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披露毛远新 【中间地带】

201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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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编者按]:本刊2010年3期发表了阎长贵.杨银禄先生的文章<一则历史的传闻的真伪>,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阎长贵将读者的质疑转给了毛远新.毛远新做了答复.现将阎长贵短文发表如下:2010年12月22日毛远新电话告我: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 ) @7 d8 G% H( Q! m5 k 主席

【编者按】:本刊2010年3期发表了阎长贵、杨银禄先生的文章《一则历史的传闻的真伪》,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阎长贵将读者的质疑转给了毛远新。毛远新做了答复。现将阎长贵短文发表如下:

2010年12月22日毛远新电话告我:

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 ) @7 d8 G% H( Q! m5 k 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他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

有的书上说,主席还几次会见外宾;可查查外交部的记录,看主席究竟讲了几句话,讲了些什么,不可忽视其中还有翻译的作用。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二、关于1976年4月“**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三、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听不懂吗?按说,华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不应该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吧?!正因为华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按:“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

四、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

由《炎黄春秋》辟谣更意味深长————

毛远新: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是胡说

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作者:阎长贵 杨银禄

多年来通过网络流传着这样一则材料,其内容是:

张玉凤回忆:主席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主席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摘自《张玉凤揭示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相》)

对这则材料我们不大相信,认为是编造的,也核实过,但没有公开澄清。不过迄今不断有人问我们这件事情,前不久,《炎黄春秋》编辑部转来河南开封薛开震先生2009年11月18日的一封信,该信说:“……几年前,我看到此资讯(按:张玉凤披露的毛泽东身后常委名单),便判断是真的。

后来,辛子陵先生在《文革黑匣子解密》一文中详细引用张玉凤的回忆,并认为确有其事。然而,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尚需获得更多的证实,张玉凤的披露只是孤本。目前最佳的办法,就是请您(指阎长贵)于方便之时电话询问一下毛远新先生,甚至到南昌去面见一下也是必要的……我以为毛远新也应当坦诚直面这个事实的。”

诚如薛开震先生所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原“文化大革命”的本来面目,非常必要,务需辨明查清。读者的恳切心情,也强烈要求和促使我们尽自己能尽的一点责任。

前几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商量问问汪东兴同志。这份材料我们从网上下载后寄给了汪延群同志(汪东兴的女儿)。此后,杨银禄在2008年1月13日下午给汪延群打电话询问,汪延群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那些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如果是真的,整理的材料也不会叫个人保管,要交中办秘书局保存。这是规矩和纪律。”

汪延群还说:“问了我爸以后,我又问了张玉凤,她说:‘没有那些事,当时(按:“当时”,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笔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同志跟我谈话说,你在主席那里工作了几年,知道不少事,以后不要见记者,不要写东西,不要乱说话,对别人写的东西对与不对也不要评论,因为越评论,议论越厉害,假的也认为是真的了。我是不会透露中央内部机密的。’”

2010年1月31日下午,关于这件事,阎长贵又打电话询问了毛远新。毛远新明确、坚定地回答:“胡说八道,从1976年以后,除了‘你好’之类的简单话,主席说话谁也听不懂了,连张玉凤也听不懂,相互交流都是用笔写,谁要说有这件事,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毛远新还说,我听到和看到这样的谣言多了,很多人这样说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