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姚文元 朱永嘉:文革前夕的姚文元

毛泽东在1967年谈到批《海瑞罢官》一事时说过,江青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姚文元的这个班子指的就是我们市委写作班历史组。江青为批《海瑞罢官》是1965年2月来上海的。在这之前,1964年10月江青在北京先找李希凡写批判文章。

李希凡是搞文艺评论的,他把批《海瑞罢官》理解为写一篇纯粹的学术文章,与吴晗讨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还认为要把《海瑞罢官》与1962年的单干风联系起来很难,因为两者扯不到一起。11月间,江青为批判周扬的文艺思想又找过李希凡,但李希凡认为周扬是自己的上级领导,水平比自己高,所以也没有按江青的要求去做。

这些事都是李希凡自己告诉胡锡涛,我是从胡锡涛那里知道的。胡锡涛原是复旦中文系的教师,后调华东局内刊编辑部。“文革”期间李希凡到上海来,当时我问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事,他没讲。江青找李希凡没能达到目的,就到上海来找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然后通过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将任务交给了姚文元。

那么江青为什么会先后找李希凡、姚文元这两个人呢?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北李南姚”之称了。他们两人都是毛泽东一手培养的党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尖兵”。在学术上,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有其积极意义,可以推动学术的发展,但在政治上,小人物则往往成了工具。

以小人物牵制大人物,“以小制大”历来是帝王驾驭权臣的一种手段。对毛泽东来说,使用小人物还有其方便的地方,他可以进退有据。有了差错,可以说他们年青,有片面性;问题严重时,随时可以弃之一旁。

而这些“小人物”又尽心尽力、感恩戴德地效忠于他,他们很难有独立的人格,这一点也正是“小人物”最可悲的地方。而小人物有了毛泽东的支持,也会以势压人。
    

朱永嘉:我了解的姚文元

姚文元是毛泽东在上海看中的“小人物”。姚文元出生于1931年12月,与我同年,1948年在读中学时参加了地下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崔震。上海解放后,崔震在蓬莱区委工作,做组织员。那时我是这个区清心中学的党支部书记(我是在高二时参加地下党的),崔震负责联系我的工作,是我的顶头上司。

不过在“文革”时,我与姚文元都不知道我们之间还有这么一层关联。姚文元解放初在卢湾区团委任宣传干事,业余写一点文艺评论。

1957年2月6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的文章,对姚雪垠关于文艺创作的看法提出商榷,这也是小人物向大人物挑战。姚雪垠是毛泽东关注的作家,所以姚文元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但姚文元真正起家的文章是“反右”运动中6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这篇文章将《文汇报》的版面与其他报纸作对比,批判《文汇报》的办报方向不对。毛泽东让《人民日报》在6月14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于是姚文元一下子成了“反右”英雄。姚文元这篇文章的着眼点是政治批判,与他以前的文艺评论是不一样的。作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尖兵,这是毛泽东为姚文元所确定的角色,姚也自觉地进入这样的角色,并主动地在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为主人去寻找猎物,成了政治上的“撬棒”。

由于他不是这些领域的行家,他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批评便不可能那么准确,所以人们会称他为“棍子”,成为一手拿框子,一手拿棍子,到处挑刺整人的人。但他乐于做这样的“棍子”,因为他是从正面去理解这个角色的,而且有党组织的需要,有市委在背后支持。

江青先找李希凡,没有弄成,再找姚文元,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两人起家的路子不一样,姚文元是靠政治批判起家的,他的政治敏感性高于李希凡,李希凡则是靠学术起家的。所以,在批判《海瑞罢官》时姚文元跟上了,李希凡就跟不上,也因为这样,两个人后来的命运也不一样。

就为人和品行而言,姚文元很像历史上的酷吏,如汉武帝时的张汤、杜周。张汤处理案子时都是对照《春秋》经文来办理的,按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从意识形态出发判案,而杜周处理案子则完全根据皇帝的意旨。

但张汤被逼自杀后,家中除皇帝赏赐外并无其他财产。姚文元写文章也完全是按上面的意图,自觉地去作好“尖兵”的角色。姚文元作为毛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善于深文周纳的刀笔吏,为受过他伤害的文化人所痛恨。

然而,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角色与日常生活中的他还是有区别的。他在生活上可说非常简朴,平时穿着很随便,吃饭时拿个饭碗就到食堂去了。1967年1月4日,他已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到武康路我们办公的地方来见他的妻子金英,正好是吃饭时间,他拿起饭碗就吃起来了。

他对我们写作组成员的态度也始终没变过,并没有升到中央后就盛气凌人了。我与他前后相处十年,见面时始终非常正经而严肃,没有一句玩笑话,除了公事以外,从未谈过一件私事。姚文元与张春桥还是有差异的。张比姚更有心机,姚比较单纯些,书生气重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