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在现今时代,做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是具有爱国意识,而爱国意识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必须感到祖国的可爱,才能具有爱国意识。而要感到祖国的可爱,又必须对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正确的理解。中国文化,从传说中的羲、农、黄帝以来,延续发展了四五千年,在15世纪以前一直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

15世纪,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促进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于是西方文化突飞猛进,中国落后了。19世纪40年代之后,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凌辱,中国的志士仁人、广大群众、奋起抗争,努力寻求救国的道路,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确定的胜利,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了!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延续发展,虽然经一度落后,但又奋发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内存的思想基础。中国文化长期延续发展,虽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而仍能自我更新、继续前进。这发展更新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何谓精神?精神即是思维运动发展的的内在动力。中国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在历史上起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文化的基本精神。当然,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思想意识在一定条件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文化的基本精神必须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广泛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民所接受领会,对于广大人民起了熏陶作用。二是具有进步、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必须具有这两方面的表现,可以称为文化的基本精神。

我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的主要内涵有四项基本观念,即是(1)天人合一;(2)以人为本;(3)刚健有为;(4)以和为贵。以下试依次加以诠释。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人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亦即认为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的关系,而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所谓指对立的统一,即两方面相互依存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在春秋时即已有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郑大夫子太叔述子产之言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又记子太叔之言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这是认为是天地地义,即自然界的必然准则,“天经”与“民行”是统一的。

应注意,这里天是对地而言,天地相连并称,显然是指自然之天。子产将天经地义与民则统一起来,但也重视天与人的区别,他曾断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当时占星术利用所谓天道传播迷信,讲天象与人事祸福的联系,子产是予以否定的。

孟子将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人性是天赋的,所以知性便能知天。

但孟子没有做出明确的论证。《周易大传》提出“裁成辅相“之说,《象传》云:“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系辞》云:“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遣。”《文言》提出“与天地合德”的思想:“夫大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所谓先天指为天之前导,后天即从天而动。与天地合德即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调谐。

汉代董仲舒讲天人合一,宣扬“天副人数”,陷于牵强附会。宋代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四字成语,在所著《西铭》中以形象语言宣示天人合人的原则。《西铭》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所谓天地之塞指气,所谓天地之帅指气之本性,就是说:“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人与万物都是气构成的,气的本性是人与万物有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

这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办的统一。但张载也承认天与人的区别,他在《易说》中讲:“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者,此直谓天也,天则无心,……圣人所以有忧者,圣人之仁也。不可以忧言者天也。”天是没有思虑的,圣人则不能无忧,这是天人之别。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而又有统一的关系,人是自然所产生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这“天人合一”的观念与西方所谓“克服自然”、“战胜自然”有很大区别。

在历史上,中西不同的观点各有短长,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改造自然的辉煌成绩,但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时至今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统一,确实是必要的了。

二、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相对于宗教家以神为本而言的,可以称为人本思想。孔子虽然承认天命,而怀疑鬼神。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认为人生最终要的是提高道德觉悟,而不必求助于鬼神。孔子更认为应重视生的问题,而不必考虑死后问题。

《论语》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孔子更不赞成祈祷,《论语》载:“子疾病,子路请祷。

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述而》)孔子对鬼神采取存疑的态度,既不否定,亦不肯定,但认为应该努力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必向鬼神祈祷。孔子这种思想观点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

这以人为本的思想,后汉思想家仲长统讲得最为鲜明。仲长统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所取于天道者,谓四时之宜也;所一于人事者,谓治乱之实也。……从此言之,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全后汉文》卷八十九)这提出“人事为本”,可以说是儒家“人本”思想最明确的表述。所谓以人为本,不是说人是宇宙之本,而是说人是社会生活之本。

佛教东来,宣传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观念,一般群众颇受其影响,但是儒家学者起而予以反驳。南北朝时何承天著《达性论》,宣扬人本观念。何承天说:“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安得与夫飞沈蠕并为众生哉?……至于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四时代换,奚有于更受形哉:“这完全否定了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的迷信。范缜著《神灭论》,提出形为质而神为用的学说,更彻底批驳了神不灭论。

宋明理学中,不论是气本论,或理本论,或心本论都不承认灵魂不灭,不承认鬼神存在,而都高度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气本论以天地之间”气“的统一性来论证道德的根据,理本论断言道德原于宇宙本原之”理“,心本论则认为道德伦理出于”本心“的要求。

这些道德起源论未必正确,但是都摆脱了宗教信仰。受儒家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宗教意识都比较淡薄,在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虽然道德也是有时代性的,但是这一道德传统仍有其积极的意义。

三、刚健自强

先秦儒家曾提出”刚健“、”自强“的人生准则。孔子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刚毅即是具有坚定性。孔子弟子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同上《泰泊》)临大节而不可夺,即是刚毅的表现。《周易大传》提出“刚健”、“自强不息”的生活准则。《象传》云:“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文言传》云:“大哉乾乎!

