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陈寿 戴燕:《三国志》与陈寿的“旧君故国之思”
《三国志》撰成之初,在陈寿生前,就有张华、荀勖、陆机等不少人看到,好评如潮,张华还因此决定把晋朝国史的修纂托付给他:“当以《晋书》相付耳。”但不幸元康七年(297),经过几年仕途上的挫折,还来不及到太子中庶子任上,他就在洛阳病故了,终年六十五岁。
陈寿去世的消息一传出,范等人联想到汉武帝曾在司马相如弥留之际,派人去取他的遗书,其中就有关于封禅的极为重要的意见,便立刻上书,称《三国志》很有价值,“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应该赶紧去采录。
于是,晋惠帝责令河南尹、洛阳令叫人到陈寿家里去抄写,这样,《三国志》也就成了一部官方认可的史书。在陈寿以前或者与他同时,其实还有不少人在写魏、蜀、吴三国历史,现在还能知道的,就有魏国的荀觊、阮籍、傅玄、王沉等写过《魏书》,鱼豢写过《魏略》,还有吴国的韦昭、薛莹、周昭、梁广等写过《吴书》,即便是在陈寿抱怨的“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蜀志 ·后主传》)的蜀国,也有王崇写过《蜀书》。
当陈寿编写《三国志》时,上述史书或多或少都成为他的参考。不过这些官修、私纂的三国史,在陈寿的《三国志》成书、传布以后,都为其光芒所掩,逐渐散佚。
后来人比较“前四史”,往往说《三国志》的文字简洁、质朴,不像《史记》《后汉书》那么神采飞扬、激情四溢,然而在当时,也有人认为陈寿的文字只是不如司马相如艳丽,但足够“富艳”,《三国志》和《古国志》都称得上“品藻典雅”,显示作者“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据说张华还有过“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的话(《华阳国志本传》)。
南朝宋齐时代的王僧虔说:“往年有意于史,取《三国志》聚置床头,百日许,复徙业就玄,自当小差于史,犹未近仿佛。
”(《诫子书》)他说自己在接触玄学以前,本来要学历史,那时是把《三国志》当床头书天天来看的,可见《三国志》是很重要的一部史书。齐梁时代的评论家刘勰对陈寿还有一个总结,说他的历史写作有根有据,不是简单抒情,也并不大而化之,叙事都经过剪裁和提炼,融入自己的观点,可以说是文章和史实结合得恰到好处,因此能在众多史书中脱颖而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迁、固,非妄誉也。
”(《文心雕龙·史传》)说明叙事得体、文字漂亮,也曾是《三国志》备受赞扬的原因之一。
《三国志》的《魏志》《蜀志》《吴志》原来是各自独立,到北宋时才合刻为一书。在刻本以前,《三国志》的流传靠的是抄本。裴松之当年为《三国志》作注,就见到过不止一个抄本,他在《吴志·薛综传》“有犬为獨,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这句话的下面注释说:“臣松之见诸书本‘苟身’或作‘句身’,以为既云‘横目’,则宜曰‘句身’。
”证明他所见为“诸本”即多种抄本,这些抄本又时有异同。《三国志》的抄本,二十世纪陆续发现,一个是在新疆的《吴志 ·虞翻传》残卷,一个是在敦煌的《吴志 ·步陟传》残卷,都是晋人所写,另外,还有在新疆发现的东晋人所写《吴志 ·吴主传》残卷和隋唐时期人写的《魏志 ·臧洪传》残卷。
这些《三国志》抄本的残卷,既可用作校勘,可以当书法欣赏,还能反映《三国志》传播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