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楚女的事迹 巴山蜀水播火人——萧楚女重庆革命事迹

萧楚女原名秋,字树烈,笔名楚女,1893年出生于湖北省汉阳鹦鹉洲。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和杰出的革命宣传鼓动家。

萧楚女的祖父萧延茂和父亲萧康平都经营木材生意。二十世纪初叶,生意破产,父亲病故,家道中落。萧楚女和四个妹妹只得靠母亲罗氏做缝补刺绣等活计艰难度日。不久,大妹二妹送人做童养媳,十多岁的萧楚女也到汉阳一家茶馆当跑堂的。

他后来还做过报馆的报童、客轮上的杂工、酱园铺里的学徒。萧楚女幼时读过几年私塾,辍学谋生之后,在窘困的环境中仍刻苦自学,读完了中学的各门课程,并广泛涉猎了流行的书报杂志。1911年初,萧楚女参加湖北新军,在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中勇猛杀敌。

11月,清兵向汉阳反扑,他又参加了保卫汉阳的战斗,在奋力协助受伤的炮手开炮时,被炮弹震聋一只耳朵。1912年,萧楚女退伍,考入武昌新民实业学校。毕业后,即从事写作,评论时政。

1915年,被聘为武汉《崇德报》主笔,开始以“楚女”为笔名。“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即在《大汉报》撰文抨击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罪行。1920年,加入恽代英组织的进步团体利群书社,并任《大汉报》编辑,开始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参加了革命团体共存社。该社以“企求阶级斗争”,实现“劳农政治”,“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的目的”为宗旨。1922年夏,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开始,为《中国青年》写稿,1924年上半年,主编《中国青年》,9月,被委派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川特派员。1925年5月,萧楚女奉党中央调遣至上海,协助恽代英领导团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和编辑《中国青年》。

1926年1月调往广州,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同年3月,任全国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10月,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4月15日,广州发生反革命政变时被捕,4月22日英勇就义。

萧楚女从1922年9月到1925年3月,两进夔门,三上渝州,播火种于巴山蜀水之问,竖赤旗于西南重镇重庆,促进了四川地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巩固与发展,为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萧楚女的革命活动,为四川和重庆的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萧楚女第一次入川,是在1922年夏秋之交,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第一次远出播种。当时,恽代英任泸州师范学校代校长兼教务主任,经恽代英介绍,萧楚女前往该校任教。但他到泸州不久,军阀赖心辉所部旅长、川南道尹张英即以奠须有的罪名免除了恽代英的职务并将其拘押。

由于泸州师范师生的强烈反对和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竭力担保,张英才被迫释放了恽代英。恽代英回校后辞去代校长职务,应吴玉章聘请,任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南公学,继续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萧楚女则于1922年9、10月问离开泸州应聘为重庆联合中学的国文教员,开始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

萧楚女入川时,“五四”运动掀起的革命狂飙正在席卷巴蜀大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的群众运动不断高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正在广泛传播。泸州、重庆、成都已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思想非常活跃。萧楚女一来就受到进步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

当时,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割据一方的军阀政客常常凭借权势打击教育界的进步势力。重庆联合中学的校长熊竣(禹治)原是北京大学学生,思想开明,积极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主张学生自治,并参与学校管理,还让学生组织各种团体和参加社会活动。

因此,重庆联中成了“五四”运动以后在重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但军阀刘存勋和川东道尹徐孝刚却将熊竣撤职,同时被撤职的还有巴县中学、川东师范等校的校长。军阀官僚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社会进步人士和教育界的强烈不满。

重庆联中的进步教师王仲和等以去职表示抗议,并发表《去职宣言》,揭露和谴责反动军阀摧残教育事业的罪行,广大学生发起“择师运动”,举行罢课,抵制撤换校长。萧楚女刚到学校便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进步教师一边,毅然署名于《去职宣言》上。

反动当局以萧楚女在重庆联中仅是应聘而尚未授课为由,攻击他无资格列名联中教员,签名是什么“名义不正”,“廉耻不存”,“意在进行赤化宣传”。

萧楚女据理驳斥,并光明磊落地公开宣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为了击退反动当局的反扑,他联合进步教师和学生向社会发表公开信,揭露反动当局迫害进步校长和师生的罪恶行径,争取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军阀政客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竞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悍然开除“择师运动”中的三名学生骨干,企图以此平息学潮。但全校师生仍坚持斗争。为了表示对被开除者的声援,有十五名学生提出退学,一些教师也愤然离校。

