”了,这不就是“科举”吗?科举制度明文废弃近百年了,也遭到过批判,但从没有彻底过,可以说一直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社会巨大的惯性使“科举”延续着。

最近有些省市公开进行“考官”,并认为是改革的尝试,也得到舆论的赞赏。同时,政府出面划分各种等级的考试多不胜举,这都说明在中国抛弃科举制度是多么艰难。有不少人以英国文官考试来说明中国科举制度的合理性,但这两者有是有极大的本质区别。

前者是仅限于政府机构中的“专业技术”公务员,不是掌握权力的“官员”;而“科举”是将这种方式普及到所有知识分子活动的范围,将文化教育和“官员”选拔相联系。“考试”在世界各国都存在,但不能说明中国的“科举”有合理性、普遍性。“科举”的要害是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达到对文化的垄断,正如当年唐太宗看着文人进入科举考场时所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改革开放以来,工农商业开始走向市场经济,逐渐脱离了国家的直接管理。相当多事业单位还没有从国家行政中分离出来,“级别”现象处处可见,尤其是“职称”制度成了一种基本的人事制度,甚至要将技工领域也纳入范畴。各种行业不管需要不需要都在制订“级别”,由政府组织考试,颁发证书。

不仅人定级,就是学校、医院、报纸、杂志等等也都划分等级,什么“国家级”、“省级”、“示范级”、几“星级”……名目繁多。“科举制度”的阴影可以讲是仍然顽强存在着。

“科举制度”事实上的存在,和我们国家不能实现民主宪政也是直接相关的。我们是施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府直接管理行政和诸多“事业单位”。需要人数众多的“官员”,这些“官员”如何产生,又如何统一管理极其繁杂的各类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是两个现实中最大的问题,“科举制度”难以退出历史舞台也是情理之中。

2.“科举制度”有进步作用吗?

科举制度一般认为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打破了世袭贵族的一统天下,使平民有了晋级的可能,只是后来弊端太多。这个观点是缺少逻辑性的,是牵强附会的。在没有科举制度之前,也并不是没有英雄出世,大家都熟知的诸葛亮被举荐是个典型例子。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学术发展难有的高峰时期,也是各种人才层出不穷的时期,各阶层都有不少人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有些甚至是出身很“低贱”的,如所谓的鸡鸣狗盗之徒。

在科举制度盛行的历朝历代,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从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到清朝的开国皇帝哪个是科举出身呢?清王朝在没有接受科举制度之前是何等“威风”,而后来确定了科举制度后是庸才满朝,导致内忧外患不止。在厚厚的一本《中国历代状元传略》中638名状元几乎无历史上重要人物,清代状元张謇所以有作为,是他抛弃“科举”而走了从商之路。

清代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等著名人物早期都经过科举选拔,而曾的成功是由于“乱世”将他“拉出”科举之路的结果;康、梁是由于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了后来的政治壮举。

中国历史上虽经多次改朝换代,科举制度都保留了下来,历史上出现过几次相对稳定二、三百年的王朝,这可能说明对维护专制王朝的官僚制度起了一定作用,但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作用吗!?

柏杨先生把科举制度喻为阻碍中国前进的“暗礁”,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历史上就不用说了,从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来看,凡是改革中问题最多的领域,莫不是“科举制度”最多的地方;改革最成功的部门,也是没有或是很少有“科举制度”的地方。

农村相对来说“干部”较少,最早进行农村改革的人也并没有被封为“人才”,但农村经济的改革为全国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相反,国家企事业和国家行政部门几乎囊括了所有通过考试而选拔出的“人才”,但改革就困难得多。

3.“科举制度”能选拔出人才吗?

“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是“考试”,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各方面的,靠几科考试是不可能选出真正的通用人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古代用吟诗赋词好坏来选行政官员不就是很荒唐的吗?普遍意义上的“好官员”首要的是道德高尚,其次是有政治组织能力,而这两点肯定是不可能用考试来决定的。固定的考试内容很容易使人丧失主动性和创造力,缺少综合能力和办事能力,这样选出的人才如何能应付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呢?

大家对“科举”的认可多是从“选拔人才”上考虑的,实际上这是多虑了,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无论是在乱世,还是在盛世,“人才”都会自然地脱颖而出,正如俗话所讲,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企图用某种标准去刻意选拔“人才”,结果只能是落空。

仔细看看和想想,历史和今天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人物,你能讲出来他们的大部分是靠那项制度或规律选拔出的吗?俗话讲“乱世出英雄”,就说明在大部分“游戏规则”失效时,正是英雄出现和被淘汰最频繁的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实际上是打着选拔出人才的幌子,其真实目的是为了遏制了人才的出现,维持自己的王朝统治。

在漫长的历代王朝时期,“中举当官”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对读书人的愚弄和欺骗,不知多少儒生因此而潦倒一生。官僚体制所依靠的也并不完全是科举出身的“官”,而是依靠没有进入科举,或是仅仅得到起码功名的“吏”。这批人熟悉官僚体制,灵活掌握了成文或见不得人的“官场运行规律”,才有了历代专制王朝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

(可参考葛剑雄所著《统一与分裂》中“神通广大的吏”一节)。在现代,干部政策也从来都是强调“重视文凭,又不唯文凭论”,尤其在领导层更是如此。今天流传的民谣:“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