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 舒乙:父亲生前最爱说的一句话总理是个伟人
我记得我父亲老舍和周恩来是同一辈人。很多人问周恩来高寿,周恩来一般这么回答,他说:“我和老舍、王统照、郑振铎同庚”。
周恩来喜欢同文艺界的人士交朋友,和其中的很多人是生死之交。我父亲与周恩来相识是在武汉。那时抗战刚刚开始,要组织一个文艺界抗战组织。根据现在了解的情况,是周恩来找冯玉祥商量,到底全国统一战线文艺家的组织由谁挑头比较好?周恩来建议不要让郭沫若和茅盾出面。
最好另找一个人,这个人党派背景比较弱,但要非常爱国,文学上又很有造诣。冯先生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就推荐了我父亲,说他一个人拎着一个小箱子刚由济南逃出来抗战,而他的家小又留在济南。是否可以请他出来主持这个事情?周恩来欣然同意。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是现在的文联和作协的前身。
大家一致推荐我父亲担任总负责人,当时不设主席,设立了一个总务部,主要是怕国民党当局派人抢占这个位子。总务部对外代表文联,对内管理会务,大家选举他。从那时候起,由他连任这个职务,一直到抗战结束。
成立大会在武汉总商会举行,周恩来出席并作了一次讲演。讲演非常生动。我父亲对成立大会还有记述,说周恩来讲演时,突然提出他要早一点退席,说是自己的父亲也由乡间逃出来了,今天就到武汉,他要去接他。这件事说明全国的老百姓都受到日本的侵害,全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据我所知,这是我父亲第一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周恩来。
由那个时候起,我父亲就非常崇拜周恩来,一直到解放后变成他最崇拜的一个人,最喜欢的一个人,提到的次数也最多的一个人。其中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事情是,周恩来召唤我父亲从美国回国。我父亲1946年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与曹禺先生到美国讲学去的时候,周恩来还在重庆。我父亲去同周恩来告别同时请示他:我们该不该去?去了注意什么?周恩来搞了一次小型欢送会,请了许多人给他俩送行,还讲了许多话。
我父亲走了以后,国内进行了解放战争。到1949年6月,解放区和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会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推选第一次文代会的主要领导人时,周恩来就讲,现在缺一个人,这个人是老舍先生,他在纽约,咱们想办法把他请回来。
在周恩来的授意之下,当时大概有二三十位知名文艺家,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就联名写了一封信,邀他回国。这封信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转到纽约,送到我父亲手里。
我父亲接到这个邀请以后,立刻回国。当时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刚刚开刀。他忍痛秘密地赶回来,但没有赶上开国大典。
我父亲1949年年底回到北京。1950年年初,在北京饭店举办了辞旧迎新的作家会议,周总理出席了这次聚会。这次聚会是为了欢迎我父亲归国。当时我父亲就住在北京饭店。周总理还上楼到他的房间去看他,两个人叙旧,非常高兴。周总理说:“你现在有了用武之地,你又是北京人了。”
因为我父亲出生于穷人家庭,他对这个新的政权非常喜欢。所以,有一种狂喜的感觉,他立刻投入歌颂新政权的文艺创作中来。1950年他写的第一个剧本《方珍珠》,送给中国青年艺术节去演。紧接着在同一年,他又创作了《龙须沟》。《龙须沟》实际上是周总理点的题,他还告诉人民艺术剧院的李伯钊,你记清了,老舍写的这个剧本,非常生动,为什么穷人喜欢这样一个新的政权,通过故事告诉大家一个浅显的道理。
我父亲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很快写出本子。写出以后,周总理非常高兴,他喜欢这个本子,就请焦菊隐出来导演,一批年轻的演员来演。这些演员现在都是有名的演员了。演出以后,效果非常好。
全国开始演这个戏后,周总理就推荐毛主席看这个戏。毛主席一般喜欢看评戏、京戏、梆子戏,看话剧比较少。但周总理还是推荐给他,说这个戏你得看,这个戏好。所以在中南海为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央领导人专门演了一场。在演出之前,周总理专门把我父亲介绍给毛主席,说这个戏就是他写的。其实我父亲和毛主席在延安见过面的。这个戏最后使我父亲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周总理是极力支持这个戏的。他建议周扬写一篇文章来表扬我父亲。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向老舍同志学习》。事后全国的大文艺家都向老舍先生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的文艺贴近社会主义的生活,贴近老百姓。
这个戏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告诉老百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很快地掌握政权,不仅掌握,而且巩固下来,就因为它替老百姓办事。周总理看到这个价值,就大大地表扬他。
