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杜霞 毛主席和杜润生 杜润生的子女有哪些

杜润生我国原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一名见证中国重贫穷走向富裕的一位重要的见证人物。杜润生先生于2015年10月9日晨6点20分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2015年10月23日,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杜润生追悼会举行,届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同志纷纷为其送行最后一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老区土地改革获得成功之后,新区土改逐步展开。

1950年6月,召开了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对于这项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央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为了征求地方意见,他事先把我们几人叫到北京,有华东的刘瑞龙(华东土改委员会副主任),中南的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湖北省委副书记)和我(中南局秘书长兼中南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座谈了两三天,我们汇报了当前的情况和今后土改的意见。

有一天,少奇让我们列席中央的一个会议(好像是主席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之前,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我们几个人(那时他还住在香山),主席首先说,少奇同志叫你们来出点主意,你们两个大区是新区土改的大头,两个大区的人口合起来有2亿几千万(当时新区人口共3亿1千万),你们要早走一步。

土改是我们民主革命留下的一个“尾子”。

但这个尾子还不小,是个大尾巴。土改搞好了,第二步搞建设本钱就大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于是,首先由刘瑞龙介绍了一下华东的经验,大意是说:要避免过去土改的缺点,这次是更有政策,更有准备。但是封建势力的抵抗还是很厉害的,不能低估。进了城以后,替地主说话的人也更多了。毛主席说:城里的人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要说话,这可以逼着我们把工作搞得更好一些。

接着问中南方面的意见,我就先推黄克诚谈,黄说他只知湖南一个省的事,省里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起义部队,统战情况更复杂。土改反封建既要彻底,又要掌握政策策略。轮到我时,我汇报了几点,一点是说中南准备把农村工作当做当前的中心,这是中南局已经向中央请示过的。我们把农村搞好,就可以保证城市的供给,而且可以有一个好的政治经济环境。

另外一点,农村分配土地之前,第一步划一个阶段,搞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这一步所以重要,因为实质上它是个政治斗争,是为了建立农民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先集中打击目标,把农村最恶劣的称霸一方的封建势力当权派和国民党的武装匪徒扫除一下,同时发动农民,建立农会,通过这个斗争发现一些积极分子,搞个组织基础。

说到这里,毛主席说,这一步很重要,这个安排很好。政权是根本,一国如此,一乡也如此,基层政权搞好,国家政权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他还叫我回去写个报告。后来我回去写了个东西由中南局转报毛主席,毛主席以中央名义电复中南局表示同意这个部署,说:“我们同意杜润生同志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

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这个电报还发给华南分局并告华东局等。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丰富了中国土地改革的政治内容。盘据于全国乡村的豪绅地主统治,被农民推翻,代之以民主政权,中央政府号令可以上下贯通无阻,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前提。国外曾有些学者评价中国土地改革,认为农民所得土地无多,意义不大,他们恰恰忽视了通过土改对基层政权实行民主改造,对于国家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