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谈张春桥 亲历者谈张春桥受审:他为什么一言不发?
1976年10月6日,随着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在中国大地肆虐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随着拨乱反正进程的不断深入,人民对造成十年浩劫的罪魁祸首进行审判的呼声越来越高。1980年9月,中央决定设立特别法庭,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张春桥,就是这一次被推上审判台的。
两个武装叛乱的秘密指挥点
对张春桥的罪行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他参与谋划上海武装叛乱。确定王洪文、张春桥是否指示、组织上海民兵实施武装叛乱,不仅是关系到“四人帮”能否被确定为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因为当时国内各界和国际各种政治力量的瞩目,指控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此其证据性、可信性、确凿性也就显得尤其重要。可特别法庭在对张春桥审判时,遇到了难题。
张春桥被带上法庭的时候,步子迈得很慢,他面容憔悴,头微微歪向一边,不看任何人,有气无力地坐在被告席上。
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与“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不一样,他知道自己罪恶深重,于是就来了一个冷水泡猪——死不来气,看你们法庭能把我怎么样。
1980年12月13日上午10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始对张春桥进行庭审,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王战平、曹理周和我担任主审审判员。
对“四人帮”妄图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一案,在秦城监狱进行预审的时候,公安部的办案人员就与态度顽固的张春桥进行过面对面的交锋。当时,张春桥也是一言不发,于是预审组便让王洪文出面作证,当王洪文一一揭发出张春桥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行时,张春桥面对着这位当年手下得力的“武将”,眼里闪现出惊异之光,他虽然仍不作声,但其内心所受到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
接着,预审组又让张春桥当年在上海的“文将”徐景贤作证。除了用这“文武二将”之外,对张春桥的庭审一共使用了5名证人、7次当场作证。
王战平问:“被告人张春桥,1976年9月21日,你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他向你俩汇报了些什么问题?你听了汇报以后,向徐景贤作了些什么所谓指示?”
张春桥不语。
作为法官,我们必须让他在事实面前低下头去。
我宣读了马天水证词:“在一天上午学习结束时,徐景贤对我和王秀珍说过,我们8月初和丁盛(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情况给张春桥也谈过了。张春桥说,丁盛表现很好。并说军队里像这样的干部很少。也要我们注意团结更多的人。就是要我们把更多的人拉到‘四人帮’这方面来。”
曹理周接着宣读原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秀珍1976年11月15日的证词:“徐景贤9月21日去北京回来,徐景贤对马(天水)称说:‘我见到春桥时,向他汇报了丁盛与我们谈话的情况。又把我们给民兵发枪的问题向他汇报了,春桥听了直点头,赞成和支持我们这么做。张(春桥)还说,丁盛的处境需要我们支持,我们要团结和支持丁盛。’”
我接着再次向法庭宣读马天水1977年7月27日的证词:“1976年6月27日,民兵指挥部送来一份发枪的报告,7月3日我就批复同意发下去……到8月10日我要民兵指挥部汇报时,他们提出发枪的报告还未批下去,我才知道(这事)被办公室压下来(了),当时我把办公室的有关同志找来大批了一顿,立刻批了‘立即发’3个字。
我为什么这样急于发枪,当时正是毛主席病重时期……担心发生内战,要赶快加强民兵这支力量……同时这和8月10日以前,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和丁盛的谈话也有关系。
谈话中丁盛也谈了打内战的问题,让我们做好准备。……徐景贤1976年9月21日去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我们和丁盛谈话的情况,徐回来后,向我和王秀珍作了传达。”
我念完后,王战平接着问:“被告人,马天水、王秀珍的证词你听清楚了吗?”
张春桥仍不语。
面对着张春桥如此态度,审判员王战平代表法庭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张春桥,我告诉你,我们法庭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办事的,我们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你讲话我们可以定罪,你不讲话我们也可以定罪,因为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我们对你的案子不仅有大量的书证,还有人证。现在传徐景贤到庭。”
徐景贤被带到了证人席上。
王战平对徐景贤说:“现在,你就1976年9月21日在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丁盛到上海密谈,上海突击发枪的问题和张春桥对你的所谓指示,以及你们是怎样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情况,如实地向法庭讲清楚。”
在威严的法庭面前,徐景贤这时完全顾不了自己昔日的主子了,他连看也不看张春桥一眼,说:“我在上海担任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6年9月21日,我借着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卫生部召开的一个会议的机会,特意去看了张春桥。
我当面向他汇报了几个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1976年8月份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找马天水、我和王秀珍密谈的情况,我对张春桥说,丁盛讲六十军靠不住,这个军的领导全是许世友的人,他指挥不动,现在这个军的位置正好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威胁很大,丁盛叫我们有所准备。
我还向张春桥汇报说,马天水已经向上海民兵增发了枪支。在我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张春桥听得很仔细,谈话结束的时候,张春桥叮嘱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我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把向张春桥汇报的情况及张春桥的指示向马天水和王秀珍作了传达。后来我又告诉了朱永嘉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