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卫宁的感想 郑卫宁:如果没来深圳我的人生注定残缺
我是一名天生的血友病患者,需要定期输血维生。1993年,家中一位在卫生系统工作的表哥告诉我,河南上蔡县发生了艾滋村惨剧,他们的血基本上都卖给了我的家乡湖北武汉。他在内部文件里看到一个数据——当时,全国血友病患者的艾滋病感染率是87%。
听到这个消息,我只想到一个词来形容我的心情,那就是“灭顶之灾”。隔天下午,我便去做了艾滋病检测。那时,做检测是很难的,在10天煎熬又无所事事的等待后,我拿到了结果——没有被感染。我当即决定:要去深圳。
之所以想到深圳来,是因为我的姐姐在这里。我从她那儿得知,深圳是当时全国唯一一个志愿献血的城市。输血时用的是同一个人的血,而不是像河南的“血头”那样,把一百个人的血放在分离机里分离成白血球和红血球,输一次就会感染100个人。
“深圳的血不会互相感染。”我这样想着,便为了活命,来了深圳。
没上过学但疯狂地看书
每个人都有梦想,但是残疾人没有。
如果非要说梦,那么残疾人唯一的梦想便是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不要成为家庭的负担。
从四五岁起,我就察觉到自己是个负担了。那时,每到白天,附近的孩子都上幼儿园去了,只有到了晚上,他们从学校回来,才会来找我玩。这让我意识到:我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13岁那年,我的世界在一夜之间崩塌。那时,我们一家人还在大连。有一天我醒来,透过房间的窗户往外看,突然就看到对面的墙上,用黑色的刷子赫然写着几个大字——打倒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郑石。郑石是我的父亲,这两个字是倒过来写的,上面还打了两个大大的叉。
父亲被关押了11年,母亲陆陆续续被关押,哥哥姐姐们都下放了,家中的房子也被造反派一抢而空。我们原来住的是独栋别墅,这下各个房间和家具都被瓜分了。外婆过来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我们二人便蜗居在整栋房子条件最差的一间屋子里,屋内连凳子都没有,我就天天坐在地板的草垫上。
正是那候,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衣服、食物连同房子,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依靠金钱来支撑,而我还需要格外昂贵的输血费用,这令我更加认为自己是个负担。
那时,我唯一的快乐便是读书。外婆将父母和兄长们留下的书籍一本不落地摆在我的床头。我一天学没上过,并不识字,就是反复地看,大体猜想它们的意思。
我看民间故事,看《青春之歌》,最喜欢的是高尔基的三部曲。那时候的我并没有梦想,却对美好生活心生向往。我记得我在高尔基的书中读到一句话——小鸟的美在羽毛,人的美在心里。当时这句话给我很大触动,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和我一样地漂泊、失学,但他仍可以变得伟大,我便不再觉得那么孤独。
不想让人发现自己残疾
我见过的第一个血友病患者的死亡是我表哥。一家人吃饭时,他突然说身体不舒服,然后就脑出血去世了。
对于血友病患者而言,死很容易,就是把一般人持续几天的出血过程浓缩在几分钟内,躺下、昏迷、打呼噜、脑子进一步压迫脑干的所有神经,然后呼吸停止。
在我还小的时候,治疗血友病的药物还很贫乏。有一次,我头上摔了一个口子,一晚上血流不止,父母束手无策,一个枕头染红了,他们便再找枕头给我垫上,一直到次日白天,血流干了,我也昏了过去,等医院开门了,他们便将我送至医院抢救。
等我醒来,医生告诉我:“你的心跳曾经停止过。”但我在此过程中一直都有意识,便也渐渐觉得,死亡是一种安静、空旷的状态,也就不会感到害怕了。
相比死亡,小时候,我更在乎的是自己的面子。
在大连海军医院治疗的时候,有一次,医院有一场学生演出,一所学校的学生前来医院礼堂观演,他们都是和我一样大的孩子。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和那么多同龄的孩子坐在一起,我便将拐杖藏到座位底下,试图假扮成和他们一样的孩子。
但演出中途,我想尿尿,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尿在了棉裤里。那时正值冬日,北方天寒,我只有一条棉裤,只好连续穿了几天湿棉裤。夜里睡觉,把它搭到暖气上烤,白天再穿上。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宁愿尿在裤子里,也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拄着拐杖去上厕所,我不想让别人发现我和他们不一样。
19岁后进工厂上班,我成为一名磨床工人,我将需要打磨的东西在机床上摆好之后,需要等待1至2个小时,让砂轮将东西磨光。在等待的过程中,一般工人都是站着,我特地从家里搬了个凳子过来。拐杖照例被我藏在机床下面,没有人看得到,我就那样坐着,心中喜悦,我想:“大家都会把我当成一个健全的工人。”
