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评价 历史评论:杨度害了袁世凯吗?
1916年6月6日上午10点,袁世凯病逝。他留给那个崩裂的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不止一个版本,最流行的说法,当是那句“他害了我”。至于“他”是谁,更是众说纷纭。一说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一说则是杨度。
杨度害了袁世凯么?抑或换一种问法:袁世凯复辟帝制,身败名裂,杨度该承担多少责任?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杨度与袁世凯的交谊说起。
1908年4月20日,杨度仕清,“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从通缉犯到官员的转型,有赖于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称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是二人交谊之始,袁世凯可谓杨度的伯乐。此后,杨度在北京宣传宪政、呼吁开国会,深得袁世凯支持。不过,彼时杨度只是袁世凯所网罗、延揽的人才之一,尚未进入袁氏夹袋,他们的关系谈不上多么亲近。
1909年1月2日,清廷下旨,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除去一应官职,令其回籍养病。得势则门庭若市,失势则门可罗雀,一贵一贱,交情乃见。1月5日,袁世凯黯然辞京,前往车站送行者寥寥无几,严修便是其一,据其日记,送行者中,出现了杨度的身影。
据陈灨一《新语林》,袁世凯与严修、杨度之间还有一段对话。袁世凯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修答:“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度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样的姿态和言辞,不由袁世凯不感念万分。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云,摄政王载沣本来已动杀心,欲以“揽权跋扈,植党营私”为名,直接除掉袁世凯这颗眼中钉,他拟了一道严旨,请杨度“酌改”,杨度不从,称新君初立,不宜杀戮,何况袁世凯谋逆,未有实迹。
被摄政王斥退之后,杨度赶紧通报袁世凯,建议他运动庆亲王奕劻、张之洞、鹿传霖等军机大臣为之转圜。对于这则史料的真实性,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按照清朝的政治规矩,圣旨之“酌改”,该从军机处找人,当时杨度供职于宪政编查馆,既非领导,而且不受重用,“酌改”这等要事,哪里轮得到他呢。
当然,哪怕没有这一节,却不妨碍我们推论:杨度与袁世凯关系之升温,恰在1909年初,车站送别,使杨度得到了袁世凯的深度信任。这一伏笔,于两年之后发酵:当杨度听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即刻从北京南下,直奔彰德洹上村,拜会在此隐居的袁世凯,为其出谋划策,自此成为袁世凯的幕僚和心腹。
问题正出在这里。就二者的关系而论,许多人都以为,杨度乃袁世凯的军师甚至帝王师,他的名作《君宪救国论》,直接促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惩办帝制祸首,列出八名要犯,杨度排名第一,堪称祸首之首,这可视为他为帝制卖命的有力佐证。基于此,“他害了我”之“他”,在后世的揣测之中,直指杨度。
对此,我们至少需要分辩三点。首先,杨度的确是袁世凯的幕僚和心腹,然而,袁世凯的幕僚和心腹,却不独杨度一人。当年袁世凯手下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之说,纵使是闲人的杜撰,足见袁府人才之盛。这其中,单论文士,徐世昌、赵秉钧(此人文武双全)、杨士琦、梁士诒、张一麐,甚至还可以加上阮忠枢,与袁世凯的亲信度,以及袁世凯对他们的倚重,都在杨度之上。
若把幕僚排队,杨度尚在外围。他欲向袁世凯施加影响,有时还得借重他的师兄、曾担任总统府内史的夏寿田。
进一步讲,即便杨度是袁世凯最亲信的幕僚,袁世凯便对他言听计从么?须知袁世凯为人,果于自信,极具主见,从不轻易受人左右。拿袁世凯复辟帝制来说,其时赵秉钧已经去世,梁士诒、张一麐皆表反对,徐世昌建议缓缓图之,论分量,这些人的话显然都重于杨度,却因不合袁世凯心意,统统被抛诸脑后。
反过来讲,袁世凯称帝,不是因为采纳了杨度的意见,而是因为他本来便作如是想,假如他不愿称帝,哪怕杨度再写一百篇《君宪救国论》,都将归于徒劳。
故而陶菊隐说:“若以行为而论,筹安会自为祸乱之媒,是奉袁的命令以行之,袁早有帝制自为之心,并非由杨把一颗做皇帝的心,勉强装在袁的心腔内,则杨之罪亦止于‘逢君之恶’耳!”就此而言,《君宪救国论》的效用,恐怕连推波助澜都算不上,而是与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一道,沦为袁世凯试探舆论的工具。
袁世凯之自负,在复辟帝制失败之后,表现为一种担当。他请张一麐起草撤销帝制的告令,张一麐安慰他,称“此事为小人蒙蔽”。他则道:“此是予自己不好,不能咎人。”待张一麐起草完毕,交他审阅,他将谴责帝制派的语句统统删去:“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后来他还对张一麐说:“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由此种种,可知袁世凯并未诿过于人,“犹是英雄气概也”。
这便令我怀疑,袁世凯死前到底有没有说过“他害了我”,因为这句话,与袁世凯三番五次强调的“不能咎人”“不必怨人”严重不符。相形之下,另一版本也许更加可信。袁世凯临终之时,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守在身边,徐世昌问:“总统还有什么交代吗?”袁世凯费力吐出两个字:“约法。”(陈志让《袁世凯传》将此翻译为“立宪”,更为传神)堪为注脚的是,张一麐在袁世凯案头发现了一副对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