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冷西十年冷战吴冷西:《十年论战》第九章走向公开论战

201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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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毛主席在杭州审定这篇社论.他在1月25日给小平同志的信中说:"廿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在这篇社论中,我们高举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旗帜,维

毛主席在杭州审定这篇社论。他在1月25日给小平同志的信中说:“廿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在这篇社论中,我们高举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旗帜,维护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社论第一次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22大”开始的,是从苏共利用他们的党代会讲坛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开始的。我们党曾做了种种努力,要求停止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努力没有能够阻止苏阿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我们的好意反受到了某些人(社论没有点名)一连串的指责。

社论还讲到,我们党从1962年4月起就主张召开兄弟党会议,通过同志式的协商,消除分歧,加强团结。我们还建议各兄弟党应该进行准备工作,以缓和关系、改善气氛,其中包括在广播电台、在报刊上停止对另一个兄弟党的攻击,以便创造条件来召开兄弟党会议。

我们党中央在1962年4月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就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们的这个建议遭到了拒绝。在这次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以及在这之前,从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始的两个多月中,有不少兄弟党的代表,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利用代表大会的讲坛来攻击阿尔巴尼亚,攻击中国党,甚至还攻击朝鲜党。

社论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基础。只有严格遵守两个文件,才能有真正的团结,违背这两个文件只能是假的团结。

社论强调说:我们认为,一面要求停止攻击,一面又在继续进行攻击,这绝不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态度。说一千句团结的空话,不如做一件有利于团结的好事。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社论最后呼吁:希望首先发起攻击的兄弟党言行一致,采取主动,回到平等协商的轨道上来,回到《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的轨道上来,消除分歧,加强团结。

这篇评论发表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响应。不少兄弟党的领导人依然继续违反《宣言》和《声明》,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这样我们当然有权利予以答辩。

这时,毛主席已从杭州回到北京,主持2月17日到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题原定是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也讨论城市“五反”运动和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四清”运动。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也是会议议论很多的议题之一。会议决定继续抓住几个主要问题写答辩文章。

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继续发表了三篇评论,即:《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著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2月27日发表的《分歧从何而来》,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这篇评论综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回答那些指责中国党是分歧的“罪魁”、“祸首”的兄弟党的。之所以指名回答多列士等同志,是因为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中,谈论分歧最多、攻击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印尼、日本、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兄弟党最恶劣的就是法国共产党的多列士等人。

评论追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始于苏共“20大”。但评论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表示不准备在本文中讨论这个问题。

评论只从195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通过《宣言》以后,特别是1959年戴维营会谈前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莫斯科宣言》的错误观点,并采取了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一系列行动。

评论回答多列士等同志指责中国党把分歧公开化时,指出分歧公开始于1959年9月9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讯社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立场。

评论在这里没有指明苏联和塔斯社,仍然留有余地。评论指出,鉴于发生上述错误言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才于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澄清是非。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某些同志不仅不吸取教训,反而策动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突然袭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在这之后,又不顾国际信义,撕毁几百个经济技术合同,恶化国家关系,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评论在这里仍然没有指出这些都是苏共领导干的。

评论追述1960年兄弟党代表莫斯科会议之前以及会议期间经过激烈争论才通过协商一致,消除了分歧,达成了协议即《莫斯科声明》。评论回答多列士等指责中国党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后违背《声明》时指出:违背的不是中国党,而是苏联同志没有听取中国党的多次劝告,反而采取了进一步恶化苏阿关系的措施,直到在苏共“22大”上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直到在五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反阿、反华,并指责其他兄弟党。

评论特别申述了中国党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中的立场,回答多列士等人对中国党的攻击,并列举一系列事实,指出法国共产党的立场前后矛盾、出尔反尔,跟着指挥棒转。

评论最后重申:中国共产党现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且愿意同所有兄弟党一起,采取必要步骤,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作为准备兄弟党会议的步骤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的公开争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主张。停止公开争论必须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说要停止争论,一面又继续攻击。他们实际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顿之后,不准你还手。这是不行的。

《红旗》杂志1963年第三、四期发表题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是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主要是从理论上说明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分歧,批判以陶里亚蒂为代表的观点。