一直到25岁至30岁那些年,我才渐渐开始正视自己的残疾。30岁之后,接触到残疾人与社会关系等更加深刻的话题后,我才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残疾仅仅是特征而已。
母亲去世后忧郁而自杀
在1993年正式来深圳以前,我曾来过深圳。
80年代,社会上掀起电大热。我辞去了工厂的工作,到电大读书。我明白一个道理:作为一个体力上弱于别人的人,必须在知识上比别人强。
因为读电大轻松,我便一边读书,一边试着做点小生意。那时候,我到深圳进过货,深圳给我留下了3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是深圳人少。1988年春节前,我和太太、女儿到荔枝公园散步,整个公园里就我们仨。
第二件事发生在股市里。我以近600元的总价买了100股深发展,要离开深圳时,我把它卖了,赚了3000多块钱,并用2700元给孩子买了个任天堂的游戏机。那时候,3000块钱是笔大数目,2700元的游戏机也是很奢侈的。
最后一个印象是深圳特别小。那时,莲花二村就算郊区了。
但我能感觉到深圳自由和民主的氛围。在内地,大家讲究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但在深圳,英雄不问出处。在蛇口,袁庚创办的沙龙里,青年企业家们的发言特别让人振奋,他们从治理企业谈到了兼济天下的胸怀和理想。
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定居深圳。我见到许多创业者白天在豪华的办公室里上班,夜里回去,便居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而我的身体状况,连在内地混日子的工作都难以坚持,要在一个需要拼搏的城市里凭自己的实力去生存,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有的仅仅是羡慕。
到1993年,为了活命不得不正式入住深圳,我便开始感到极度的不适应。作为主流社会的脱离者,过去我在内地运用熟练的交往规则和技能,一下子失效了。
深圳是移民城市,人的自我保护欲很强。刚到深圳不久,有一次,我坐着轮椅在马路上想找人问路,但不管我怎么问,就是没人理我。我后来明白了,所有人都把我当乞丐了。当时这件事情给我很大冲击,我觉得这座城市毫无人情味。
每天和邻居一起等电梯,我想问候他,第一次邻居可能敷衍一下,但第二次,邻居就躲得远远的,看到我走了,他再出门。大家都是人到中年来了深圳,内地的家需要养,未来的事业需要前进,所有人都认准拼命赚钱的道理,谁也不想被人打扰。
我便强烈地想要回武汉。但我回不去了,太太从内地国企将主任一职辞掉,陪我来深圳,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坚决不肯走。女儿也考上了这里的重点中学,她住在学校,也不愿意回去。
到了1996年,我的母亲去世,我便患上了抑郁症。
过去,太太上班,女儿上学,只有母亲与我朝夕相伴。我为母亲量血压照料她吃药,她给我做饭吃,两人有种相依为命的默契。
她突然去世后,家中剩下我这个自认毫无价值的人,每天读书、看报、看电视、睡觉。我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13岁以前无法站立的日子,这种状态很可怕,我们残疾人称之为“闲愁最苦”——夜里睡不好,白天没精神,不高兴的事情,电影般不停地在脑海里闪现。最严重的时候,我不敢上高楼,因为站在高楼上我就想往下跳。
我曾买过两次安眠药,给太太写了遗书:“我活着,巨额的输血费用给你们造成了压力,我要是不在了,女儿可以顺利考大学,母亲为我留下的30万,够女儿读书和你零用了。家中还有两套房子,一套出租,一套你们住,在深圳过上小康生活是没问题的。但我活着,不要说小康了,连贫困的生活都难以维持。”
写好遗书,我将3瓶安眠药同时吞下去。第二天清晨,太太醒来,看见遗书,又看到空荡荡的药瓶子,知道我有过一次自杀行为。但这个药是假药,我没死。
破釜沉舟创办残友集团
做“残友”完全是破釜沉舟的决定。我必须做出选择,要么继续在冷漠的人际关系中“冻死”;要么创业。深圳是一座鼓励创新、包容失败的城市,是创业的热土。
1997年,因为此前炒股,我家中有一台电脑,便思寻着开办一个电脑兴趣小组,我联系了深圳义工联,从他们那里招募了4个平时比较活跃的残疾人,又从武汉请了一位老师来教大家。
刚来的残疾人一个都不懂电脑,我发问:“全深圳的残疾人竟然没有一个懂电脑的吗?”他们就告诉我,有个人叫刘勇,过去在打字社里打字,一分钟能打200个字,后来打字社倒闭了,他就在滨河的一家麻将馆里给人家打扫卫生。
我琢磨着,难得有这么熟悉电脑的残疾人,应该叫过来,便去找他。
一进麻将馆,我就看到了刘勇。他的身高还不到一米三,正弯着身子,在麻将馆里倒开水,我跟他说明了来意,他就从放拖把和杂物的角落里找出一台装着DOS系统的电脑,打开来,用他那双变了形的手打字给我看,他打起字来“哗哗哗”地响,那一串串字就像是一口气被他通通推到电脑屏幕上似的,果然是1分钟200个字。
