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祖光教授 不灭的烛光——追记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马祖光

“我这个蜡头不高了!”75岁的马祖光院士坐在椅子上缓了口气,声音微弱却坚定:“我这把年纪,就像蜡烛要燃尽一样。今后能干一番事业的年头不多了,所以我要尽量燃烧……我再去给学生们把把关!”

2003年7月7日晨。在连续14天参加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后,马祖光感到很不舒服。老伴和秘书都劝他休息,可他却用力扶着椅背慢慢站起,坚持在搀扶下又出了门。7月11日晚。在拟定了一份哈工大光电子技术专业教学计划后,马祖光打电话给老伙伴王雨三教授一再叮嘱:“老伙伴,咱们要在教学上辅佐一下年轻教师,把他们带上来……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就是对学科发展放不下心,放不下心,放不下心……”这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马祖光教授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2003年7月15日,带着对光电子事业的无限眷恋,马祖光的生命停止燃烧。

“这口气一定要争”

马祖光是我国光学界著名专家、国际激光领域知名学者,是我国从事激光研究从基础理论导出现实激光成果的少数先驱者之一。

1971年,刚从“牛棚”回来的马祖光和同事们,在国家没有一分钱投资的情况下,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创办了我国的第一批激光专业。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资料,甚至没有一颗螺丝钉。漫天大雪的冬日,马祖光和同事们推着一车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宝贝”走了十几公里。

雪水和汗水湿透了他的棉衣,别人要他歇一歇,他却说“老马识途”,抢着“驾辕”。第一台示波器是在一堆废旧的物资中拣回来的;第一台机械泵是花200元买来的退役泵;从废品收购站运回一车玻璃瓶子作实验容器……

1980年,马祖光到德国汉诺威大学作访问学者。他选定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这个当时国际激光研究的一大热点。对他的“不自量力”,许多外国专家同行表示出了疑虑。马祖光暗下决心:“外国人搞不出来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就搞不出来,这口气一定要争!”苦战了一百多天,马祖光在国际上首次观察到了Na2的近红外连续谱区的荧光辐射。

1981年11月,马祖光谢绝了汉诺威大学的高薪挽留,带着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回国了。“人家的条件再好,也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正是这种对祖国和人民无比的热爱之情,激发出了马祖光永不服输的拼搏精神和不断创新的灵感。

他在国际上首先实现激光振荡10项,观察到新荧光谱区17个,新非线性光学过程7个,对光电子在国防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并有重要进展。一系列创新性的成果,推动了中国激光光谱、激光器动力学及非线性光学的发展。

而他几十年殚精竭虑创办的哈工大光电子专业发展的年谱就是一部“光谱”:1981年建立硕士点;1982年,哈工大成立了激光研究室;1986年建立博士点;1994年,建立了可调谐激光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999年批准博士后流动站,批准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设岗单位;2001年国家评审批准为“物理电子学全国重点学科”。

光电子专业在国内首先倡导开展新型准分子激光介质探索,发展可调谐激光器的单位,也是当时国内第一家开展低激发阈X光/XUV短波激光研究的单位,并取得了一批国际先进甚至在国际首次做出的研究成果。

“事业重要,我的名不算什么”

正直、宽厚、谦和的为人,刻苦、敏锐、严谨的工作作风,造就了马祖光的大师风范,也造就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光电子教研室团结向上、创新求实的优秀品质。

刘国立老师深情地说,“我出席全国激光会议,并将宣读根据马老师提出的研究成果撰写的论文,论文第一署名当然是他。可马老师却将我的名字列在第一,自己排到最后。”这样的事,几乎教研室的每一个人都遇到过,并且不只一次。

马祖光总是说:“事业重要,我的名不算什么。”马祖光将青年教师安排在关键岗位上。在自然科学基金、“863”计划以及国防科工委的一些重大项目中,常由青年教师担任课题组长,设备和经费的使用也优先考虑青年教师,使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迅速脱颖而出。

在马祖光精心培养的师资队伍中,博士化率已达70%。目前,这支队伍正承担总装备部、国防科工委、“863”高技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一批重大课题,“十五”期间的计划总经费达6000多万元。

面对科研教学,马祖光始终一丝不苟,严谨求实。两个数据可以证实的实验,他会要求采集更多个数据。他经常告诉学生:“一定要有创新成果。如果你的论文与别人撞车了,你就要改做别的课题。试验结果不能光听,一定要亲自去做,亲眼看到。”

马祖光经常亲自参加博士生的实验。就在他生命倒计时的2003年7月,实验室要做一个激光大气传输的试验。因为这个试验要求在23点以后开始做,年轻人知道马老师的心脏不好,都劝他回家。“这哪儿行,不亲自操作,不亲眼看到,这叫什么试验?”马祖光和年轻人一起盯着仪表,一直熬到清晨6点,试验数据出来了。

申报院士三次主动“退缩”

作为为科学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科学家,马祖光的家太不入时甚至有些寒酸。在德国工作两年,回国时,海关人员惊讶地发现,带回的东西只有书、图纸、小型仪器和设备。为节省时间,也为节省外汇,马祖光两年在德国竟吃了150斤挂面,而节约的外汇1万多马克,归国后他全部上交给国家了。

在科学难题前从不畏惧的马祖光,面对院士这个至高荣誉,他却三次主动“退缩”。早在1996年,著名科学家王淦昌、王大珩两位院士来哈工大考察时就认为马祖光该评院士了。这两位学界泰斗的话不是轻易出口的,可马祖光的推辞同样坚定。

从1997年开始,哈工大有关方面为马祖光教授申报院士。他不但不积极参与申报,还反对学生替他填写申报材料。1999年,推荐院士不需要本人签字,学校有关方面已将材料寄出。马祖光知道后,竟然十万火急地上书,要求将材料退回。

不是他不在乎院士的头衔,而是他过于珍视这个荣誉。2001年,新的评审规则要求有申请者本人的签字,这下哈工大可为难了。最后哈工大党委书记李生以校党委的名义出面才做通了马祖光的工作。当选院士后,全校为他庆祝,马祖光却变得严肃起来,连连说自己远远不够,他总结了3条当选院士的原因 第一是党的教育,第二是依靠优秀的集体,第三是国内同行的厚爱。

马祖光评上院士之后,按照有关规定,学院给他配一间办公室,并要装修。他急了说:“要是装修,我就不进这个办公室。”他不愿意用集体的钱来改善自己的条件。最后在他的坚持下,只买了一台微机。在一份总结中,马祖光曾写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贡献上是要区别于普通人的,要处处走在前面。在利益面前,更不能伸手。我有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为祖国的光学事业奋斗到底甚至贡献自己的生命。”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光辉誓言。(朱伟光 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