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与罗荣桓 平易近人 魅力独特:我与罗荣桓交往的故事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我与罗荣桓有过多次交往。他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独特的人格魅力、对“左”倾错误路线的一贯抵制、对我军政治工作的独到建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志是交出来的,工作是干出来的”
1934年1月14日,我结束了11个月的中央第一期党校的学习,奉命调到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做青年干事工作。
总政治部设在红都瑞金的白屋子。当时,总政治部正在筹备召开全国第二次工农红军政治工作会议。组织上安排我给李弼庭部长写讲话稿。我深知自己肚里的墨水有限,又没有工作经验,非常希望能得到有经验的同志的帮助。在苏区时,就听说罗荣桓在总政治部武装动员部工作。
罗荣桓能文能武,是我仰慕的红军高级将领。我想要能得到他的帮助该多好!于是,我径直来到罗荣桓办公室,向伏在桌子上办公的罗荣桓行了个军礼:“罗部长好,我来报到了!”
罗荣桓高兴地招呼我坐下。他详细询问了我参加革命以来的情况,而后问我来总政治部有什么想法。我毫不掩饰,一一如实地向他汇报:“部长,我这工农分子,没喝过多少墨水,也从来没有做过机关工作,说实话,真不如到宜黄、乐安当少共县委书记好!而且,来到这里我谁也不认识……”“不认识没关系,同志是交出来的,工作是干出来的,你一个山沟子里的娃子,怎么就能当少共书记?”罗荣桓慢条斯理地开导我。
我红着脸,不出声了。罗部长顿了顿,见我有所领悟,便仔细向我介绍了总政治部的情况。他说,组织部李弼庭部长是一个有文化,党性很强,很有工作能力的部长,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我信服地点着头。接着,我又向他请教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包括写讲话稿。
快晌午时,罗荣桓请我一起吃饭。他说:“今天没有什么菜,让我的警卫员去捉几条鱼来给你吃,白屋子前的稻田、小水沟里,小鱼、泥鳅、黄鳝、虾米很多。一提到捉鱼,我来了精神,说:“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我当裁缝铺徒弟时,经常给我的师傅、师母去田里抓鱼。
用辣子炒了吃,那才香呢!”“啊!你敢吃辣椒?!”“鱼虾没有辣椒可难吃咧!”我说,想想又叮嘱一句:“你可别给我去汇报,不吃辣椒、不抽烟、不喝酒是做青年工作的纪律,一旦被组织发现要挨批斗的。
”他听后,哈哈一笑。他对当时“左”的一套很反感。正是“左”倾路线的推行,他才从红四军政委位置上被排挤到总政治部当了个没有实权的动员部长。他不屑一顾地挥挥手说:“你放心!我才不当这个坏人呢!”
我们拿了铁锹、篓子、脸盆等,把一段小河沟围干了,捉了两斤多活鱼、半斤多河虾。这一餐,我们吃得很开心。
“打‘AB团’不能胡来,要做好调查研究,不能冤枉了好人!”
1月26日,我作为总政治部人员,按照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指示,参加一个调查团并任副团长,主要任务是调查处理红军北线3个医院的打“AB团”的情况。
半个月过去后,任务完成了,调查团人员各自归队。
这一天午后,我回到白屋子住所,抓紧时间向组织部李部长汇报了调查情况。吃罢午饭,我顾不得休息,跑到罗荣桓办公室,向他逐一报告了情况:周村医院医务主任牛树堂让两名战士死在手术台上,被打成了“AB团”,撤销了职务;江西军区医院发生两起腐化事件。
晚饭后,罗荣桓叫我和他一起到南边小河沟钓田鸡。我锁了门,跟着他沿田间小道走去。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这次检查医院工作时发现的问题?”罗荣桓直截了当地问。
我回答说让两个医院准备检讨材料,检讨“AB团”的问题。
罗荣桓讲:“你们这样做就不对头!1930年秋、冬的‘富田事件’还没教训?打‘AB团’不能胡来,要做好调查研究,不能冤枉了好人!你们到医院要依靠那里党的组织,先多做调查,一切结论产生在调查之后。”
“你们就是不能如实地查清情况,牛树堂主任究竟是个什么人?真的是‘AB团’?你要抓住这个人的本质,进行内部揭批。要找出为什么对两个战士动手术?两个战士又为什么会死在手术台上?是麻药不足?还是真害他?还是手术技术不行出现事故?”
