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两白旗主多尔衮与多铎换旗问题的考察
以上两表所列,仅是改旗前后都有明确旗籍记载的旗员,实际上两白旗由于互易旗纛,改变旗籍的旗员决不只是如上所举。但仅就表中所列,原镶白旗主多尔衮旗下便有32例改为正白旗,而且其中不少人又是以前作“某某牛录”,即管牛录之人,后来仍记为在某参领下管佐领即管该牛录,表明是整牛录之人改为正白旗,因而又决不是仅仅32例的问题。
在这些改变旗籍的旗人中,有些人的记载还表明他们在改籍前后始终是多尔衮的属下。表一第1号人物“多尔衮属员吴拜”、第6号“多尔衮属员准塔”、第12号“隶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下”的塔拜、第15号“多尔衮所属喀囊阿”、第17号称多尔衮为“我本贝勒”的浑塔等人,后来仍在改纛后的多尔衮之正白旗下。
多尔衮死顺治帝亲政后,吴拜与塔拜之子第13号的额克亲、第18号萨木希喀之弟罗升、第9 号博尔辉这些多尔衮“近侍”属下,都曾因以前追随主子多尔衮,后来又“口称亡主遗言,欲乱国政”而被严惩(注:《清世祖实录》卷53,顺治八年二月己亥条。
)。多尔衮原镶白旗旧属在多尔衮改为正白旗主后仍隶其属下的事实,也为其所领之旗只是改变旗纛,而非多铎所领之旗提供了佐证。原正白旗主多铎旗下,仅表二所列便有23例改变了旗籍,当然也不只是这些人,其中又有9例表明是由正白旗变为镶白旗。因多铎身为镶白旗主的时间很短,仅六、七年,其他14例属下籍隶镶白旗的状况,未能在现存档案中明确反映出来,这些人虽尚未见到其先易为镶白旗的记载,实际也应如此。
因为他们的主子先由正白旗主变为镶白旗主,再变而入正蓝旗,作为属下的他们由原来的正白旗改为正蓝旗,中间也应有个先变为镶白旗籍的过程。他们的主子先为多铎,多铎死后为其子多尼,袭多铎之豫亲王爵为信亲王,信亲王多尼由镶白旗改入正蓝旗是在顺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乙巳),《清世祖实录》卷51该目记载:“调王多尼于正蓝旗,以公韩岱为固山额真,阿尔津为护军统领。
”韩岱(表二第6号)、阿尔津(表二第7号)是随主子多尼由镶白旗改入正蓝旗的,其他人也必先籍隶镶白。
以上情况说明,多铎及其子多尼与多尔衮一样,改旗前后始终是统领旧属。还应说明的是,皇太极时期英王阿济格与其同母弟多尔衮曾同在镶白旗,这次改旗后,阿济格一家及其属下旗员已被调出原旗,而归于多铎的镶白旗下。
据谈迁《北游录·纪闻下》记载,顺治二年十月朔颁历书所设的置历亭中,镶白旗王公置历亭中所放之历书,有“额儿克亲王历、把都郡王历、合托贝子历、福勒合公历”。额儿克亲王为满文亲王之名,汉文名豫亲王,即多铎;把都郡王即巴图鲁郡王,也即英郡王阿济格,以下合托贝子、福勒合(傅勒赫)公,分别是阿济格的长子和次子,父子三人与多铎同在镶白旗。
按顺治二年以前已完成改旗(具体论述见后),所以这里的镶白旗是他们改旗后所在之旗。
就是说,阿济格一家虽然调换了隶旗,但因为先与多尔衮同在旧镶白旗,后又调入多铎的新镶白旗,因而隶旗始终是镶白。这一状况,档案中也有反映,《盛京刑部原档》崇德三年五月初五日记有“镶白旗贝子和托”,《内国史院档》(中)顺治四年十月十一日仍记为“镶白旗固山贝子和托”。
阿济格一家的属下旗员如尼堪、星讷也是如此。《盛京刑部原档》崇德三年五月初一日所记的“镶白旗尼堪”,《内国史院档》(中)顺治四年十月十一日仍记为“以理藩院侍郎镶白旗尼堪为尚书”,同书下册顺治七年七月十五日还明确其为阿济格属下:“理藩院尚书尼堪,尔为部院大臣,却为尔主武英亲王遣使者”,武英亲王即阿济格,是其主子。
星讷也属同样情况,《内国史院档》(上)崇德七年闰十一月二十日记有“镶白旗星讷统固山”,同书中册顺治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还记有“镶白旗梅勒章京星讷”。