由于学潮遍及四川各地,一些县、区被迫离校和被开除的教师与学生大批聚集重庆。为了妥善安置这批失业失学的师生,组织他们继续同旧势力开展斗争,为了“选士育才”,造就改造社会的骨干力量,萧楚女遂与熊竣、陈愚生等向社会募集经费刨办一所有别于一般学校的新型学校——重庆公学,校址选在半边街铁道银行旧址。

这所学校实行民主管理,设行政委员会作为全校管理机构,讨论和议决办学的方针大计。萧楚女是行政委员会委员并主管会计股。

课程设置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和尊重青年的个性为原则,除开设数、理、化、国文和外文等必修课外,还开设了心理学、伦理学、人生哲学、经济学以及应用化学、打字、珠算、簿记、家庭常识、工业常识、地质学等选修课。萧楚女主张低年级应以打基础为主,不宜分散精力去学选修课。校行政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这所学校注重以进步政治观点教育学生,既要求学生学好功课,还发动学生参加社会活动。

重庆公学是由教育界进步人士所创办的,所收学生亦多是当时学潮中被反动当局开除的骨干分子,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倾向。所以在筹建过程中受到军阀官僚的重重阻挠,川东道尹徐孝刚是一贯依附北洋军阀政府的川军将领,他不准许重庆公学立案。

但学校仍于11月2 7日开学行课,学生有一百五十多人。任课教师不领薪金、实行义务教学。萧楚女教授国文和地理两门课程。他的国文课除以李大钊的《今》为教材外,还讲授杨贤江的《中国青年之敌》。

通过国文教学,他引导学生向腐朽的旧思想旧道德挑战。萧楚女还利用星期天和学生到僻静的郊外,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知识,使不少学生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为了争取重庆公学的合法地位,萧楚女草拟了向川东道尹公署申请立案的呈文,并代表学校书写呈报四川省长公署的公函,但均未获批准。

川东道尹公署竟蛮横地下达了解散重庆公学的命令,重庆警察厅还准备派兵查封。在这种险恶环境下,萧楚女愤然将军阀官僚们的反动命令,作为反面教材上了“最后一课”。他在课堂上剖析了“命令”的反动实质,激励学生深入农村,到民间去,开拓新的道路。

仅行课二十多天的重庆公学,就这样被封建军阀及其走狗们扼杀在襁褓之中。1923年春,萧楚女离渝去了万县。

萧楚女到万县后,在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他到校后,首先进行国文课的教学改革。他自编国文讲义,把鲁迅的《药》、《孔乙己》等小说,《新青年》上的文章和具有强烈人民性的古典诗文列为教材,通过分析课文,对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封建军阀残酷统治之下祖国濒临灭亡的严酷现实。

他以《我这支笔》这类富有启发性的作文题,诱导学生联系现实抒发自己振兴中华之志和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之情。

课余,他鼓励学生成立读书会,广泛阅读新书报,特别是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此外,还指导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为了批判国家主义和读书救国,教育救国之类的改良主义思想,萧楚女常在集会上发表讲演,并通过读书会和办墙报,组织学生口诛笔伐。

1923年夏,恽代英自成都赴上海途经万县时,萧楚女特意邀请他向万县四师学生发表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讲演,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萧楚女在万县四师的时间不长,却以严以律己的态度影响师生改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旧习气。

吃饭时,自己添饭,谢绝校工从旁伺候;自己动手打扫寝室,不由校工代劳,衣服也自己洗。他还提议对校工不称“杂役”而叫“工友”,因为“工人、农民都是我们的朋友。”经过萧楚女的言传身教,学校风气逐渐转变。

在半年的教学工作和各项实际斗争中,萧楚女发现并培养了一批学生骨干,并将其中政治觉悟高的吴毅、朱亚凡和吴逸僧等吸收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建立了团在万县地区的组织。

萧楚女在万县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当地封建势力和国家主义分子的忌恨和排挤,他遂于1923年6月再次来重庆,任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和《新蜀报》主笔。萧楚女一面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一面为报社做编辑工作,《新蜀报》的社论和时评,大都出自他的手笔。

萧楚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斗争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积极反映工农和市民的疾苦。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文字流畅,深入浅出,生动感人,不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十分倾慕,广大商人、市民、店员、学徒也喜欢阅读,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

