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郭齐勇笔记 秦平、郭齐勇:中国哲学研究30年的反思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已逐渐从两军对战,转移到以中国经典诠释为基础、致力于探索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意义世界的新的研究范式。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前瞻未来,中国哲学界将在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经典诠释的多样性等多方面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哲学;研究范式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大陆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中哲学界的同仁在这一世中取得的成就已经到了可以总结和需要总结的时候了。为此,张立文、陈来等教授已着了先鞭,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心态、资源和制度等方面作了总结。[1]本文拟就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界的成就与缺失、特别是研究范式的转移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当然,我们首先要对“中国哲学”做出界说。按学科分类,过去称作“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现称为“中国哲学”。但使用“中国哲学”一词,又容易误会为指我国整个的哲学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本文所指“中国哲学”一般指相当于今天所谓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但又不尽然。

我们特别要说明的是,仅仅以知性的态度解析“中国哲学”是不够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意在发掘其中蕴含的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总体的或分别的“道”与“理”等,此即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核心价值的层面,是活着的、流转的,在今天的世界与中国国民的社群人生中仍然起着安身立命积极作用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才是作为学科建制的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可以断代或分门别类或个案地作学术性的研究并与外国哲学作比较研究的知识层面的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

一、三个阶段与主要成就

我们不妨把这三十年划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第一阶段约为1978年至1990年。从1978年至1979年中外哲学史界著名的芜湖会议、太原会议开始,本专业研究进入复苏期。第一,以思想解放为背景,本时段中哲史界的主要倾向是摆脱受苏联日丹诺夫影响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教条主义模式,批判“评法批儒”等引起的思想混乱,避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政治话语,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史观与列宁《哲学笔记》的有关论断为方法论主调,受哲学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用“螺旋结构”、“历史圆圈”、“范畴研究”、“哲学史是认识史”等路数来重新架构或解读中国哲学,力图从泛政治化走向学术,虽不免新旧杂陈,却仍有不少振聋发聩之作。

第二,这一阶段的另一重大背景为“文化热”,借助对外开放的机缘,在海内外学者共同推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高潮中,学界开始重新省视中国哲学的智慧,主潮虽是启蒙理性,形式多为宏观泛论或宏大述事,但仍有不少揭示中国哲学底蕴与特质的创新论著问世,令人耳目一新。

以上两个脉络是并行且交叉的。前一脉络以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及“智慧说”三部曲与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及萧先生的论著为代表。后一脉络以李泽厚先生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之三部曲及汤一介、庞朴先生的论著为代表。

在这一阶段,第一代学者冯友兰、吕澂、张岱年、王明、冯契、任继愈、石峻先生等老当益壮,在整个中国哲学的理解阐扬、儒释道的创造转化及培养人才方面堪称楷模。第二代学者朱伯崑、萧萐父、汤一介、庞朴、李泽厚、李锦全、张立文、潘富恩、卿希泰、余敦康、牟钟鉴、楼宇烈、杜继文、杨曾文、方立天、方克立、刘文英、蒙培元、陈俊民、崔大华先生等在各自领域中各有开拓与建树。

第二阶段约为1991年至2000年,相对而言是潜沉读书与走上学术性研究的时期,方法论与诠释方式多样化的时期,学问分途与个案研究为主的时期,进一步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思潮的影响,与海内外中国学真正对话的时期。

在这一阶段,前文所述的第二代学者非常活跃,笔耕不辍,同时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陈来、杨国荣先生等崭露头角,创获尤多。陈来、杨国荣二先生著作等身,不仅在宋明理学方面有扛鼎之作,而且对从先秦到现代的整个中国哲学都有精到的研究,特别是他们有较好的西方哲学的背景与训练。

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2008年,以社会层面的“国学热”与学术层面的“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为背景,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的时期,逐步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之束缚的时期,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相结合的时期,对“五四”以来相沿成习的、似是而非的诸多看法与思维定势予以拨乱反正、摧陷廓清的时期。

这一阶段仍在继续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更加多元,中外哲学的交流更加立体化,研究更加精细,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逐渐增加,涌现出虎虎而有生气的“可畏”的第四代学者。

不少学术机构在继承中创新,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大、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大、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陕西师大等的相关机构已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镇。目前已有二十多个中国哲学学科的博士点,集聚和培养了大批后继人才。

30年来,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儒佛道藏等经典的资料性的整理工作深入展开,各断代各流派相当多的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或资料长编或年谱、学案等陆续被整理出版,学者们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较过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哲学与宗教间的对话逐渐加强。

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陈荣捷、劳思光、余英时、傅伟勋、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陈鼓应、安乐哲的学术成果,在本学科都有较大影响。

