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的父亲 成思危:婉拒富豪父亲的爱国青年
今天凌晨,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去世。十年前,我曾有幸采访过他,了解了他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成老在面临一个个重大抉择中所显现的智慧和勇气,依然值得现在的年轻人学习。
2006年初,当我联系上成思危表示想采访的意愿后,他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还托秘书传真过来几份他个人的资料,便于我做前期的“案头工作”。身为著名经济学家,成老先生非但没有一点架子,还站在采访者角度为我提供种种便利,真是叫人感动。
2006年初春的一天,我终于来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吉祥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机关办公楼,在秘书的带领下走进了成思危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布置的非常节俭。大约10多个平方,窗台上放着一盆鲜花;一个棕黑色的大书桌上整齐地摆列着好多书报文件,紧靠座椅的后墙角树立着一面国旗;办公桌左边靠墙是一排满满的书柜,沙发后面雪白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他“四多四少”的座右铭——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
我们的交谈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他充满深情地说:“回顾我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到有三个转折点,一是1951年由香港回内地工作,奠定了报国的方向;二是1981年到美国学习工商管管理,开阔了治学的领域,彻底转变了我的专业方向;三是1995年参加民主建国会,踏上了从政的道路。如今,回过头来看,虽然每一次都有一定的风险,但我认为这几项选择都是正确的。”这三次选择如同三颗航标,标出了成思危人生的大方向。
从香港回内地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父亲给他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成思危12岁生日那天,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来的纪念册到位于北平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社,找到正在上班的父亲给他题词。父亲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自强不息”4个大字。“当时,我猛然省悟到,这4个字不仅是他对我的殷切希望,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成思危这么回忆。
1948年,成思危随家人南迁香港,进入爱国名校香岛中学学习。不久,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香岛中学的师生一片欢腾,成思危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并在五星红旗下留影。
1951年,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人生中第一次重大选择。他瞒着父亲,回到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那时候,他刚加入共青团不久,同时又受到了党组织的鼓舞和召唤,新中国热火朝天的新气象对他来说有着无限的吸引力。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1952年,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文革”开始后,由于特殊家庭的背景和经历,让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到了政治旋涡之中,风华正茂的他被发配去当了锅炉工。但是,“自强不息”的性格不但帮助他坚强地挺了过来,而且他还利用于锅炉工的间隙自学了四门外语。
“拒绝”富豪父亲
“文革”结束,不少和他一样曾经怀着报国理想投身新中国的香港青年,由于种种原因,怀揣复杂的情感离开了大陆,而成思危却选择留下。
1981年,成思危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由于是从化工专业转学管理,最初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在3年时间里,他总共发表了十来篇学术论文并赢得了奖学金。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是三个A和一个A 。“我那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夸我:没想到你近50岁的人了,还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成思危的父亲曾经荣登《福布斯》中国台湾富豪榜,自然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而成思危认为,他的事业在大陆。一生不管儿女政治倾向的父亲,尊重了儿子的选择。
回国后,成思危的境况越来越顺,但对学问的追求却没有停止。对此,他实话实说:“像我,说实话,不学习,照样当官。我为何这么辛苦,周末周日还要写东西?我就是不愿懈怠下来。”
他肩上的担子慢慢重了起来,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的一些书面或口头发言,包括《没有研究就没有决策权》、《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决策体制的改革》、《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等,今天读来仍然可以领略到其中的真知灼见。
花甲之年从政
成思危的第三次转折,在花甲之年到来。1995年,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启孟在成思危59岁的时候郑重发出邀请,希望他加入民建。这让身为化工部副部长的成思危犹豫了好长一阵。本来想,退下来后,可以腾出时问写点文章、讲讲课、带带研究生,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了空还可以去世界各地走走转转。而参加民建,肩上的担子就重了。
“人到60岁的时候,你走哪条路?是到此就激流勇退,还是要继续做贡献?”
真正让成思危下定决心的,还是孙启孟的一句话:“作为一名民主党派的代表,你的意见和建议可以直接让中共中央听见,这样不是可以更好地实现你的理想吗?”“从我当初的志向,报效国家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就是可以真正的参政议政了。”于是,成思危欣然接受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
从此,成思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他的名字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成思危奉行的做人的原则,也是他参政议政的真实写照。在他任职内的一系列人大、政协会议上,他和民建每次都提出过一些有分量的提案和建议。就这样,成思危频频出现在各种重大场合并亲眼目睹了许多永载史册大事件。
现在,很多人只要一听到成思危的名字,马上就会联想到风险投资。成思危是我国研究风险投资最早的学者,被公认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1998年3月,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一号提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掀开了中国风险投资大发展的序幕。
对于有些媒体冠以“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谓,成思危表示,“我已经两次公开声明辞谢媒体给我的这顶桂冠。”他说,我愿意做中国风险投资的一个积极的倡导者和促进者,但我不希望给我过高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这样的桂冠。
现如今,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风险投资更是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概念。我想,当年轻的创业者感叹生逢其时的时候,也不应忘记,成思危老人曾经做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