“五四”运动后,四川的广大群众连续数年坚持抵制日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高涨。萧楚女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便在《新蜀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仅仅是检查和抵制仇货还不是从根本上打倒帝国主义,只有联合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人民起来革命,这才是根本。

他还撰写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等文章,揭露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罪行。

923年春,割据川西平原的军阀刘存勋与邓锡侯等在成都附近发生混战,杨森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由湖北打回川东,全川动荡,粮食缺乏,人心浮动。四川夹江人唐焕章,妖言惑众,自称是“六教之主”,胡诌什么孔子“在陈绝粮”是实行“辟谷”,庄子“道在屎橛”是指引凡人入道之法门。

公然把人粪称作“草还丹”,蛊惑群众说,吃了这种“灵丹妙药,即可免除饥饿,延年益寿。”他窜到重庆后,在南岸设坛传教,造谣说当年“8月15日要天崩地裂,有天兵天将下凡,四处杀人。

如欲免遭劫难,是日须潜伏在家,不得妄动。”重庆《民苏报》竞替歹徒张目,大肆为“吃屎教”宣传,霎时间,弄得人心惶惶,竟相争购“锅盔”(即烙饼)以避灾。不法商人则趁机垄断粮食,抬高粮价以牟利,造成社会秩序混乱。

针对这种情况,萧楚女与报社同人商议,决定开辟“社会黑幕”专栏,宣传科学知识,揭露“吃屎教”之荒诞不稽。歹徒唐焕窜竞以捣毁报社,刺杀编辑相威胁。萧楚女与报社同人“屹不为动”并于中秋节那天,出一特刊,题为《请看吃屎教所说的今天》。

以事实戳穿唐焕章骗人的鬼把戏。这一天天气晴朗,一切正常,广大群众始知受人愚弄,异常愤慨,纷纷要求取缔“吃屎教”。重庆警察署遂将歹徒唐焕章驱逐出境,并逮捕了副主教苏伯平。从此萧楚女在新闻界和市民心目中的威望日益提高。

为了引导青年走向革命,萧楚女在《新蜀报》上开辟了“社会青年问答”专栏,专门解答青年们提出的有关读书、就业、婚姻、家庭等切身问题,诱导青年透过各种社会现象,认清所处的时代环境,为迷失方向的青年指出光明的前途,深为青年称赞,他们推崇萧楚女是最好的、难得的“开路先锋”。

1924年,萧楚女离渝回到汉阳,探望重病中的母亲。

萧楚女到家后不久,母亲病逝。1924年5月中旬,他去上海协助恽代英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同年8月,萧楚女被派再度入川,第三次来到重庆,仍在《新蜀报》当主笔和重庆二女师任教。这次,他担负着党团组织赋予的重要使命,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四川地区组织的整顿工作并负责筹建党在四川地区的统一领导机构。9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任他为驻川特派员,授予他“调阅文件、教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

随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四川地区的情况与萧楚女初次来川时已大不相同。到1924年秋天,不仅重庆、成都两个地方的团组织已有发展,在重庆的团员即有四十多人;团的组织和团员还分布于泸州、万县、内江、南充、宜宾等地。

杨闇公和吴玉章等于1924年1月在成都创建的中国Y·C团(即中国青年共产团),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组织密切合作,积极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并组织了大规模的工、农、学生的群众运动。

中国Y·C团还派遣杨阁公去上海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接头,回重庆后,与团的重庆地方组织取得了密切联系,不久,即负责团的组织工作。这个时期,在成都建立了直属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党的成都独立小组。

但是,总的来说,四川地区党团组织尚属幼稚。成都独立小组负责人王右木在1924年春遇害后,党的组织即缺乏有力的领导,团的重庆地方组织也处于缺人主持和组织极不健全的状况,而且还发生了重庆、成都、泸州兰个地方团组织,擅自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缔约的严重违犯组织纪律的事情。为此,团中央才决定通知三地团组织停止缔约活动,并将四

川各地团组织一律解散,把重新建立四川团组织的任务交给萧楚女。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存在着不少困难。萧楚女曾致信团中央,要求“收回成命”。但团中央坚持原决定,萧楚女便努力完成组织上交予的任务。

