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神仙”陆谷孙去世 | 用一生诠释“寂寞出学问”
2016年7月28日下午1点39分,英汉大词典主编、著名翻译家、复旦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去世,享年76岁。
2007年,上海观察记者曾采访过陆谷孙教授,采访过程充斥着感动,因为这位老教授不言名利的淡泊、不推诿过失的坦诚、不知疲惫的执著。
在粗制滥造的“速成”书刊泛滥的今天,在抄袭、剽窃、学术腐败事件时有发生的当下,在浮躁、喧嚣气息越来越浓烈的当今学术界,能像陆谷孙这般,经年累月、寂寂无声地投身枯燥学术事业的人,又有几何? 还得实实在在,耐得住寂寞。
”陆谷孙的话语里,有坦诚,也有深深的担忧 “这里很好啊!红墙绿树。楼上有一个学弹琴的孩子,琴声叮咚,时常相伴。到了夏天的清晨,鸟儿醒得特别早,在鸟鸣声声中开始新的一天。不是很好嘛!可惜,年龄相仿的教师,现在还住在复旦宿舍的已经很少了,大部分都搬走喽!”才一见面,陆谷孙就毫不谦虚地称赞起自己“寂寞”的家。
十几年前,妻子和女儿相继成了美国公民,到大洋彼岸生活。陆谷孙偏偏不去,独自留在故土,做“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办理探亲手续时,签证官好奇地问他,怎么不和亲人一起到美国定居?他的回答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也许因为我在中国还有点用处吧。”
这些年,眼看老邻居们纷纷乔迁,搬去高档的新楼,陆谷孙偏偏按兵不动,留守在学校的教师宿舍,住着陈旧的房子,过着充实的日子。“这是生命中最后的驿站,够大了,也够好了!总不能这把岁数再倾家荡产去当‘房奴’吧。”陆谷孙哈哈一笑,“人嘛,精神追求应该是精英的,物质生活还是草根好些。”
这就是陆谷孙,《英汉大词典》的主编,带领着一支精英队伍,刚刚完成耗时6年的修订工作;曾是复旦大学由学生自发选出的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无论开讲座还是上课,教室里里外外都会“塞满”慕名而来的听众。
看似“热闹”的他,内心淡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周遭环境如何,陆谷孙自有一份执守。他钻研吟诵莎士比亚,如痴如醉;他先后三编词典,耗去整整37年光阴,从满头青丝编到两鬓霜雪。
时代的变迁在他身上有着敏锐的反映,因为言谈间,当下的新词、流行语汇不时从他口中蹦出,家国天下,他都能悠游纵横;时代的变迁又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迹,近来,学术界浮躁现象屡见不鲜,他却依然甘愿寂寞,年复一年,独自窝在书房里,专心向学。
“炒作——尤其是暗示学生炒作、捧场——真能出得了好教师?‘复制’、‘粘贴’也叫做学问?要我看,做学问还得实实在在,耐得住寂寞。”陆谷孙的话语里,有坦诚,也有深深的担忧。
以陆谷孙为核心之一的编写人员,凭着学者的良心和勇气,恪守“词典贵新”的原则,“曲线救书” 无需多言,三编词典的经历,是对“寂寞出学问”最好的诠释。
我们能看到的:在《英汉大词典(第2版)》的出版研讨会上,闪光灯、掌声、祝贺不断,好评如潮;16年前出版的第一版《英汉大词典》,荣获包括首届国家图书奖等在内的多个奖项,被英美辞典专家评论为“可望成为远东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辞典之一”、“具有超世纪的生命力”;1975年出版的《新英汉词典》,虽带有当年浓重的政治色彩,却因紧跟英语发展的步伐,为外部世界所瞩目。
而我们看不到的,是光阴荏苒,寸寸皆是辛苦。
陆谷孙与词典结缘,可谓偶然。正如一位外国同行的戏言:“陆谷孙是全世界唯一由‘革命’(指‘文革’)造就的词典专家。”
1957年考入复旦外文系,8年后以优异成绩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陆谷孙的求学之路基本顺畅。然而,在1970年女儿满月那天,一顶“思想反动的白专典型”帽子猝然临头,为防其“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青年学生,他被“发配”至复旦校园内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改造。
