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聪明亲家 田聪明:"以新华社为家" 深切缅怀朱穆之同志

田聪明:"以新华社为家" 深切缅怀朱穆之同志

国内

穆之同志是新华社的老社长,是我的老领导,现在因病逝世了,心里十分悲痛,非常惋惜。几天来,同穆之同志的接触、对穆之同志做人做事的印记,真如“过电影”,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浮现,且循环往复。特别是他以“新华社为家”的情怀一直令我深深感动。

2001年11月7日上午,新华社建社70周年纪念大会在刚刚维修加固的礼堂举行。会议结束后穆之同志和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同志一起,望着礼堂上下一边看、一边交谈、一边向前门走。我在礼堂后门送走中央领导后,赶过来向他介绍礼堂已成危房,是头年秋后开始按文物部门的要求,赶着维修加固的,就是要在礼堂开纪念会。

出门后穆之同志站住了,他指着礼堂向我们说,国会街这个社址是他选定的;说新华社跟随党中央进了北京,工作安顿下来后,就要选一个长远的办公地点。

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几个地方,新华社就责成他来选,就定在这里了。还说他原在解放日报,1946年报纸与新华社合并后就一直在新华社工作,直至1978年调离,共32年。他感慨在人生中能有几个32年啊!我和在场的同志都感受到他对新华社的深厚情感。

在前些年,同穆之同志每年至少见面两次,一次是新华社领导班子新老同志每年春节吃“团圆饭”,一次是中国记协老新闻工作者新春联谊会。每次见面总是为老人的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而欣慰,并有说不完的话。

我任新华社社长后首先安排拜访了穆之等三位老社长。之后更是经常见面交谈,对工作中的一些重要事情总觉得听听他们的意见更踏实些。2002、2003年,冷西、穆青两位老社长先后逝世,就更觉得穆之是宝贵财富。我曾向穆之同志说:“您现在能听到我听不到的意见,您能看出我看不出来的一些问题。不管这些‘意见’和‘问题’是否全面,我知道了都有好处”。穆之同志相信我这是真话,所以有什么话总是敞开来谈。

2006年是新华社建社75周年。这年初,卫广益等老同志写信给我,建议恢复新华社在西柏坡中央办公驻地的旧址。我深知尊重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就请社史办了解新华社西柏坡旧址的老同志。社史办很快回话说,在那个办公室工作过的同志没找到,曾去过的同志仅有6人,穆之同志去得次数最多,我就去请教穆之同志。

老人大概也听到了这个建议,脱口就说:能恢复当然最好,但是恐怕很难。1948年5月,新华社由廖承志率领的主体和范长江率领的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小分队,跟随着党中央在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岭会合。

中央为便于工作,决定胡乔木任新华社总编辑兼编委会主任,从编委和有关部门抽调了范长江、陈克寒、韬奋、吴冷西等20多人组成精干的小编辑部。

72平方米的办公室就在少奇旧居的前院,朱老总曾住过。所以,那不是一般文物,是中共中央驻地,而且不是原址,是易地整体复建的。因此,能否恢复要看有没有空地?与其他文物是否协调?而且不仅要国家文物部门审批,还需要报中央批准。

至此,我对复建新华社西柏坡旧址的必要性了解了。那么可行性如何?特别是穆之担心的问题如何?就同社史办的同志一道去西柏坡实地考察。西柏坡纪念馆的同志拿着老照片说,当时新华社和军委作战室是紧靠中央主要领导办公室的机构。我听着、听着鼓舞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经过实地考察,复建新华社旧址放在现纪念馆各建筑物中看,一是有空间,二是不影响其他建筑物的布局和整体形象。经与纪念馆、平山县、石家庄市及河北省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商量,大家都同意复建并决定以新华社党组和河北省委名义向中央办公厅写报告。

很快,关于在西柏坡革命纪念馆恢复新华社旧址的报告获中央批准,并于10月初建成了;经党组织批准对室内的陈设和展品也布置完了,要我去“验收”“审定”。我与办公厅、社史办同志说,我只能“收”但“验”不了;只能“定”但“审”不了。于是经商量,全权委托穆之同志去“审定”“验收”。我特别强调了一句,穆之同志“审定”了,就定了。

年已9旬的穆之同志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委托,在秘书长张锦的陪同下与夫人一起到了西柏坡。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和纪念馆同志的支持下顺利“审定”了新华社西柏坡旧址,并在建社75周年前夕,在纪念馆内统一展出了。

穆之同志在与河北省委书记吃饭时,感慨地说:我从1946年开始在新华社工作了32年。我虽然调走了,但新华社仍然是我的家,聪明同志每年春节都请我回去吃“团圆饭”。在75周年座谈会上,穆之同志再次讲了新华社是他的家。

张锦给我讲述了穆之同志“以新华社为家”的谈话后,我先是感动接着就陷入沉思。我曾讲过自己的“新华社情结”,也多次强调“人人了解新华社,人人热爱新华社,人人为新华社做贡献”的话,此时则完全认同了穆之同志“以新华社为家”的情怀。由此联想到穆之同志作为新华社的“当家人”,始终坚持团结带领全社同志忠实履行新华社的职能。特别在关键时刻,常常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其中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

一件是1975年9、10月间,中央在大寨召开全国学大寨会议,江青莫名其妙地也去参加,且散布了一些完全背离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记者就报到穆之同志那里。怎么办?按新华社的职能,当然应该向中央报送,可江青身份特殊,而且张春桥、姚文元还把持着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央新闻宣传阵地。

所以,报送不仅有风险,而且如何报送也很费思量。穆之同志首先是认为要报,同时反复研究如何才能报送到小平和毛主席手里。可在报送件送出不久,“批邓反右”开始了,因小人举报被“四人帮”立为“朱(穆之)穆(青)李(琴)”案遭迫害。这件事至今使新华人引以为荣、对穆之同志的敬重,也博得社会各界的赞誉。

另一件是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普天哀痛,而“四人帮”却竭力阻挠全国干部群众的悼念活动,特别是下发了一道道“不得报道”的禁令。而穆之同志则“巧妙运作”新华社的资源,通过“内部参考”大量刊登国内各族各界人士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利用“参考资料”大量刊登各国政要、国际友人和境外媒体缅怀、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利用“参考消息”大量刊登外电对周总理逝世的反应。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周总理逝世后,见了熟人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流泪。

可“四人帮”三番五次不准这、不准那,心里有很大压抑感。没过几天,就从“内部参考”“参考资料”和“参考消息”上看到了报道,真是如获至宝,缅怀崇敬周总理的心情得到了些满足。于是,常常是一边看、一边流泪、一边摘抄。

穆之同志逝世了,但他“以新华社为家”的精神将是永存的,我已经从新华社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但尊崇“以新华社为家”的精神、热爱新华社的“情结”永远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