整顿团的组织工作的最大障碍是遭到团的重庆地方组织负责人唐伯焜、杨砺坚等人的抵制。唐伯焜是留日学生,1922年2月,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夏到渝,是团的重庆地方组织的主要筹建者之一。此人政治素质很差,把在团内的任职看成是“必我终身任事之势”。

他采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在团内煽动宗派情绪,对萧楚女大肆攻击。团内的优秀骨干如童庸生等人,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对萧楚女在1923年4月应聘为四川军阀杨森的秘书和6月任《新蜀报》主笔提出责难,认为在群众中造成了把杨森的部队看作是革命部队和把《新蜀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报刊的印象。

他们为此向团中央写信,主张萧楚女来重庆只能在二女师和治平中学等校教书。其实,萧楚女在杨森部队当秘书,不过是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作工作,本无可指责;至于到《新蜀报》工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却是十分有利的。

由于唐伯焜的煽惑,不仅加深了童庸生对萧楚女的误解,甚至使杨闇公亦对萧楚女表示强烈不满,以为,萧楚女是在搞“权利事业”,“排斥异己”,“意图破坏本团”。这就把团内情况搞得十分复杂。

萧楚女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置个人毁誉于不顾,他坚持原则,忍辱负重,冷静沉着,深入细致地进行团的改组工作。唐伯焜除对萧楚女造谣中伤之外,还采取恶劣手段把持团的印章和机密文件,萧楚女一方面向团中央汇报情况;一面在团的会议上对唐伯烷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同时耐心细致地争取广大团员,使大家识破唐伯焜的面目,逐步完成改组任务。

9月下旬,团重庆地委改组,撤换了唐伯焜,由罗世文任书记,杨闇公任组织。

到1925年1月,团重庆地委改由童庸生任书记,杨阖公任组织,罗世文负责学生部工作,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团组织的整顿工作。在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过程中,萧楚女不是采取简单的组织手段,一开始就宣布团中央对他的委任,并以此树立自己的威望,而是在唐伯焜已被撤换,改组团的工作的障碍已基本消除之后,才于11月下旬使团地委了解团中央委任他为驻重庆特派员一事。

经过他的艰苦努力和对唐伯焜等人的原则斗争,在统一团内思想的基础上,清除了投机分子,巩固了团的组织,同时也逐渐消除了同志间的误解。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推向高潮,单靠处于秘密状态的团组织是不够的。还必须以青年团为核心。建立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为此,在萧楚女指导下,由青年团重庆地委联合十三个群众团体,于1924年9月21日发起筹建重庆反帝国主义同盟,发表宣言,呼吁“联合海内全体青年,一切团体,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所得以凭借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争取“获得民族自决”。

9月28日,重庆反帝国主义联盟正式成立。接着,萧楚女又同杨闇公、童庸生发起成立了以研究社会科学为宗旨的团的外围组织——四川平民学社。总社设在重庆,在许多县均设有分社。他们通过这个几乎遍及全川的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

萧楚女曾亲自到平民学社组织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介绍马克思的生平事迹,讲解关于剩余价值的原理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平民学社出版了机关刊物《爝光》,萧楚女在上面曾发表了《为应急的公民和学生家属》、《美帝国主义戕杀福州学生》和《理想的灭落》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文章。

924年11月19日,发生了日本商船德阳丸私运劣币到重庆,企图扰乱金融市场,并将上船搜查的重庆军警督察处谍查员殴伤和抛入江中的事件。萧楚女当即在《新蜀报》发表专论,揭露事实真象。他还与杨闇公一道研究对策,决定发动各团体成立“德阳丸案重庆外交后援会”。

11月27日,后援会正式成立,有四十多个团体参加。萧楚女和杨闇公均在会上发表了具有鼓动性的演说,“群情愤怒,不可遏止”。12月13日,重庆各界群众七千余人举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暴行大会,萧楚女代表《新蜀报》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军阀官僚妥协媚外的罪行,深受群众欢迎。

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到军阀政府请愿,杨闇公被推为请愿的总代表。队伍行进到省长公署时,衙门里的大小官僚们皆溜之大吉。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在萧楚女、杨闇公领导之下,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迫使日本调回了驻渝领事,军阀政府亦撤换了渎职媚外的海关监督。经过斗争,重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使得“死气沉沉的渝中,因此顿现生气”,群众“精神因之大振”。

“德阳丸”案结束后,党所发动的全国规模的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已经兴起,萧楚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与杨闇公等一起,领导了重庆地区的国民会议运动。