这是陶里亚蒂长期以来宣传他的“结构改革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思潮的典型理论,而且比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提出的“和平过渡论”要早得多,系统得多。

这篇长达11万字的文章分为八大章节(这八大章的题目是:一、引言,二、这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三、当代世界的矛盾,四、战争与和平,五、国家与革命,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七、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着重从理论上展开批判。这与《人民日报》1962年12月31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社论不同,《人民日报》的社论是着重从政治上批评陶里亚蒂。

那篇社论发表后,陶里亚蒂很不满,认为《人民日报》的社论“缺乏明确性”,是“教条主义”,并表示要把公开争论继续下去。《红旗》杂志编辑部因此撰写了这一长文,索性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同陶里亚蒂敞开大辩论,彻底揭穿了“结构改革论”的理论错误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危害,从而也附带批判了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

毛主席对这篇文章很重视,在整个2月份里,提了许多意见,并亲自作了许多重要修改。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个题目是毛主席最后确定的)长文首先指出,目前各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大争论是由现代修正主义者挑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论战。现代修正主义思潮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在新条件下的产物。

文章从分析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陶里亚蒂提出的关于当代世界的新概念,根本抹煞全世界范围内各种对抗性的社会矛盾的存在,完全背离马列主义的基本方法——阶级分析方法。他所提出的关于世界已没有战争、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已不存在、世界正朝向结构改革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可以通过议会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改革等等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文章指出,美帝国主义同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之一。我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3月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这是回答美共1月9日的声明的。美共在声明以及其他的文章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这篇声明特别在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恶毒地诬蔑和诽谤我们党。

社论指出:美共的一些领导人一方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敌我不分,颠倒是非。社论着重回答美共声明中说中国同志“对台湾、香港和澳门没有采取冒险政策是正确的,但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却鼓励别人采取冒险政策”,这是“双重标准”。社论指出,采取“双重标准”。出尔反尔的不是中国,而是别人。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是这样,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也是这样。

这样,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我们一共发表了七篇文章,而每一次发表答辩文章之前,都用很大的篇幅来刊登对方的反华言论。应该指出的是,所有这七篇评论都没有直接指名批评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反华议论最多的就是苏共的报刊,而兄弟党的第一把手(第一书记或者总书记)中,公开讲话攻击中国共产党最多的也是赫鲁晓夫。当然,我们批驳的反华观点,大都是苏共领导讲过的。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1962年12月间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根据毛主席(他当时不在北京)的意见,确定了留有余地的方针。这就是给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留有回旋的余地,不直接点他的名字。可以说,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的方针还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并不希望公开破裂,特别是不希望跟苏共公开破裂。

在这次“围剿”和反“围剿”斗争过程中,正在外地休养的毛主席写了有关反修斗争的一首诗和一首词。一首诗是1962年12月26日写的七律《冬云》,全文是: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963年1月写的词《满江红》,是和郭沫若的,全文是: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这两首诗词,反映了毛主席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和诗人的胸怀和气魄。

1963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公开论战的第一次反攻议论纷纷。

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详细讲到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他讲了现代修正主义发展和几年来斗争的过程。小平同志指出,从苏共“20大”大反斯大林开始的七年间,我们党曾多次做工作,批评他们的错误,同他们的错误进行斗争。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是这样,后来的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也是这样,但是,都没有能够阻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

小平同志指出,苏共“22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它在理论上系统化,赫鲁晓夫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径越来越粗暴、恶劣,以至最近发展到利用欧洲五个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机会,对我们发起一系列的攻击,把争论推向新高潮,从内部争论发展为公开争论。

会议上大家指出,这次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浪潮有几个特点。第一,赫鲁晓夫由于在一系列事件中,特别是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这两个重大事件中,大大暴露了他的面目,十分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发动了反华,企图用反华来转移视线。

第二,这次反华是公开的,但是对我们还留有一些余地。虽然赫鲁晓夫本人在德国党的大会上发表了反华演讲,《真理报》也发表了指名批评中国的文章,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他还是处在第二线,还不是公开打头阵,而是让其他跟着他指挥棒走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打头阵。