我说:“牛树堂技术还可以,他是从卫生员提升为医务主任的,做过不少手术,挽救了不少革命战士、干部的生命。可前不久,他一周内动手术死了两个人。查了前后因果关系,手术没有毛病。我认为主要还是责任心不强。他原打算春节请假回家看老婆、孩子和父母,可能是手术台上精力不集中所致。”
罗荣桓说:“那你们应区别对待,是心情不安还是精力不集中?手术台失手,这应该是责任心不强,不能都说成是‘AB团’捣乱……越是上级下去的人,言行上越要小心!”
我们边说边走到小河沟边,拿出钓钩,不久我就钓到两只大田鸡。太阳快落山时,罗荣桓也钓上一只田鸡。
罗荣桓对我们的批评,使我认识到,检查团的处理犯了“左”倾错误。钓田鸡的快乐抵不住我心情的沉重,我不再说话。
罗荣桓见我垂头丧气,故意转移话题:“走吧!回去煎炒,还要放辣椒,打牙祭去!”一会儿,他又转移话题说:“组织部7位同志,李弼庭部长可是个巧手,到组织部没有多久,对各军团的干部、各苏区红军的干部了如指掌。周恒同志对部队情况也熟悉,还有师政治部主任周碧泉同志,有文化、有理想、有能力。你们那7位同志都有部队经验,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针对我没有机关工作经验,思想压力很大的问题,罗荣桓耐心地说:“不要着急,经验是实际斗争得来的,没有自然经验摆在架上。我原在红四军当政治委员,也没有到过总政,也不知道怎样做武装动员部长。重要的是学习。你总结一下经验,改进一下思想方法,事情总是会做好的。要多实践,有了实践,还得学点文件,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
在红一军团总部与罗荣桓相处的日子
1935年6月16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我由于爬雪山时,喝了雪水发疟疾,病了几天。20日,奉军团首长命令,我被调到红一军团直属队任党总支部书记。当时,我担心自己水平低,害怕到大机关工作,有些畏难情绪。
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办公室,罗荣桓副主任看出我面有难色,鼓励我说:“怕什么?革命事业是靠干出来的。谁没当过儿童团员?在组织和战友的帮助下,你不会有事的,总会学到。你不是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工作过嘛!
军团直属队的工作只要积极钻研,水到会渠成的。你先到司、政、供给部都跑一趟,认认门。不要随便答复问题,首先调查各科、处情况。”他对我在总政治部那个检查团时,对医院的错误处理记忆犹新。因此,还特别叮嘱了我。
在以后的行军中,罗荣桓不时给予我指导和关照。
部队行军到两河口。罗荣桓副主任说:“中央在这里开会。你们看,聂荣臻和林彪的骡子不是在右侧树林吃草吗?不要出声,不要休息,快速通过!”
6月28日,部队翻过笔架雪山。同夹金山相似,笔架山时雪时雨。六七月天,还要穿棉大衣。爬到一半时,罗荣桓副主任找到我:“你能找点烟吗?这鬼地方烟也找不到……”
“我来想办法。”我说。部队到达毛儿盖,罗荣桓副主任交代:要注意做藏民工作,不要住喇嘛庙,要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一定要千方百计找到藏民,联合他们反蒋抗日。午后,直属队在动员筹粮时,一位战士在一个地窑里发现了4条香烟。供给部刘部长让拿一部分给罗荣桓副主任抽。
7月11日,军团政治部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各团政工干部一共不超过25名。朱瑞主任传达了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师,要继续北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北进粉碎一切阻拦反蒋抗日的障碍,在运动战中,消灭蒋介石有生力量。准备在甘肃南部安脚,以创造川陕甘宁苏区。
罗荣桓副主任补充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大草地,绕道走,很费劲,看来只得过草地。决心必须坚定,红军要北上,任何犹豫说不定会错过什么机会。我们要打出松潘区,在甘南展开战斗。”
7月30日,军团突然下令停止过草地,回到毛儿盖,再到松潘、芦花一线整训备粮。部队在黑水河西岸驻扎时,罗荣桓副主任找到我,问我直属队的情况。我将直属队机关、连队情况一一做了汇报。罗荣桓副主任说:“要加强对二十一分队的领导。
炮兵连骂人现象严重,那要不得嘛!我们都是阶级兄弟,有什么可吵骂的?干部要端正态度!”我又汇报说:“在返回毛儿盖的路上,大家反映有的四方面军的干部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们,把掉队人员收编到他们部队里边去,还骂我们是‘叫花子’军队,真是欺人太甚!