星讷的另一职任是工部尚书,因主子阿济格逆乱之罪而受牵连,《清世祖实录》卷52顺治八年正月甲寅条记:“星讷身为尚书……本王作乱,虽不与谋……不行举发,星讷应解尚书任。
”“本王”一词,表明他仍隶镶白旗英王阿济格属下(星讷最终籍隶正白,是此后变动之故)。另外,皇太极时期多铎原正白旗的某些旗人,如翁克、穆夫、马克图、得穆图、祁默克图。明安达礼等,其旗籍始终是正白。这些人很可能是从原多铎正白旗中罚出而归入多尔衮旗下的,因而旗籍一直是正白,但已属多尔衮的正白旗下。
因为在崇德八年十月,多铎因谋夺大学士范文程妻,而被罚银“并夺十五牛录”(注:《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十月戊子条。)。皇太极时期,多铎也曾因犯罪而被夺十几个牛录,给其兄多尔衮旗下(注:《清太宗实录》卷46,崇德四年五月辛巳条。
)。此次夺其牛录,按当时八旗的分封领属制度,同一支系之人领旗具有关联性,仍应归入其同母兄多尔衮旗下。为了保持多铎所领之旗的规模与完整性,使两白旗的牛录数大致持平,因而将阿济格一家及其所领牛录调入多铎所领之旗,将阿济格调入同母弟多铎的旗下,也符合当时八旗分封的宗法原则。
其调入时间,也当在多铎被罚出牛录的崇德八年十月。
二、换旗时间及多尔衮换旗目的考析
多尔衮究竟何时易为正白旗主,其目的又是什么?是关系到当时政局及其变化的重要问题。
前述阿南惟敬推测,两白旗主的变动是在皇太极死后。但具体时间如何?发生在这一具体时间的改旗背景又是怎样的?根据本文的两个表所列,两白旗人互改旗籍的最早时间记载是崇德八年十一月,即表一的第1号人物、多尔衮原镶白旗属员吴拜,崇德八年十一月已是正白旗人。
而表二的第1号人物原正白旗的崇古(或作冲库)、第2号人物原正白旗的班布里,则在此时已为镶白旗人。据此, 两白旗互易旗纛的时间应是崇德八年十一月以前。又据《清世祖实录》记述:“上迁都燕京时……(郑亲王)又将原定在后之正蓝旗令在镶白旗前行,肃王乃罪废庶人,如何令其妻在辅政叔德豫亲王、和硕英亲王之福晋前行。
”(注:《清世祖实录》卷37,顺治五年三月己亥条。)这段话说的是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罪行一事,贝子吞齐等状告身为辅政王的济尔哈朗,在安排顺治帝及宗王家眷、留守旗兵由东北迁都北京时,将仪仗违反了八旗次序,将本应排位在后之正蓝旗主肃王豪格的家眷,安排在了应列正蓝旗之前的镶白旗豫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家眷的前边。
按,清廷从东北迁都北京的起程时间为顺治元年八月,证明在此以前,多铎已易为镶白旗主,阿济格也已被调入多铎的镶白旗中。这一时间距上述崇德八年十一月仅九个月,因此这段记载也可作为崇德八年十一月以前两白旗主已互易的参考性佐证。
又据表一、表二中所列,两白旗人保持其原来旗籍的最晚记录是崇德八年七月,即表一第3号的满都护和表二第3号的吴达海。二人所在旗依据的史料是同一条,为《清太宗实录》卷65崇德八年七月辛丑条。该条记满都护在“英俄尔岱旗下”,英俄尔岱是在崇德四年九月继被调出镶白旗的固山额真图尔格而任镶白旗固山额真,直至顺治五年二月死去(注:《清世祖实录》卷36,顺治五年二月丁卯条。
其时因已换旗纛,故死前为正白旗固山额真,次月由阿济格尼堪继任,见同书卷37,顺治五年三月己酉条。),故满都护崇德八年七月时在其旗下,仍籍隶镶白。该条又记:“固山额真阿山令辅国将军承政宗室吴达海往略登州僻地”,说明吴达海在固山额真阿山旗下,《盛京刑部原档》第152 页崇德四年八月初二日条所记“阿山旗辅国将军吴达海”一句也可证明。
阿山为正白旗固山额真,至顺治三年正月始免去(见“实录”辛酉条)。崇德八年七月,多尔衮属下英俄尔岱仍任镶白旗固山额真、满都护的旗籍仍为镶白,以及多铎属下阿山仍任正白旗固山额真。
吴达海的旗籍仍为正白的事实,说明多尔衮此时仍为镶白旗主,多铎仍为正白旗主。又据清入关前户部档案所记崇德八年九月初三日八旗各向本旗主进献战利品的清单,正白旗下分别以阿山、伊拜、(佟)图赖为额真的固山(旗),所进献的旗主是豫郡王多铎。