第三,赫鲁晓夫企图用“多数”来压我们失败了。虽然有20多个、30多个、以至40多个党的代表在这五次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这当然是“多数”了,但是,比起1960年莫斯科会议内部指责我们党的数目,还是少了,许多党对公开攻击我们党有顾虑,而且也没有压服我们。我们坚持斗争到底。面对这种形势,赫鲁晓夫也无可奈何。

第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兄弟党中,左派公开出来说话了。朝鲜党、印尼党都讲话了,新西兰党也讲话了,委内瑞拉共产党也跟我们比较一致,还有亚洲的一些党,比如马来西亚共产党、泰国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同我们都比较一致,越南党也是在多数情况下跟我们一致的。日本共产党在多数情况下跟我们也是一致的。这许多左派党都敢于出头讲话,反对或者不赞成苏共反阿、反华。

第五,这次反华浪潮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问题提出来了。赫鲁晓夫这样反下去,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分裂;而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是害怕分裂的,他们要求团结,特别是要求中苏两党能够和解。这种状况对赫鲁晓夫压力很大,使他感觉到继续反华难以为继。同时,他也害怕我们发表文章,他害怕我们进一步就要点苏共和他的名了。

许多同志总结这次论战时指出,这次我们公开答辩、反对修正主义,其性质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反对赫鲁晓夫领头全面篡改马列主义。他们否定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学说。

他们提倡和平过渡即所谓议会道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他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立场上;他们把和平共处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任务,把它放在世界革命之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总路线就是和平共处,从而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放弃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整个国际斗争中间混淆了敌友我的界限;在共产主义的建设问题上、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错误的论点。

这些错误集中地表现在苏共“22大”通过的纲领中。所以说,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是反对它全面篡改马列主义。这场斗争既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前途,也关系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革命以及整个人类的前途。

在谈到斗争的前景的时候,许多同志认为,经过反复斗争,从195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六年多,看来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观点基本上没有改变。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多数党里边占统治地位,所以这个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会议一致认为,我们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反对修正,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坚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的策略原则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不是以让步来求团结。

某些让步是允许的,像1957年莫斯科会议那样,像196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我们是做了某些让步的,这是允许的。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上,是不能让步的,在关系到我国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更是不能让步的。

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我们中央曾经反复讨论过,要尽力避免分裂。你要分裂,我不分裂,采取“赖”的办法,采取“拖”的办法。我们一直这样做。但是,看来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兄弟党之间,这种矛盾将会长期存在;在一个党内,这两种思想是不能和平共处的。

从长远来看,这种矛盾发展和激化下去,分裂是很难避免的。无论在一个党内,或是在国际范围内,我们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因为现在已经有42个党公开指责中国党,这在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分裂了,也就是说在重大原则、基本观点上已经是分裂了。矛盾激化下去,其结果就会从理论上的分歧发展到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要提出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还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我们还是要提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宣言》和《声明》这两个共同文件是我们斗争的武器。我们应该力求做到不公开破裂,保持某种形式的团结,这样比较有利,同时也有这种可能。

苏共领导集团看来也有这种需要。但是,应当估计到,公开的完全分裂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苏共领导集团的冒险主义,他们有可能铤而走险,公开分裂。

在会议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就分裂好了,说又分又不分的状况很麻烦,分裂比不分裂好。党中央认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所谓分裂问题,关键是中苏两党、两国是不是分裂,在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党要权衡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决不能首先采取分裂的步骤。

至于苏共领导集团是不是首先采取分裂的步骤,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肯定。因为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也是最大的冒险主义者,这是历史上证明了的。“20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这样,调动部队镇压波兰也是这样,对中国撤出全部专家、撕毁所有合同也是这样,对阿尔巴尼亚断绝国家关系也是这样,不久前在古巴设置导弹基地也是这样。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麻痹大意,要有思想准备。

会议议论到分裂的后果会怎么样,无非是断绝党的关系,断绝国家的关系。断绝党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但国家关系不可能完全断绝,做生意恐怕还是要做的,即使完全断绝了也没有什么,生意不做也没有什么。这对我们有一些损失,但也不大。

