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中国文化精神 重提张岱年的中华文化精神观

源远流长的古老中华文明,正焕发出现代化的青春气息,从理论思维的高度重塑、重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恰逢其时。张岱年先生从1930年代开始,就呼吁“中国精神”及其现代创新。1980年代,张先生更深入地探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他指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延续发展,虽然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发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必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

中国文化长期延续发展,虽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而仍能自我更新,继续前进。这发展更新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前赴后继衰而复兴的历史足迹,充分验证了这个观点。

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是:“刚健有为;贵和执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用《易经》中的两句话来说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将其进一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我认为,这八个字形象地表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并作为文化深层基因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血液中。

中国文化精神乃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在张岱年先生和程宜山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化精神》一书中,他们详细剖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底蕴和思想来源。“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和以和为贵的整体和谐思想,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两大哲学基石;而源起于炎黄传说、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统一发展的“正德(提高品德)、利用(改进技术)、厚生(丰足生活)”三事并重,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无疑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早的思想源头。

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其他国家的民族精神相比,既有普遍共性的方面,又有个性特殊的一面。张先生从文化形态到哲学基础,生动具体阐明了这种异同,主要在于以下三点:一是“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二是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责任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三是“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中国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的教化“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西方文化则比较偏重于讲究竞争、讲究斗争。

中国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不同点,表现在当代民族历史与全球历史、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的发展趋势中,则可见中华文化体现的是共同发展的宽容与和谐精神。

今天重提中国文化精神,应该特别注意张岱年先生一直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不仅要充分肯定个人主体性、个人独立人格的必要性,而且更应强调保持中华民族主体性、保持独立国格的极端必要性。或许可以说,西方个人主体性理论,是个人本位的人权学说的哲学基础,而张岱年先生则意在探索一种超越西方的东方人权理论的哲学基础,即:把个人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这一点无疑更有意义:既要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又要弘扬发展的开放性。

保持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就是保持民族的独立地位;弘扬民族精神的开放性,就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认真学习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特别是现代化国家创造的当代文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可以说,强调民族主体性的中华文化精神,是我们新时代的思想长城。其实,中国文化精神就是中国民族精神。它是我们民族的生存之根,是民族心理的核心观念,是民族理想的价值导向,更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综合创新是张岱年先生的重要思想。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综合创新的过程。中国文化精神首先植根于中国母体文化,植根于其中刚健的、有生命力的成分;近代以来又吸收了西方现代化的文明成果,以及当代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文化创新不可或缺。中国文化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