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青长周恩来 罗青长:周恩来临终成功约见的最后一人

周恩来临终的时候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的大意是:“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同时,也最后成功约见了一位相较而言级别并不太高的人。

前者指的是张学良,后面这个人则是罗青长。

罗青长担任过中共中央联络部长助理, 中央调查部部长兼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等职。2014年4月15日去世。

周恩来嘱罗青长:“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

“12月20日:上午,体温三十八度七。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23-724页)。

据罗青长口述,“危在旦夕的周总理提出要见我, 因为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但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无理拒绝。邓小平听到这一消息, 急了。这个时候了, 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我赶到医院时, 总理正陷于昏迷状态。我在外面等着。一直等到中午, 总理苏醒过来, 我在总理病床前坐下。”

按照公开说法,周恩来向罗青长询问台湾的那些老朋友情况怎么样, 蒋经国情况怎么样。在罗青长简单做了汇报之后, 周恩来说, 台湾问题最好是我们的老一代来解决, 国共合作嘛, 我们都亲自经历过的, 不然将来可能夜长梦多。同时他也表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但台湾人民对历史不是很熟悉。

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则另有一番回忆,“12月20日晨5时,总理让我请罗青长来医院,他声音很低,口里重复着罗青长的名字。核准后,我要通了罗青长的专线电话,……我回到病房准备向总理报告已通知到罗青长。但当我靠近病床时,总理已经睡着了,所以只好等他醒来。

我站在床边,一直等到他醒来,他睁开眼便问我:‘通知到罗青长了吗?’这次吐字特别清楚,我说已告诉他本人,总理说:‘他一到就让他马上进来。’……罗青长疾步走近病床,握着总理的手,叫了声‘总理’,就哽咽了,总理示意他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开始与罗青长谈话,总理说话声音很低,但吐字还清楚。

罗青长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难过和激动的感觉一齐涌上心头,同时又有些紧张,他说听不清总理讲什么。

有些话是我把耳朵贴近总理嘴边才能听清,然后再说给罗青长,有的事情我可以懂,有的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是原话照传,我问罗青长:‘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说:‘懂,你就照传吧。’谈话进行近二十分钟,罗青长握着总理的手说:‘请总理放心,台湾方面的工作会继续做,按照总理的交待多做工作,简报的事会更加细心,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总理点点头,说:‘我要休息一会儿了。’罗青长恋恋不舍地走出病房。”(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0-232页)

罗青长则回忆:“听我汇报台湾的有关情况。总理在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的老朋友后一再嘱咐‘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再次陷入昏迷。经医生抢救, 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 他对我歉意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

’接着, 总理吃力地用颤抖的手, 拿出在病榻旁放着的一本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我接过来一看, 只见在该刊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 有一段歪歪斜斜的批语,显然是总理批示时因手的颤抖而留下的笔迹请罗青长、家栋对蔡省三的4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 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 弄清真相, 以便**(两字模糊)。

周恩来, 九月四日, 托, 托, 托,托。”(李立:《周恩来对台湾问题的最后嘱托》,载《两岸关系》2003年第2期,第43-44页。)

不过,这段回忆恐有偏差。

1998 年3月5日周恩来百年诞辰纪念日播出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第8集是《总理与两岸关系》,最后部分说到:1975年9月4 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批示了他一生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份文件。

1975年的两岸背景是蒋介石去世, 蒋经国上台。周恩来对蒋经国不太了解。此时,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了《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新华社《内部参考》连载4期,,病危中的周恩来每期必读。文中, 蔡省三凭着对蒋经国的了解和理解, 判断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 ( 一) 不会出卖台湾, 向外国卖身求荣; ( 二) 不会投降大陆; ( 三)不会把台湾搞乱, 而能有一番作为。

蔡省三在香港发表的这些言论, 引起了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于是才有了1975年9月4日,周恩来请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罗青长、周恩来外事秘书钱嘉东及对蔡省三谈话内容的批示。

罗青长:“总理特意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张镇将军”

为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王朝柱写作电视剧《周恩来在上海》,罗青长出任顾问。在一次交谈中,罗青长说“总理特意嘱咐他不要忘记在台湾的张镇将军。”(周恩来轶事二则,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59-60页)

张镇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 自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师生之谊。八年抗战期间, 周恩来作为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也免不了与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要员、后升任宪兵司令的张镇时相晤面。而张镇为履行其职责, 又必然要对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分外“关照”。抗战胜利之后, 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张镇更是要亲自出面指挥和安排保卫工作。

罗老讲到这里很感慨地说: “那天,周总理刚说完不要忘了张镇做过的这件好事,就被病魔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很快又进人昏迷状态,不得不停止交谈。” (周恩来轶事二则,载《百年潮》1998年第2期,第60页)

其实,1950年2月,张镇已经在台北病故。

对周恩来临终所托贡献如何

对于周恩来所说的“在台老朋友”,罗青长认为其中一人是张学良。他是根据一段往事作出的判断:1960年,周恩来得知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罗青长陪同周恩来出席宴会。周恩来曾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转送一封亲笔信:“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32年后的1992年,罗青长手书“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托人交给张学良。1996年,罗青长委托阎明光再次转交,时居美国的张学良问阎明光:“这是不是周先生说的?”

罗青长对周恩来的遗言理解未免过于片面,他做的重大付诸行动的事情是给张学良捎信,1996年才收到。

这里不妨回顾下当时的两岸现状,借此可以管窥周恩来此语颇有所指。

1960年代初,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希望各位给台湾军政负责人写信。当时,张治中给蒋氏父子写了信, 周恩来在审阅时加了四句话: “倨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 不归何待? ”周恩来在张治中致陈诚的信中提出: “只要台湾归回祖国, 其他一切问题悉尊总裁(蒋介石)与兄(陈诚) 意见妥善处理”。

这次大规模的致信行动,涉及多为在台对大陆友好人士,而身陷幽禁的张学良当然不在此列。

周恩来健在时,有段罗青长参与的轶事显示周没有忘记在台老朋友: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素与中共关系不薄。1949年11月, 他去台湾后, 经常通过香港的朋友吴季玉同大陆家属联系。1961年3月, 他写信给吴季玉, 说今年是他在陕北的原配夫人高仲林的80寿辰,可惜自己不在大陆, 怕她的生日很冷落, 颇为担心。

当时, 章士钊正巧在香港,得知此事后, 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周恩来让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青长给屈武打电话,请他以女婿的名义专程赴西安为于右任的夫人高仲林祝寿, 并叮嘱他绝不能让这件小事使于老先生心中不安。屈武在给于右任写信时, 特别提到了周恩来的关照, 并将周恩来隐称为“濂溪先生”。于右任回信让屈武向“濂溪先生”转达他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