被迫离开心爱的教学岗位和莎士比亚研究,陆谷孙心情颇为委屈和沉重。但一心向学的人总会被学问这块磁铁所吸引,只要有学问做,立刻就如渴鹿奔泉而去。词典编写很快给他带来了新的寄托。渐渐地,在他眼中,一个个单词变成一个个谜案、一段段史话,吸引着他不懈地求索。
虽说当年那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指令和干预不断扰乱词典编写进程,然而以陆谷孙为核心之一的编写人员,凭着学者的良心和勇气,恪守“词典贵新”的原则,悄悄往《新英汉词典》初稿中塞进了大量国外最新流行的词汇,陆谷孙戏称为“曲线救书”。不曾料想的是,此前陆谷孙随手收集的数量相当可观的英语新词汇,在这个时候派上了大用场;更没料想,正是这些新词为词典注入了生命力,使之避免了昙花一现的命运。
1975年,词典一面世,即在海外引起震动,人们惊讶地发现,经济落后、信息闭塞的中国竟对英语发展跟踪得如此紧密。《纽约时报》惊呼:“看来有一批中国人,正像美国有一批‘中国通’注视中国一样,也在密切注视着美国。”香港一家报纸的评论标题则更为醒目:《中国赶上了世界》。
迄今为止,这部词典印数已逾千万册。而陆谷孙曾坚决拒绝了重版时为自己新增“主编”头衔的做法,并坚持将老师葛传先生的名字排在编委之首。 4203页,20万个词条,1700万字的篇幅,陆谷孙以惊人的毅力,从头至尾逐字逐句通读了一遍 《新英汉词典》的诞生,并未改变我国解放后尚无自行研编的大型英汉双语词典的窘况。
1975年,全国中外辞书规划会议决定由上海组织编写《英汉大词典》。由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译文出版社、同济大学等近30个单位的百余名英语专业工作者组成的编写组随即成立,陆谷孙又成为其中一员。
然而,此后十年,因体制不顺等原因,编写工作一直未进入正轨,编写人员流动频繁,编写进展缓慢。时势再一次将他推至前台。1986年,年仅46岁的陆谷孙被委以主编的重任。他当即立下誓言:“既已临危受命,自当不遗余力,为此特约法三章:词典不编成,不出国,不另外著书,不在外固定兼课。请大家监督。”同时郑重宣布:“从现在起实行倒计时:1989年出上卷,1991年出下卷。”
一言既出,陆谷孙便如同上紧了的发条,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与社会上某些人东拼西凑译编词典不同,陆谷孙从一开始就强调,《英汉大词典》应充分体现我国在英语领域的科研水平,要研编而不要编译,要客观描述而不要价值判断,要学术性、实用性、知识性、稳定性、趣味性兼具而不仅仅供教学之用。
他亲自拟定了长达数十页纸张现已发黄的编写细则,并与同事一起靠手工操作,逐步建起拥有50多万张卡片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库。说到这儿,陆谷孙特别说明:“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别拿50万这个数字与今天动辄2亿~3亿内容的英美语料库相比。”
在编写《英汉大词典》的那段日子里,陆谷孙的案头总是摆着这么几样东西:白兰地、咖啡、香烟和芥末。为了提神,会不会伤身体已经顾不上了。每周至少4天,他乘班车到位于淮海路的编写组,看资料、做卡片、写词条、审校样。
另外3天则在校上课,在家看稿。4203页,20万个词条,1700万字的篇幅,陆谷孙以惊人的毅力,将它们从头至尾逐字逐句通读了一遍。“直到编完,才踏实‘搁笔归寝去也’。”与此同时,他还要负责审稿、排版、印刷、校对、征订等诸多环节的协调,简直就是一个庞杂系统工程的总指挥。
没日没夜,没假期没节日。直到1989年,《英汉大词典》上卷如期完工,学术界为之振奋。一向低调的钱锺书先生,欣然为之题写书名。1991年下卷出版,全书出齐。因查得率高等原因,国内外英语和辞书专家纷纷给予高度评价。
至于稿酬,陆谷孙则一推再推,自己“十取其一,足矣”。 “即使仅仅为使死者瞑目,也要坚持到底!”这一份悲壮,恐怕只有亲历过的人,才能体悟 词典,是陆谷孙钟爱的“脑产儿”,然而它又像“某种物化了的邪恶力量”,无情地吞噬着编者们的心血乃至生命。