刚健中正,纯粹精也。”《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指天而言,天行即日月星辰的运行。日月星辰运行不已,从不间断,称之曰健,亦曰刚健。人应效法天这运行不已,而自强不息。

自强即是努力向上、积极进取。《系辞传》又论健云:“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这是说,天下之至健在于能知险而克服之以达到恒易。(险指艰险,易指平易。)所谓自强含有克服艰险而不断前进之意。儒家重视“不息”,《中庸》云:“故至诚无息。

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诗》云: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儒家强调不懈的努力,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古代哲学中,与刚健自强有密切联系的是关于独立意志,独立人格和为坚持原则可以牺牲个人生命的思想。孔子肯定人人都有独立的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双赞扬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同上《微子》),即赞扬坚持独立的人格。

孔子更认为,为了实行仁德可以牺牲个人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卫灵公》)孟子进而提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孟子·告子上》)这所谓“的欲有甚于生者”即义,其中包括人格的尊严。他举例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有受嗟来之食,即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坚持自己的人格尊严,这是刚健自强的最基本的要求。

先秦时代,儒道两家曾有关于刚柔的论争。与儒家重刚相反,老子“贵柔”。老子提出“柔弱胜刚强”(《老子》三十六章),认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他以水为喻来证明柔能胜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老子贵柔,意在以柔克刚,柔只是一种手段,胜刚才是目的,贵柔乃是求胜之道。孔子重刚,老子贵柔,其实是相反相成的。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儒家宣扬“刚健自强”,道家则崇尚“以柔克刚”,这构成中国文化思想的两个方面。儒家学说的影响还是大于道家的的影响,在文化思想中长期占有主导的地位。刚健自强的思想可以说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旋律。《周易大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名言,在历史上,对于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确实起了激励鼓舞的积极作用。

四、以和为贵

中国古代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上《子路》)区别了“和”与“同”。按和同之辨始见于西周末年周太史史伯的言论中。

《国语》记述史伯之言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问,尽乃弃矣。”(《郑语》)这解释和的意义最为明确。不同的事物相互为“他”,“以他平他”即聚集不同的事物而达到平衡,这叫做“和”,这样才能产生新事物。

如果以相同的事物相加,这是“同”,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春秋时齐晏子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

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称为“和”。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晏子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是说,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点,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达到正确的结论。孔子所谓“和而不同”也就是能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人云亦云。“和”的观念,肯定多样性的统一,主张容纳不同的意见,对于文化的发展确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老子亦讲“和”,《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又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这都肯定了“和”的重要。但是老子冲淡了“和”与“同”的区别,既重视“和”,也肯定“同”。五十六章:“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和光同尘”之教把西周以来的和同之辨消除了。

墨子反对儒家,不承认和同之辨,而提出“尚同”之说,墨家有许多进步思想,但是尚同之说却是比和同之辨后退一步了。

儒家仍然宣扬和的观念,《周易大传》提出“太和”观念,《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所谓太和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景况。儒家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大和”景象。

孟子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大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这所谓人和指人民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今天仍然必须承认的真理。

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和。加强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得民心者得天,失民心者失天下,已成为长期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在历史上,汉族本是由许多民族融和而成的;在近代,汉族又和五十几个少数民族融和而合成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内部密切团结而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华民族是多元的统一体。中国文化也是多元的统一体。多元的统一,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谓“和”的体现。所谓“和”,不是不承认矛盾对立,而是认为应该解决矛盾而达到更高的统一。

以上所谓“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都是用的旧有名词。如果采用新的术语,“天人合一”应云“人与自然的统一”,或者如恩格斯所说“人与自然的一致”(《然辩证法》1971年版本第159页)、“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同书第200页)。

“以人为本”,应云人本主义无神论。“刚健自强”,应云发扬主体能动性。“以和为贵”,即肯定多样性的统一。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精湛思想,亦即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所在。

以上,我们肯定“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等思想观念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历史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复杂的,许多思想观念的含义也不是单纯的。正确的观念与荒谬的观念、进步的现象与反动的落后的现象,往往纠缠在一起。

所谓天人合一,在历史上不同的思想用来表示不同的含义。例如董仲舒所谓天人合一主要是指“人副天数”、“天人感应”,那完全是穿凿附会之谈。程颐强调“天道人道只是一道”,认为仁义礼智即是天道的基本内容,也是主观的偏见。

在董仲舒以前,有一种天象人事相应的神学思想。认为天上星辰与人间官职是相互应合的,所以《史记》的天文卷称为“天官书”。但这不是后来哲学家所谓“天人合一”。

如果将上古时代天象与人事相应的神学思想称为天人合一,那就把问题搞乱了。这是应该分别清楚的。儒家肯定“人事为本”,表现了无神论的倾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迷信在中国社会并无较大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旧社会中,多数人民是信仰佛教、道教以及原始的多神教。

但是这种情况也不降低儒家人本思想的价值。“以和为贵”是儒家所宣扬的,但是阶级斗争、集团之间的斗争,个人与个人的斗争也往往是很激烈的。我们肯定“和”观念的价值,不是宣扬调和论。

中国文化具有优秀传统,同时也具有陈陋传统,简单说来,中国文化的缺陷主要表现于四点:(1)等级观念;(2)浑论思维;(3)近效取向;(4)家族本位。从殷周以来,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这是传统文化的一个最严重的痼疾,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但等级观念至今仍有待于彻底消除。

中国哲学长于辩证思维,却不善于分析思维。事实上,科学的发展是离不开分析思维的。如何在发扬辩证思维的同时学会西方实验科学的分析方法,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中国学术向来注重人伦日用,注重切近的效益,没有“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表现为一种实用主义倾向,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之原因之一。中国近代以前的社会可以说是以家族为本位。西方近代社会可以说是“自我中心、个人本位”,而中国近代以前则不重视个人的权益,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的家族本位已经打破了。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社会本位、兼顾个人权益。

我们现在的历史任务是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长短得失,是完全必要的。(本文是张岱年先生为傅永聚、韩钟文总编的《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所作的代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