从这以后,周总理经常给我父亲出题:“你要写个什么”。这个成了我父亲的口头禅,说,周总理又给我点题了,让我写个什么什么。他差不多一年写两三个,他进入自己的创作旺期。
在“三反”、“五反”时,周总理给他点了一个题,说:你要配合“三反”、“五反”写一个话剧,这个话剧很需要。这个题目很难,一般地讲,写作的时间与所写作的对象,要拉开一定距离,而这个“三反”、“五反”运动刚开始,周总理就给他点题了。所以他写得很苦,大概前后重写了10次。相当于写了10个剧本,整个剧本的手稿大约两打厚,现在《春华秋实》手稿摞起来特别厚,的确相当于写了10个本子,用了10个月,费大劲了。
经过10个月,“三反”、“五反”运动就结束了。周总理就把他叫来,说,我要给你详细地讲讲我党的政策,你再改一遍。我们党已经形成完整的一套周密的政策,这些你还不懂。
周总理非常细致,他事先到剧院把这个戏又看了一遍。看完以后,把导演找来,把主要的演员找来,把次要演员也找来,个别谈话。他问演资本家的演员:“你演这个戏,自己感觉怎么样?别不别扭?”小演员说:“有点别扭”。他就收集了这些反映回来,说,这个人物不行,那个人物不行,那个人物应该怎么改,我们的政策是怎么回事。包括很多细节,穿什么服装,用什么道具,还有音响,他都在行。
有一次,我父亲给人艺写了一个戏叫《女店员》,歌颂在“大跃进”中家庭妇女走出家门离开锅台,到社会上去服务,当了售货员,气象很新。这么一个喜剧,那天正好是三八妇女节,周总理带着财政部长李先念去看,说这个事是你们财政的事。看完以后,很喜欢,说今天得照相。上台照相的时候,他不坐在中间。他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把戏中的几个老太太找来坐在中间。”他跟李先念、导演、编剧全在边上,合了一影。
《茶馆》是一部很有意义的戏,当时是很有争议的,幸亏周总理出来,保了这个戏。因为当时“左”的思想已经出来了,看不上这个戏,觉得这个戏怀旧呀!没有红线呀!没有革命呀!不喜欢。但是演员喜欢得很,观众喜欢得很,文艺界艺术家喜欢得很,就请周总理看。周总理称赞这是一部好戏,尤其是第一幕,第一幕是精品。这个戏的价值在于告诉年轻人,旧社会是多么可怕,这是很好的一堂课,而且写得极其生动,特别好。
这个戏第二度演出的时候,国内形势已经很严峻啦!也是周总理出来,说一句话,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才没有被“枪毙”。
“文革”的时候,这部戏整个被否定了。“文革”初期,我父亲受到严酷的迫害,他1966年8月23日投水自尽了。这个事来得太突然,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那天清晨我们就得到这个消息,他失踪了。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和大妹妹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就在衣服里面套了我父亲的血衣,我要告诉周总理,我父亲受到严酷的摧残,情况非常紧急。我就到接待站去递这个消息,要让周总理很快知道家里发生的大事情。
负责接待的人看了以后,说:“你放心,我们立即把这封信转交给周总理。你先回去等我们的消息。”我还没到家,妈妈就接到电话:“信收到了,周总理对这件事表示极大的关注,不要太着急,我们正在想办法找。”当时我正在回来的路上,到家时我父亲已不在人世了。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样子,周总理对当时的秘书长周荣鑫说:“你呀,想办法到老舍夫人家去看一看,看看他家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呢,必须代表我去对她表示慰问。”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基本上把我父亲打成敌人,家里完全被抄,完全破灭了。周荣鑫没有敢来,不方便。这样,周总理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找到了王昆仑副市长。王昆仑与周总理非常熟,跟我父亲又是好朋友,都是在重庆那个时候的老朋友了。
周总理问他:“老舍先生不在了,你是否知道?”王昆仑正好是最后一位留下来的北京市领导人,他当时算是一个民主人士,其他的人全部都被整垮了。他说:“我知道,我有一些耳闻。”周总理对他说:“好,你晚上到我家来,一定来,我要跟你详细谈一谈。
”夜里,王昆仑见到我母亲,把这些情况详细说了。他就说:“你呀,把你所知道的老舍死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我对这件事情正在进行调查。我还没有调查清楚,你既然是一个当事人,当然,我希望你把情况真实地告诉我。”
王昆仑曾经到了孔庙,看到过残酷斗争文艺家的情况,但他不敢出面,也无法阻止当时的这种场面。他远远地看见,非常焦急。当时,受伤最重的是我父亲。王昆仑把所看到的情况以及后事的情况都跟周总理讲了,大概给周总理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慢慢地感到有一只巨大的手,在后面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人员的待遇,包括财产,包括存款,包括我妈妈自己的情况,实际上是周总理在一点一点地保护着我们。