这一运动是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展开的。萧楚女和杨闇公十分重视做好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坚持以共产党为核心并排除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当国民党中央党部派赴四川负责推动运动的朱叔痴到达重庆后,萧楚女和杨闇公既对其右倾思想进行严肃批评,又对其工作给予真诚的帮助。

此外,萧楚女和杨闇公特别着重于深入动员群众,他们发动共青团员和四川平民学社的骨干,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子1925年1月18日正式成立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杨闇公等被选为负责人。

为了克服朱叔痴等国民党人的动摇畏缩情绪和揭穿右派对段祺瑞的所谓“善后会议”所持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萧楚女在2月4日召开的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干事会上,发言指出“善后会议”不过是一个抵制国民会议,破坏国民革命的骗局。

他要求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对此“发出宣言,表明态度,以释群疑”。这使国民党右派陷于被动,使左派更加坚定,并争取了中间派。萧楚女还亲自布置了选举出席“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綦江县选出了危直士等四名代表,加上重庆选出的童庸生等六名代表,一共十人组成了四川代表团。

他鼓励危直士等人说:到北京去出席会议,“既是参加斗争,又是去受教育”。

代表们出发时,萧楚女在《新蜀报》上发表文章,借用燕太子丹送别荆柯刺秦王的典故说:你们此去,斗争激烈,我是以白衣自棺相送。鼓励代表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义无反顾的斗争。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期间,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幸逝世。萧楚女与杨阉公决定通过开展大规模的悼念孙中山的活动,扩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这一工作的广泛深入的开展,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更加深入人心。

经过近两年来一系列群众革命斗争的锻炼,涌现出一批革命骨干。共青团的组织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萧楚女和杨闇公、童庸生等同志之间,不仅消除了误解,而且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时,重庆已建立了党的组织,杨闇公是党组织的负责人。萧楚女将自己发展的党员和团员危直士、郝谦等的组织关系交给了杨闇公。这就为建立四川地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奠定了基础。

萧楚女担任《新蜀报》的主笔后,《新蜀报》不仅成了一个宣传新文化的阵地,而且也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他几乎每天都要为报纸写一篇社论或时评,大约写了一百万字。他的文章在广大工人、学生、市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间是脍炙人口的,而军阀官僚洋奴买办和封建余孽却视为洪水猛兽。

他常常遭到反动当局的压制、威吓和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萧楚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的气概,蔑视军阀的横暴,指斥群小的谬论。反动势力猖獗时曾蛮横地下令禁止萧楚女写文章并要报社将他辞退。

但,市民发现《新蜀报》上没有萧楚女的文章时便纷纷说:“没有萧先生的文章,我们不订报了”,三天之内,报纸销量大减。后来报社又把萧楚女请回来,报上又有萧楚女的文章了,订户较前更为增加。由于有群众的支持,军阀对他无可奈何,一些御用报纸和文人的

反动文章总是被萧楚女驳得体无完肤,不敢正面论战,只有对他进行无聊的人身攻击,甚至于在笔名上大做文章。当文章署名为“楚女”时,有的无聊文人就在自己攻击文章上署名“齐男";萧楚女用“野马”署名时,他们就署名为“钢鞭”。甚至有人造谣说,萧楚女之所以用楚女为名,是对二女师的女学生有“野心”。有一次,萧楚女把进行这种人身攻击的《合力周报》主笔刘蔚芊请来。萧楚女说:“刘蔚芋,你如此攻击我,你

作为一个报社的主笔,知道我这个名字的来历吗?”接着,他就念了《离骚》中的两句诗:“忽反顾次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并解释说:“朱熹《楚词集注》中讲,‘女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鄙人是湖北人,参加辛亥革命后,看到很多人后来变坏了,投降了,我读《离骚》时深有感触,当时以为楚地无可为之人,便依屈原的这两旬诗,取了‘楚女’的名字,愿以有为者自励,有何不可?”这一席话把刘蔚芊说得哑口无言。

最后,萧楚女又责问刘蔚芋,你身为报社编辑,怎么连《离骚》上的这些诗句都不知道。

1925年春,萧楚女已准备出川,加之军阀王陵基准备加害于他,他便于3月间离开重庆,到了上海,又投入了大革命的洪流。行前他曾对一位党员说:四川的工作好象刚播下了种子,还要管理,好使种子发芽、开花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