而镶白旗下分别以英俄尔岱、准塔、石廷柱为额真的固山,所进献的旗主是睿亲王多尔衮及武英郡王阿济格(见《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四辑第101—10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当时诸王之旗的记录习惯,正在前、镶在后,故排前者为正白旗、排后者为镶白旗。并见第80页、95页),说明崇德八年九月三日,二人仍是原色旗之旗主,互易旗纛是在这一时间以后。
据此,又可进一步把我们所推测的易纛时间推后——崇德八年九月之后。
根据以上考证,判断多尔衮与多铎互易旗纛是在崇德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间。
更易旗纛,必有来由,究竟在崇德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之间什么政治原因促使多尔衮做出此举?看来只有他的辅政。
崇德八年八月九日,皇太极死去,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斗,多尔衮未能继统,福临被扶上皇位,由多尔衮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但由于皇太极生前与济尔哈朗私人关系极为密近,对其重用,济尔哈朗在朝中的政治地位高于多尔衮。
所以当时这两个辅政王的位次排名,济尔哈朗是在多尔衮之前,八月二十四日二辅政王誓告天地的誓词、二十六日福临登极大典时率诸王公群臣行礼的仪式,都是这样排名(注:见《清世祖实录》卷1,崇德八年八月乙亥条、丁亥条。
)。君臣奏事,也先启知济尔哈朗。当时,二人又分别是两大对立派势力的代表,这种居次地位,对多尔衮显然是很不利的。另一不利因素或者说是劣势之处,是多尔衮虽为旗主,但仅领半旗牛录(另一半是其同母兄阿济格所领),在领旗势力上也比不上镶蓝旗主济尔哈朗。
多尔衮这位未能继承帝位、权力欲颇强且精明强干的亲王,决不满足与甘心这种地位,而要极力争取凌驾于济尔哈朗之上,以独掌清廷国政,压制对立派,而不致被对立派所压制、掣肘,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这点。提高自己所领之旗在八旗及清政权中的地位,以提高其身份地位,扩大领旗势力,便是其措施之一。
在八旗前期发展史上,旗纛及其排列位次,与旗主的身份地位相关。
皇太极继位前,其所领白旗排在黄、红、蓝旗之后,这与其当时在四大贝勒中序齿在未,按长幼之序身份为幼有关。故继位后,把其白旗易为黄色旗纛,排在其他旗之前,以符合其汗的身份,提高他在四大贝勒中的地位(改旗事见前揭白新良文)。
天聪六年初,又改变旗序,把蓝色旗置于最后,以降低正蓝旗主莽古尔泰的地位。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与唯一的大贝勒代善之间的关系出现严重裂痕,且一度尖锐化。为了压抑代善,进一步加强汗的尊威与地位,在不久的称帝时,随之将礼仪制度中的尚右改为尚左,八旗左右翼各旗排列次序因之发生变化,先后排列顺序成为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
这一改变,形式上是仿效汉族尚左的礼制,实际还具有压抑大贝勒代善地位的意义,将其正红旗由此前的仅次于皇帝两黄旗的第三位降至第四位,在正白旗之后。此后也即崇德以后,正白旗是居第三位,仅次于皇帝之两黄旗。多尔衮的镶白旗是居第五位,这样的旗间地位,对于意欲提高政治地位的他来说,是个不利因素。
而其同母弟多铎正白旗的优越地位,对于性格放荡、政治上并不强烈进取的多铎来说,又无太大的实际意义。本文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将其排在第五位的镶白旗与多铎的排在第三位的正白旗互易旗纛,而成为正白旗主,跃居仅次于皇帝两黄旗之下的位置,不仅进一步超居第八位的镶蓝旗主郑亲王济尔哈朗,而且越处宗室元老诸王之首的正红旗主代善之上。
