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阶平与周恩来 追思一代医学大师吴阶平 他是周恩来最信任的医生
面对美国教授的真诚挽留,吴阶平拒绝了。他说:“我不愿意留,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所以我回来了。”
上世纪70年代,作为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吴阶平曾经担负周恩来晚年疾病的治疗工作。1976年1月7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吴阶平这一生,在医学科学界担任过的头衔有多少,他自己也未曾统计过。头衔虽然很多,但他最喜欢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正如他从医之初的志愿一样。他最自豪的头衔还是“医生”。
第一个泌尿外科、第一例肾移植手术、第一个确立“肾上腺髓质增生”疾病……我国泌尿外科学历史上的这些“第一”,都和一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吴阶平。
3月2日,走过94个春秋的吴阶平与世长辞。
拒绝挽留
“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
吴阶平中学毕业时,父亲一语“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定乾坤,为他选定了从医的道路。1936年,19岁的他考入协和医学院。创建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协和医学院当时的目标不仅是培养高水平的医生,而且要培养世界医学界的领袖人物。
1942年底,吴阶平从协和医学院毕业之时,在世界著名的华裔泌尿科专家谢元甫教授的引导下,开始对泌尿外科产生兴趣。1947年,吴阶平被选送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进修,导师是著名泌尿科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一年多的进修使吴阶平学到了哈金斯教授的科学研究方法,同时,他在临床上不俗的表现也令哈金斯十分赞赏。由于精湛的手术技术,吴阶平在美国得到了一个“三只手”的荣誉称号。
就在吴阶平即将学成回国时,哈金斯教授把芝加哥大学的科研大楼蓝图展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 美国教授真诚地挽留这位打算回国的学生,然而,让哈金斯没有想到的是,吴阶平拒绝了他的挽留。
回忆起这件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吴阶平的表情显得凝重了很多,他说:“我不愿意留,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所以我回来了。”
肩负重任
曾任周恩来医疗小组组长
1982年,一本医学专著居然成了畅销书。这本书就是吴阶平主持编译的《性医学》,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本正式专著。其实,吴阶平很早就开始认识到性教育在中国的重要性,并做了大量的工作,被称为“中国性教育的开拓者”。
吴阶平说,要解除那个传统的观念———性是谈不得的。如何认识性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性教育实际上是自然的需要。青春期性教育最重要,因为这个时候青少年根本不懂,要教他们性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周总理当时很关心这个事情。
我们编写了一本书,其中有两张男女正面裸体图。书出了以后,我到学校里一看,那两张图都给撕掉了。周总理说你还要去帮助他们。青春期教育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把大家发动起来。”吴阶平说。
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在与邓小平的一次长谈中,向邓小平特别提到“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从50年代初到1976年,吴阶平与周恩来有20多年的接触与交流。他是周恩来最信任的医生。70年代,作为周恩来医疗小组的组长,他曾经担负周恩来晚年疾病的治疗工作,为拯救周恩来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976年1月7日,一代伟人周恩来留下了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吴阶平说,在那种时候总理想的还是别人,“听到那句话,我直掉眼泪……”
头衔无数
最让他自豪的还是“医生”
吴阶平这一生,在医学科学界担任过的头衔有多少,他自己也未曾统计过。头衔虽然很多,但他最喜欢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医生,一个好医生,正如他从医之初的志愿一样。他最自豪的头衔还是“医生”。
吴阶平不顾老之已至,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始终在忙。他始终牢记自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生,上自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群众,无论是哪种身份的患者,他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他十分重视来自国内外素不相识的病人的求医信,每信必亲笔做答,而且当日事当日毕,绝不过夜。
很少有人知道吴阶平曾动过大小手术6次,住院治病先后达12次。身上的手术刀疤加起来,足有两尺长。正因为如此,他深刻体会病人的痛苦、家属的心情。他认为,医生除了专业知识,还要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临床工作要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为基础,而且还要有服务的艺术,医生要善于发挥病人的积极性,取得家属的合作,以提高治疗效果。(广州日报)
学生追忆
他既是严师,也是慈父
今年8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应禄,1959年成为吴阶平先生的研究生。记者昨日拨通郭院士的电话时,老人告诉记者,2日下午他刚做过白内障手术,当天晚上就接到吴阶平秘书打来的电话,得知吴先生已经病危。
“尽管吴先生已经住院好几年了,对他的病情我们也都有所知晓,但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仍让人难以接受。”郭应禄抑制住悲痛深情地回忆说,“吴先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一次我跟随先生去查房,先生问我一个病人的病情,事先我已检查过,初步诊断是肾结核。
先生听后让我摸病人的下身,我摸了后当时就脸红了,原来病人的副睾已经发生了结核病变,但我因为检查不够系统而未发现。先生没有当着病人的面批评我,回到办公室后说, 病人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交给我们做医生的,我们就应该为他们负责。 先生的这几句话让我终生难忘。”
在郭应禄看来,吴先生既是严师,也是慈父,对待学生就像慈父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记得2000年初,我在马路上摔倒后半个脸都肿了,为了不让大家担心就请假到女儿家养伤。不想后来却被吴先生知道了,他有天中午没通知我就从几十公里外来看我。
不巧女儿家的门铃坏了,我们没听到有人按铃。吴先生以为我在午睡,就一直站在门外等了四五十分钟。”郭应禄说,“吴先生对病人、对学生充满了爱,我后来经常把先生的这些往事讲给我的学生听,告诉他们要像先生那样对待病人,用我们的爱心关心病人,改善医患关系。”(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