“编写第一版的时候,倒下去五六位同仁,有一位就倒在编写结束前3个多月,才40多岁,可惜啊!”每当这样的时刻,陆谷孙总会带领编写组的同仁们一起去参加追悼会,有时亲自致悼词。他说,面对死亡,人会清心寡欲一点。
《英汉大词典》编写组人丁最兴旺的时候有108人,而最后只留下17个“老弱病残”。其间,有人出国了,有人下海了,有人另谋高就了,然而陆谷孙不为所动,“即使仅仅为使死者瞑目,也要坚持到底!”这一份悲壮,恐怕只有亲历过的人,才能体悟。
令人感动的是,这项寂寞而浩大的工程日复一日地继续着而没有夭折。
从《英汉大词典》出版的第一天起,陆谷孙从来没有间断过两件事:一是查找错误;二是收集新词。因此,《英汉大词典》在出版后的16年中的20次印刷,每一次都作了局部挖补修改;因此,在1999年,《英汉大词典》出版了《补编本》,收入11500条新词、新例、新义;因此,2001年,第2版的修订工程得以由陆谷孙主持,在坚实的基础上拉开序幕。
除了对原版中的硬伤,勘误纠错,第2版的修订更着重于更新专名和术语的信息,增补英语新词、新义、新用法,总共收入词条约22万,其中增新词新义2万余条,像“彩信”“博客”“帖子”“磁浮”“红丝带”“刮刮卡”“蓝牙”等最新用语,都被收罗其中。
就在众人为《英汉大词典》的修订成功而雀跃时,陆谷孙却把“庆功日”当成了“清算日”(the Day of Reckoning)。首发式上,他用4个D字来概括词典的编纂历程:就过程来说是“Delays and Deficits”(延宕 赤字);就结果而言是“Delinquencies and Deficiencies”(失误 缺憾)。
他说:“出版不是登顶,而是又一次跋涉的开始,又一轮遗憾的开始。勘误工作已经同步启动。”有人说,近年来已没有这么“低调”的首发式了。
“不为名利,但求无愧于后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陆谷孙才会长年埋首于蝇头小字,努力以学者的良知和心血换取历久不衰的文化效益。这一次,他同出版社再三计较,希望能把词典的售价压到最低,让热爱英语的中国人都能用得起它。
至于稿酬,“务必向‘小字辈’倾斜”。 “知识分子应当守住底线!不要欺骗、钻营、庸俗、猥琐,而要用一颗忠诚、明敏的心,保持对问题的省思与追问。” “孤独是灵感的催化剂。”这是陆谷孙对数十年来甘守寂寞的回答。
一年读上四五十本书,偶有闲暇时去美国带外孙女、当“保姆”,兢兢业业教书,自自在在写文章,陆谷孙悠然自得地享受着如今这份恬静。
他说,他并不在意这奖那奖的,而学生的一句“陆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到重视的”,足以令他久久感怀。68岁的他,仍然坚持逐字逐句地批改学生的作文,仔细修改每一个错处,需要警醒之处还会画上“大眼睛”的批改符号,在文章最末,照例会写上一长段评语。
他说,学校官场化、教授CEO化、知识商品化,看名校要问出了几个高官,至于知识本身的自怡性和陶冶功能,鲜有人注意了,这些现象都令人忧心。“知识分子应当守住底线!”在他看来,这是一条道德线,由无数的点构成,包括悲悯的情怀、道德的激情、求真的勇气、是非的界线、个体的尊严、反省的自觉等等。
“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心中有这条道德底线,不要欺骗、钻营、庸俗、猥琐,而要用一颗忠诚、明敏的心,保持对问题的省思与追问。”
他说,现在的年轻人被现实逼迫得厉害,他能够理解,但“人要有一种对永恒的敬畏,就像康德所说‘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对弱小要有发自五内的爱,对自由要有一种向往和不懈的追求,对权力话语要有怀疑的勇气。不要让现实麻痹了大爱和大恨。”
他说,他心中有一个梦想,到2017年,《英汉大词典》能够完成第3次修订。“到时候,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后辈能够担起重任,免人恒悬。”
采访接近尾声时,记者得知,在词典出版后,身为主编的陆谷孙馈赠出去的第一本心血之作,是给“胖阿姨”在西安上大学的儿子,还专门题了字。陆谷孙口中的“胖阿姨”,是十几年来照顾他生活起居、为他“省下不少编词典的时间”的钟点工保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