”罗荣桓气愤地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不管是国民党的围堵大军,不管是雪山、草地,还是张国焘的明的、暗的阻挠,决不会挡住红军北上,走上抗日反蒋的胜利之路!”接着,他用手狠狠一挥说:“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的!”
我们在筹备二次过草地时,工兵连挖出了胡宗南部队逃走时丢下的很多腊肉、几十斤盐和2000公斤青稞。警卫连搜山时,也收获不少食品物资。罗荣桓副主任叮嘱我说:“你要仔细去检查检查,供给部不能光发米袋,不然其他东西怎么背呀?还要告诉各连队、机关的伙食单位,青稞怎样做,要能吃下才行。”
部队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的第4天下午6时多,罗荣桓副主任针对缺粮、缺医少药、指战员掉队等问题,作了四条指示:第一,要设法互相调剂粮食,尽可能保证大家能走出草地;第二,一军团的部队对掉队的友军,尽可能给些粮食,将其送回,红军部队,相互之间不能拆台,要团结;第三,要加强机关、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让党团组织起到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时候,就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要万众一心,坚定信心,团结一致,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首长;第四,确实走不动的伤病员,绝不能随便乱处理掉。
这四条指示,我记在日记里,它成为我们直属队的行动准则。
9月22日,在哈达铺南大沟,部队打了几家土豪,将浮财分给穷苦老百姓。下午4时前,供给部把猪肉分给各连队,还留出一些,待召开干部大会时给开会的干部做红烧肉吃。没收的一些活鸡分给那些体弱有病的首长,把烟分给烟瘾大的领导。
一天下午,我吩咐炊事班杀了两只鸡。我同罗荣桓副主任的警卫员一起动手炒辣子鸡,还有红烧肉,搞了几个菜,找了几瓶黄酒,便围坐在罗荣桓副主任睡觉的炕上吃饭。七八位部长得知后,也都过来蹭吃。大家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我们吃着、吃着,忽然有人说,怎么屁股下越坐越热?大家爬起来,手摸屁股。我警惕地提着驳壳枪,脸色愠怒地问房东刘大爷。刘大爷吓得哆哆嗦嗦说不清话,还是大娘见多识广,沉着解释说这是火炕。炒鸡时把炕烧热了。
我这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火炕,我们这些山沟沟里出来的南方娃子,差点闹出一场误会。过了一会儿,不知谁大声说:“怎么搞的?部队到达哈达铺,直属队、机关,干部战士跑了25名!” 罗荣桓副主任说:“昨天在方面军干部会议上,毛主席讲过,失利是考验,胜利也是考验。在草地吓住了,无处逃,打出松潘区,形势好转,有吃、有穿、有油、有盐,为什么还跑?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好的,也有孬种,也有随大流的,也有拖过来的。”
罗荣桓副主任的话给了我很大启示。
罗主任给我们当老师
1937年初,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培养干部,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我有幸能够进入抗大学习,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被编入抗大第一期第三队(共有6个大队)。罗荣桓主任(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是我们的《中国革命史》的任课老师。
2月25日下午,我们踏着积雪,准时赶到延安后街大地主家的四方大院联政办公室。这里算是教室,罗荣桓主任已在教室等候。黑板上,“中国革命史”几个清秀、有力的大字异常醒目。罗荣桓主任逐个点了名,然后说中国革命史每周补两个半天,从现在起要上到5月中旬,还要讲快点。自此之后,我就真正成了罗荣桓主任的学生。