我便将我的设想跟他说了一下,他二话不说,放下所有东西跟我走了。刚到我家,他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妈,我现在在一个大哥的家里学电脑,我就不回去了。”
他有整整15天没回家,每天趴在电脑面前,这期间竟然做出了网站。他不会写稿,做的网站没有内容,把栏目打开,页面下方就有一个小人在挖土,底下写着:“正在建设中。”
尽管网站里所有的栏目都是正在建设中,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架构完整的网站出现在屏幕上,依然会感到震惊。
从残疾人小组发展为“残友”的直接契机则是深圳1999年举办的第一届高交会。
高交会期间的一天,太太推着我去参观。当天,诺基亚的一位副总裁在现场做了演讲。他说:“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人们在知识的海洋上漂泊,有了互联网之后,知识的海洋就从每个人的身边流过。”
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我,我突然意识到:过去残疾人因身体不便无法上学或去图书馆学习的那种远离知识、没有力量的状态可能会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而结束,一个被压抑了千年的边缘群体——残疾人,将有机会借助互联网真正地融入主流社会,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因为高交会上的这句话,我们开始探寻这个兴趣小组的盈利模式。并且得益于深圳这座城市在互联网和电子工业上的发达,残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所以现在我走到哪里都说,如果不是因为深圳,我的人生将真正地残疾。
我们开始在网上四处张贴广告招揽生意。很快华强北有个人过来,让刘勇按800元的规格制作一个网页。那人趁我不在的时候,让刘勇将制作好的网页传给他,说是第二天给钱,但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是我们的第一单生意,刘勇特别懊恼,一直念叨着:“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居然骗残疾人。”我就告诉他:“这就是商业社会,创业初期遇到骗子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我们现在被骗800块,将来做8000、8万、80万的生意就不会被骗。”
刘勇问我:“大哥,真会有那么一天吗?”
我就回答:“会有的。”
让边缘群体融入主流社会
现在,刘勇随便签一单合同,金额都在几十万以上。
1999年,他拿下深圳网页制作的冠军;2000年3月份,又拿了广东省的冠军;那年5月,我陪他到杭州参赛,他拿了全国第二名;8月份,他去欧洲的布拉格比赛,在那里获得世界网页制作第五名。
还有李虹,他是广东的编程冠军、中国的编程亚军,又在印度新德里世界编程比赛中获得了第五名。
他们俩的成绩给了我一剂强心针——起初,我担心残疾人没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但现在他们证明了自己拥有超于常人的能力。这并不是因为残疾人聪明,而是因为残疾人有充分的耐心和努力。
世界上有12亿残疾人,加上他们的父母,这就是一个将近40亿的人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边缘群体,但在网络时代,他们能融入主流社会,不再成为社会的负担。今年4月底,我在哈佛大学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说:“互联网经济产生了一种无体力劳动,它使残疾人这个庞大的群体有机会融入主流社会,有尊严地生存,残疾人坐在屏幕前就是优质的人力资源。”
我这一生最大的抉择不仅仅是建立公司。在这个团队中,我把自己的个人理想,包括对社会公正的理想都倾注了进来。2009年,中央支持我们成立郑卫宁基金会,我们企业挣了钱就捐给基金会,基金会拿到钱,就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关爱残疾员工,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从2007年到现在,我们得到了深圳人甚至是全世界的帮助。埃森哲的总裁,每个月坐飞机来深圳,自己花钱住酒店,花两天时间给我们讲软件技术;我们经常有技术问题解决不了,便给神州数码、腾讯等公司打电话,他们立刻帮我们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员现场帮我们解决,还将解决方法教给我们。
回想20年前我刚来深圳时,坐轮椅出门总会被当成乞丐。但现在,我们那些在轮椅上的员工常常回来告诉我,路边的陌生人见到他们就问:“你会不会做软件啊?”因为深圳有1300多个会做软件的残疾人,他们便成了一个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