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霖致信毛泽东 毛泽东致信李达:要使干部多懂得一点哲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写于1937年7月和8月的《实践论》《矛盾论》做了重要修改,并分别于1950年12月29日、1952年4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作为著名哲学家,李达结合自己的专长,对这两篇文献进行了详细解读。
《〈实践论〉解说》长达6万多字,先是在1951年《新建设》杂志第三卷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二、三期连载,后来于是年7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与《〈实践论〉解说》一样,《〈矛盾论〉解说》也是先在《新建设》杂志上连载,后来由三联书店出版单行本。
写作过程中,为准确起见,李达将部分稿件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稿件做了认真修改,并于1951年3月27日、1952年9月17日给李达回信。1954年,毛泽东发动了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李达积极响应,并把他撰写的《胡适思想批判》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寄给毛泽东审阅。12月28日,在去信8天之后,毛泽东便给李达回了信。
1978年12月25日,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前夕,《哲学研究》第12期将前述三封信的内容和影印手迹首次公开发表,题为《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的三封信》。《人民日报》在这一年的11月29日还对此进行了预告,并于12月28日予以转载。
以身作则学习哲学
早在1941年,毛泽东在为《农村调查》撰写的序言中就谦虚地表示:和全党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著名的哲学家,毛泽东对他十分尊重,真诚地向他请教,并认真地学习他的著作。
“鹤鸣”是李达的号,在这三封信中,毛泽东都称呼李达为“鹤鸣兄”。此种称呼,尤为亲切。第一封信的开篇,毛泽东告诉李达:两次来信以及《〈实践论〉解说》的第二部分均已收到,“谢谢您!”一个“您”字,更是体现了一位大国领袖对一位哲学家的尊重。
从信的内容看,毛泽东对李达的理论研究工作总是给予赞扬和鼓励:“极好”,对“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觉得很好”,“对读者帮助更大”,“这是很好的”。此种话语,出现多次,赞赏之情,可见一斑。毛泽东对李达《〈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有一处小的修改,他没有要求李达照改,而是“请加斟酌”;毛泽东建议李达对一些哲学基本概念加以说明,同样没有要求李达照做,而是用“未知以为如何?”此种商量的语气,毫不强加于人,这是对李达的尊重,也是对哲学、对知识的尊重。
此种尊重,由来已久。1937年5月,李达撰写的《社会学大纲》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这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李达辗转寄给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一本。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从理论的高度研究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这本书来得相当及时。在阅读过程中,毛泽东在书上做了很多批注,并画了许多竖线、横线、斜线、浪线、三角、问号和圈、点、叉等各种符号,还改正了书中一些错排的文字和标点。
20多年没有写日记的毛泽东,还在《读书日记》中记载了读这本书的进度。1938年2月1日,毛泽东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毛泽东的《读书日记》,每天只记录看书的进度。
如2月6日记“页458—472,第二篇完。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页473起,484止”;2月9日只记“页507—550”;哪天因为工作忙,未能看书,他也如实记上“没有看书”“没有看”或“未看书”“未看”几个字。
在3月16日的日记里,毛泽东写道:“P831—852,本书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多遍,从《读书日记》来看,这一遍阅读前后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除自己认真阅读之外,毛泽东还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此书,并致信李达希望他再寄10本到延安,以满足干部学习哲学的需要。
尊重知识 严谨治学
毛泽东的治学态度是科学的、严谨的,他一贯倡导实事求是和一丝不苟的学风,始终认为他自己的著作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经验的积累以及认识的深化而予以进一步完善。
在解说《实践论》的过程中,李达纠正了原著中的个别提法。例如,原著中提到: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没有盲从原著,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了纠正,只把义和团算做排外主义。
这一改动,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在第一封信中,毛泽东特意提到,《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待出选集时“拟加修改”。不过,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1991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编者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把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拟加修改”的意见予以说明。
在第二封信中,毛泽东提到一处改动。他告诉李达,《矛盾论》中“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的“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应该删掉。这不仅是文字上的修改,而且是观点上的纠正。
这是因为,矛盾诸方面暂时的平衡还是存在的,如果矛盾的诸方面,无论在什么时候,其发展都不平衡的话,那就把不平衡绝对化了,事物就会变动不居、不可捉摸。毛泽东发现了这一点,及时进行修改,并提醒李达写解说时加以注意。
毛泽东对《〈实践论〉解说》的修改,有两处李达觉得欠妥,便又进行了改动,但毛泽东并没有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之前,毛泽东还将文稿寄给李达征求意见。
鼓励唯物论的通俗宣传
毛泽东一贯主张要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倡导“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他致李达的信较好地体现了这一主张。
第一封信中,毛泽东认为《〈实践论〉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他建议李达,待第三部分完成后,应当出一个单行本,“以广流传”。在信的最后,毛泽东反思道,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
为此,他希望李达多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第三封信里,毛泽东再次赞扬李达:“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像第一封信一样,这封信也对李达提出建议,希望李达再写文章时能够对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
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毛泽东有深远考虑,即“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短短两封信,表达了毛泽东要通俗地进行理论宣传,使广大干部多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殷切期望。
李达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从比较重视学理研究转向全力为大众哲学服务,以通俗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推动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使哲学成为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为哲学的通俗宣传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先后多次再版,深受欢迎和好评,成为当年广大干部群众的重要读物,为解决毛泽东忧虑的成百万党内外干部不懂哲学的问题做出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