他给我们讲了辛亥革命,讲了五四运动,讲了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讲了党内的几次路线斗争,讲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长征……许多内容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经他一讲,我们心明眼亮,为以后抗大的深入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中,有两次讲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次是讲西安事变的全过程。结束时,他感叹地说:张学良、杨虎城放蒋介石是对的。但是,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不该去陪送……真可惜,我们失去了国民党中两位杰出的抗日将领。
他们不该送啊!另一次是讲黄埔军校。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四十余年,1911年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可是,革命果实不久被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
孙中山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明确了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政党和军队,不能仰仗军阀打军阀。于是,1924年春,在孙中山的苏联顾问的建议下,国民党在位于广州东郊黄埔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旧址上成立了黄埔军校,苏联政府还资助了200万块银元,派了一批军事干部担任军事教育工作。
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学校的学生,又在“中山舰”事件中保卫了孙中山,于1924年5月3日,被孙中山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
由于当时整个延安地区物资匮乏,生活贫困,罗荣桓主任工作繁忙,还要抽空给我们讲课,身体严重透支,十分虚弱,给我们讲课时经常讲得大汗淋漓。但他仍十分认真,经常向我们提问,并告诫我们要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5月16日下午,最后一堂课上,罗荣桓主任动情地说:“日子虽然不长,可师生一场的缘分还是有了。衷心地祝愿大家学业有成,我希望能够经常听到你们从战场上传来的胜利喜讯!”
学员们纷纷站起来鼓掌,表示感谢、致意。
引见朱怀冰面见罗荣桓
1937年8月下旬,我任政委的一一五师骑兵团驻扎在河北党城。距我们不远的河北下肇子灵山镇驻扎着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部。该军朱怀冰军长曾三次邀请我去商谈共同抗日的事宜。
在交谈中,朱怀冰央求我请朱德、彭德怀甚至是毛泽东、周恩来,将九十六军留在敌后联合抗战。我想了想告诉他说:“我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在这儿,你要去见我们主任或者请他到灵山面谈,我回去后一定禀告!”
由灵山镇出来,我带领骑兵团快马来到谭庄西北军杨虎城的嫡系部队十七旅旅部,柳权中(中共党员)旅长热情接待了我。柳旅长的十七旅有4000多人,他也要求我转告聂荣臻或罗荣桓,将他们旅编入我军,并说冀察晋哪一个分区都行。我说:“回团我立即向罗主任报告,隔日再来。”
当日下午,我将国民党九十六军朱怀冰军长和西北军柳权中旅长暂住曲阳灵山镇一带,并要求留在晋察冀后方打游击的事情,向上级做了汇报。同时,上级命我率领骑兵团在党城集结待命,并向曲阳派出警戒部队。
10月1日,罗荣桓主任来到党城骑兵团驻地。他召集我、刘云彪、李钟奇,交代骑兵团当前任务,要求我们做好九十六军的抗日统战工作。他说:“我们留在晋察冀的部队不多,你们可别乱答应,问题很多。凡是重大问题,必须请示了朱德、彭德怀才能定下来。党城不要长驻,国民党的部队,我看他们南撤比留在晋察冀好处多。”
10月2日晨,我带了个骑兵班,陪同罗荣桓主任等,前往国民党九十六军军部。得到消息的国民党军穿着黄军装,佩领章,扛着国民党军旗列队欢迎罗荣桓主任等。
朱怀冰军长、5位副军长、参谋长、3位旅长一起迎上前来。罗荣桓主任落落大方又不失礼节地与前来欢迎的将校们一一握手,并走进朱怀冰办公室落座。
这时,我们听见空中日军飞机的轰鸣声。朱怀冰说这是敌人的侦察机。接着,就听见朱怀冰的部队打敌机的机枪声响了起来。
招待员忙着递香烟、倒茶。
朱怀冰说:“贵军在平型关这仗打得好,国军佩服!”