但是,我父亲之死,在周总理的心里留下非常大的阴影。他觉得遗憾,他没有来得及保护我父亲。所以大概在我父亲去世以后的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社论出来:《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父亲之死这件事经常在周总理心中浮现,到他晚年重病的时候,1975年,他在北海三○五医院养病,8月23日这天,他走到北海边上,对着湖水默默沉思了一阵,他突然问旁边的医护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医护人员想一想是8月23日,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他说:“总理,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周总理说,我来告诉你:“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有点耳闻,不很清楚。”“我清楚,我告诉你。”他非常详细地讲了我父亲去世的经过。
这些经过,显然是他经过调查得来的。由此可见,我父亲在他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过了几年,周总理去世了,“文革”也结束了,经过邓小平同志批示,我父亲在被迫害的文艺家当中很早得到了平反。因为邓小平同志说过:“像老舍这样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
1978年6月,在很隆重的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上,邓颖超来得最早,她提前半个小时就来了。到了以后,把我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召到一起谈话,她讲:我今天是故意提前半个小时来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恩来生前多次提到老舍先生的名字,对老舍先生的死,他表示了非常大的悲痛,他念念不忘这件事。
所以我今天来是代表恩来同志来的,如果他活着,他肯定提前来,他肯定对这件事情表示悲痛。她说:他对老舍先生非常尊重,他们俩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所以老舍的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觉得,老舍先生的去世是文学界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觉得没有保护好老舍先生,他自己觉得非常内疚。
他们之间这种深厚友谊,我在父亲生前多次谈话当中也能够体会出来,他很爱说的一句话是:“总理是个伟人。”他每次跟周总理谈过话以后,总是召集全家在一起,来讲一遍周总理讲了什么话,周总理对他有什么指示,要他做什么事情,非常兴奋。每次都是这样的,看得出来他是由衷地佩服周总理。
我记得,郭沫若、梅兰芳等入党的事对我父亲影响很大,他也表示了强烈的愿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总理就到我家里来了,跟他长谈了一次,大概有整整一个下午,谈的内容,没有透露出来。但是从那以后,我父亲就不再提入党的事了。
所以,我想周总理跟我父亲之间的友谊不是一般的,的确像周总理对别人说的那样:我跟老舍一般大,我们都属狗的。他用这种比喻来说明他同文艺界的关系。
我父亲的职务很多,有一个职务是中朝友好协会副会长。在抗美援朝时,他同贺老总到朝鲜慰问过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贺老总是团长,他是副团长。到了那儿,他就被志愿军感动了,就对贺老总说:“我要住下来写本小说,写志愿军,你看可以吗?”贺老总说:“可以,我要给志愿军司令部打声招呼,让他们照顾你。”他就下了决心,真的写了一部小说,写上甘岭的事,这部小说叫《无名高地》。
那时,朝鲜客人很多,大家都喜欢喝酒。有一次他醉了酒,回来很晚,这件事叫周总理知道了,第二天就批评他。我父亲回来,头一句话就跟我妈妈说:“今天被批了一顿,总理批评我了,昨天晚上醉酒,总理批评我了。”从那以后,在外交活动上喝酒他就很小心了。有错,周总理就批评他,周总理对他关心无微不至。
有一次,我父亲有一点感冒,我妈妈就给他一点药吃。后来,被周总理知道了,周总理见了妈妈,严厉地批评她:“你怎么敢自己动药,他是国宝,他生了病,你要送他进医院,你不能自己来。”当时我妈妈很委屈,可是周总理还是说:“这不行,你第一要报告我,第二要送他进医院,我们大家要很好地保护他,爱护他。”
我觉得,我爸爸在“文革”中忧心忡忡。有一次他自己吐血了,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以后,他非常想见周总理,但是他考虑到周总理太忙,情况又非常复杂,他没有说话。他去世后,我们才发现他枕头旁边有一个小学生用的小本子,上面写了一句话:“总理你不要来看我。”他实际上很想让周总理来,两个人再进行一次掏心窝的谈话。他绝对把周总理当成最贴心的人。
对我父亲来说,发生了天大的事,最大的事,最难办的事,主心骨都是周总理。当然他最后的信息是没有发出去,周总理不知道,他突然就去世了。他的去世是一个大的悲剧,他跟周总理之间的友情突然断裂,对他来说是重大的悲剧,这悲剧果然压在活下来的周总理身上,导致他重病的时候,他的思绪很容易回到我父亲身上。
我觉得我父亲和周总理之间是生死之交,是值得长久地流传下来。
周总理是历史巨人,也是我父亲的最大知音,是我们一家人的恩人。
(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老舍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