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做到了中外互动、古今会通。不少学者第一手资料的功夫扎实,重视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即研究前史,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见解并给予详实地分析、论证,十分可喜。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不再在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上“扎堆”,而是从多个维度,从东亚及世界的历史背景上展开,重视断代、思潮、流派、地域、师承、人物的多样性,例如研讨历史上属东亚或中国的二三流的哲学流派或人物(这些流派或人物有的也很了不起,而且在历史上很有影响,但近百年来少有人专门深入研究过)。

各个时段的人物与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成就,相比较而言,传统哲学与当代、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

1、传统哲学与当代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系统、信念信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这些东西固然随时更化,不断变迁,但是,仍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融合起来且可大可久的根据。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就是多元多样的。儒家、道家、墨家及诸子百家,道教、佛教及中华各民族历史的上层、下层的各种文化及诸流派,作为文化资源都是瑰宝,在今天都有其价值与意义。

三十年来,大多数研究者们逐渐扬弃了清末直至文革期间,我国大陆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与妄自菲薄、视自家文化如粪土、把传统与现代绝然对立起来的看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客观理解与评价,以同情地理解的态度,发掘中华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阐发、调动这些内在价值,使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健康、积极的作用。学者们十分注意挖掘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对传统哲学作创造性的转化。

2、经与经学的研究

五经或十三经研究的复兴是近30年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事件。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经与经学当然是中国哲学乃至中国经典之最重要的内容。

《书经》、《诗经》、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周易》、《春秋》经及其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四书》等经典中包含了中国哲学本体论与形上学,中国古代宗教、哲学、道德、社会、伦理、政治、历史的最根本的理念与架构,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与源头活水。

对有的单经的细节的研究,现在还处在准备(尤其是人才准备)阶段,但经与经学研究的全面复兴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近30年来,《易》学、《礼》学、《四书》学已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专家、专著(尤其是博士论文)、研究机构或刊物(辑刊)。

3、佛教研究

随着与海内外哲学、宗教学界交往的日益频繁,30年来的佛教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在佛教典籍的整理编纂方面,由任继愈先生担任负责人的卷帙浩繁的《中华大藏经》(正编)已经出版,续编正在加紧编纂中。佛教史研究成就斐然,有关中国佛教及其重要流派(如唯识、天台、华严、禅、三论、净土等)的通史或断代史研究与有关佛教重要思想人物的研究之专著、专论层出不穷,学者们注意了包括敦煌卷子与日本等地新材料的运用,与西方、印度、东亚佛教学者的联系日益增多。

有关地方佛教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藏传佛教、西藏密宗是新的热点。佛教经典及诠释史、佛教哲学理论与组织制度、中印佛学比较、佛教中国化过程、佛教人生哲学与伦理学、佛学与中国文化及现代生活世界的关系研究,是这一领域的新的重心。

4、道家与道教研究

有关道家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稷下道家、战国与汉代黄老道家及《淮南子》之文本诠释、哲学解析、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竹简本、帛书本与传世本《老子》、《文子》研究,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研究等,尤其是关于道家形上学、自然哲学、修养论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深化,成果非常丰富。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道家道教文化研究热以来,有关道教各教派、道教全史及断代史或著名人物的系统研究逐步展开,全真道研究成为道教流派研究的热点。

学者们重点探讨道教教义并予以现代阐释。从学科交叉和实际应用的层面上展开研究,是道教研究的新趋势,例如学者们分别从宇宙论与人生哲学、音乐、医学、科技、养生、气功,或管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学科来发掘道家道教的文化资源。中国道协组织专家进行的令人瞩目的《道藏》点校本重大项目即将完成,这将成为道家道教文化研究和传播的重要里程碑。

5、宋明理学研究

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乃是因为它是儒释道三教长期碰撞、融合而重建的哲学,呈现出了比汉唐时期更高更精致的精神形态与哲学义理,特别是它的形上学、境界论与工夫论。而且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对东亚史与世界史带来深刻的影响。

30年来,学者们对宋学、宋元明学术与理学的关系,宋学与汉学(清学)的关系,宋明理学的范畴、哲学体系、理论特色,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地域、派别、师承谱系和学术流变等都有十分深入的讨论。

关于宋明理学与社会政事、教育师道的关系,理学的民间化及其与书院史、乡约的关系,宋明儒家知识人的政治社会作为,明清之际新哲学的兴起等,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它与佛家、道家、经史文学、科学、商业、社会、政治、法律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及其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

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对元代学术的研究还应加强。

6、现当代新儒学研究

这是30年前没有的领域。学界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和人物及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活跃了关于文化、思想、学术的思考并提出了诸多问题。第一、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自身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的问题。第二、促进了跨文化比较、对话和融合,有助于“文明对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