分裂之后是不是会打仗?除非在苏联实行公开的法西斯专政,否则照现在的情况他不敢打,他也没有理由打。如果真是要打,我们无非是退出北京,退到山沟里面去,退到延安去就是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早就设想到了,无非再上山打游击就是了。但是,要把中国完全吞下去,美国人是没有这个肚子,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肚子。

中央同志认为,现在看来,赫鲁晓夫还不敢和我们公开破裂,因为他和美国的关系还没有搞好。两霸相争,很难妥协。从这一点考虑,赫鲁晓夫现在还不敢和我们公开破裂,更不用说和我们打仗了。现在的公开争论无非是笔墨官司,没有什么不得了。

但是,我们要在一定范围的干部中做思想工作,要告诉他们分裂的可能不是不存在,是有这种可能的。要不然,将来一旦真的分裂到来时,我们的干部没有思想准备就不好了。而且对左派兄弟党也要做工作,也要他们有思想准备。

在日本投降之后,由于我们党中央对国民党可能进攻解放区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国民党发动内战时我们干部是有思想准备的,而且在作战部署上也有所准备,因此很快就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比预计更短的时间取得全国的胜利。

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主要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当时也叫“四清”)问题。他在2月28日总结发言时谈到反修斗争。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

应当研究湖南、湖北、河北的经验。我们已经发表的反修文章,在知识界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赞成的。可见过去十多年的思想教育是有成绩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文章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

赫鲁晓夫骂我说纸老虎不对,引得世界上许多人都想知道我说的纸老虎是什么意思。现在有43个党骂我们,“帽子”满天飞,我们不怕,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决议、声明、讲话、文章通通发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他们敢不敢照我们这样办,这是挑战。看来他们不敢,这说明他们理亏。如果一切真理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批驳我们。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是因为他们驳不倒我们。现在倒是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瑞士来同我们联系,要我们的文章看。看来修正主义不好混,反对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再发表几篇文章之后,可以停一停,看一看再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不可以老是把弦拉得太紧了。

小平同志赞成并传达中央常委的决定:预定撰写的文章发表完了以后,要停一下。因为现在已经出现要求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出现要求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可以停止公开争论一个时期,准备谈判,首先是中苏两党的谈判。通过这个谈判,如果达成一些协议的话,也可能召开第三次兄弟党会议。但是要看到,现在要达成协议的困难比过去大得多,因此中苏关系可能出现这么五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维持某种形式的团结,分歧和争论依然继续,彼此我行我素。

第二种情况,国际共运四分五裂,但是中苏两党维持不分裂。

第三种情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成两个派别,但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分裂。

第四种情况,党的关系分裂了,但是国家关系不分裂,国际群众团体不分裂。

第五种情况,一切都分裂了,党的关系分裂了,国家关系也分裂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分裂了,国际群众团体也分裂了。

小平同志说,由于存在这些可能,我们在考虑分裂危险的时候,要考虑到哪些方面可以不分裂。中央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中央常委决定,现在我们要做四件事情:

第一,要把计划发表的文章写完,然后集中力量来写小册子,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等方面来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这些要做充分准备。这是基本功。

第二,要准备中苏两党双边会谈,这个会谈可以逐步展开,问题逐个讨论,哪些可能取得协议的就达成协议,不可能取得协议的就暂时摆在一边。

第三,要加强对外宣传,加强对外广播,加强外文书籍的出版,加强对左派的工作。但是现在还不适宜召开左派党的会议,因为条件不成熟,而且苏共也没有带头召开部分兄弟党的国际会议。如果他召开这种会议,就是开分裂会议。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考虑是不是要召开左派兄弟党的会议。现在还不是时候,条件还不成熟。

第四,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国内要防止修正主义。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有助于我们国内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修正主义能够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党内发展,我们应该很好研究怎么样防止在中国出现这种情况,不仅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后一代不出现修正主义。在做好全面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我们要把党的建设做好。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总结了我们在前一个时期的反修斗争,同时为下一阶段的斗争提出了方针、策略和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