在当时的八旗、清政权中,这种排位的先后必定具有政治意义,不然的话,前述迁都北京的行程中,济尔哈朗将其镶蓝旗“近上(指皇帝)立营,同上前行”(注:《清世祖实录》卷37,顺治五年三月己亥条。),又把正蓝旗安置于镶白旗之前,就不会被人讦告且构成其一大罪行了。
后来,正白旗所以与镶黄、正黄一起称为“上三旗”,其他旗称为“下五旗”,除了领旗的君与臣有君上臣下的因素外,还与旗序有关,即镶黄、正黄、正白排在前三位,正白旗本身就有在前、在上的优越位置。
这种互易旗纛,在清初八旗发展史上并非初次,前引白新良文就曾揭示,皇太极继位之初的两白、两黄旗改旗,便是以这种方式。所以身为辅政王的多尔衮这样做,也是有前例可循的。
与改旗纛相辅的另一重要措施,便是前述崇德八年十月的罚取多铎的十五个牛录归入自己旗下,同时将自己旗下的阿济格及其牛录调入多铎旗下。罚多铎牛录一事很值得注意。多铎仅因夺范文程之妻,便处以夺十五个牛录的惩罚,实在是过于严厉。
当初正蓝旗主莽古尔泰对汗皇太极拔刀泄愤,被议为“大不敬”之罪、削大贝勒号,也只是“夺五牛录诸申,与弟德格类台吉”(注:《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2,天聪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崇德四年五月,同是多铎,因犯有临阵怯逃、为阿济格夺蒙古贝勒妻等多条罪行,由亲王降为贝勒,皇太极也不过儆戒性地罚其十几个牛录,几天后又归还给他(注:《清太宗实录》卷46,崇德四年五月辛巳条。
卷47,崇德四年六月戊子条。)。这次如此惩罚,很可能是出于有辅政大权的多尔衮的意图,借多铎这次罪过,罚其十五牛录归入自己旗下,以扩大其领旗势力。同时将自己旗下之阿济格及其牛录调入多铎旗下,这样,既保持了两白旗牛录的大致持平,各成整旗规模,而多尔衮自己则成为独领正白的全旗之主。
根据以上分析,多尔衮的这次改旗,很可能就是在崇德八年十月,在罚取多铎牛录、调出阿济格及其牛录的同时,更换了旗纛,一次性地完成了这次既夺、调牛录又更换旗纛的改旗事件。
而惩处多铎,则是这次改旗的契机,而且多铎与多尔衮的关系本不十分融洽,此前两个月,《清太宗实录》还记当时“多罗豫郡王多铎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不协……遣人扬言恐吓,藐视亲王(多尔衮)。
”(注:《清太宗实录》卷65,崇德八年八月丙寅条。)后来多铎还与多尔衮政敌豪格靠近,此次罚夺多铎牛录,豪格便因知多铎谋夺范文程妻而未举发,而一同被惩处,罚银三千两(注:《清世祖实录》卷 2,崇德八年十月戊子条。
)。所以当时惩处多铎, 还有打击对立面、儆惩多铎的目的。
多尔衮成为独领正白全旗的旗主后,在领旗之位次、领旗势力上都超过了济尔哈朗(注:镶蓝旗中领有牛录者,还有济尔哈朗之侄贝子屯齐、尚善、屯齐喀、辅国公扎喀纳、傅喇塔、努赛等人,但数量不多。
),在地位提高、势力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两个月后,多尔衮又罢诸王贝勒等办理部院事务,与济尔哈朗共称“摄政王”。顺治元年正月,济尔哈朗在仅居皇帝领旗地位之下的多尔衮不断扩大势力、揽权专制、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不得不退让,宣布:“嗣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
”(注:《清世祖实录》卷3,顺治元年正月己亥条。)。睿亲王多尔衮达到了他的目的,这也正是当时他所谋求的,而改旗事件,对于当时的多尔衮的这一步胜利,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