罗荣桓主任欠了下身子,说:“我们要向友军学习!”
朱怀冰忙道:“敝军不敢当。”
宋副军长讲:“平津抗战,日军的敌机、炮火远胜过国民党军,我们不得不退下来,奉命南下,才撤到灵山等候。”
张参谋长说:“我们在灵山驻扎,听说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真是大无畏的行动。现在你们又派兵挺进平津、同浦、平绥沿线发动群众,组织各界抗日力量……”
罗荣桓主任说:“是呀!友军一个劲地后撤,留下了真空地带。我们只有顶上来。我们从西安出发,誓死北上抗日,平型关打了一仗,这小鬼子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可怕。只要有坚定的胜利信心,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依靠群众,选好战场,我们一样能够打败日军的进攻。”
罗荣桓主任问:“贵军现在还有多少人马?”
朱怀冰说:“还剩七八千人……8门山炮,12门苏制三七高射炮只剩下了3门,28门八二迫击炮,500多挺轻重机枪。武器还算多,有的士兵在下撤时丢枪就跑了……”
朱怀冰接着说:“请罗主任转告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转告毛主席、周副主席,把九十六军留在晋察冀,协同八路军占居敌后。”
罗荣桓主任说:“欢迎啊!可事情也很麻烦呀!光我们同意不成,还要蒋介石批准才行。据我看,你们还是按原定计划南下。太原还在贵军手中,国民党还有四五十万军队在晋东南……幸好中国土地辽阔,丢了平津,还有太原、西安等地。”
朱怀冰说:“蒋介石已将刘峙撤职查办,南京已向徐州增兵4个师,晋西北准备反攻,要在晋北打击日军。八路军真辛苦,平型关后,没得个休息机会。新四军集结长江中下游,国共两党联合,可给日军以致命打击。”
罗荣桓主任说;“是呀!中国不抵抗怎么行?现在日军在东北、上海正在增兵,敌人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权。我们实在痛心,几百万国民党军,应振奋精神,选准阵地,给日寇几个打击,主要是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打仗靠武器,还要动员人民支援抗战,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已经中午12点钟了,朱怀冰起身请罗荣桓主任和我们吃午饭。大家围坐在3桌酒席前。朱怀冰举杯祝平型关大捷,大家齐呼:“打败日寇侵略者!”
罗荣桓主任举杯:“预祝英勇的九十六军将士在平津前线作战,取得胜利!”
饭后,罗荣桓主任带领我们一行起身告辞。道路两旁,九十六军的官兵夹道欢送我们。罗荣桓主任同朱怀冰等将校们一一握手道别。我们纷纷上马,排成一列纵队,出门向西,呼啸而去。
“住在西北军十七旅就像住自己家一样”
10月3日,在从国民党九十六军返回的途中,我们决定去一趟西北军十七旅。下午5时,我们来到西北军十七旅旅部。柳权中旅长率众热烈欢迎。
罗荣桓主任同大家握手,亲热地说:“欢迎平津前线抗战的国民党将士!”
柳权中等凄然泪下:“我们抗什么战?丢掉了阵地,离开了家园,丢人呐!”
罗荣桓主任同柳旅长热情地交谈着,似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柳权中向罗荣桓主任介绍说:“全旅现有3个团4000多人……重武器丢光了,还有500多支枪,每个团都有中共总支委员会,连队有支委。我们有一套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展党团活动的制度,很多地方跟红军一个样。“
6时,开晚饭了,柳权中摆了3桌酒席。柳权中同罗荣桓坐正席,公务人员倒酒,热热闹闹,吃了个团结晚饭。
10月4日晨,罗荣桓主任起床。柳权中问:“夜里睡得可好?”
罗荣桓主任说:“好,住在西北军十七旅就像住在自己家一样!我睡得很安稳。”
早饭后,柳权中陪我们到东三十子湾十七旅三十九团视察。崔团长等20名校、尉官在驻地门口迎接。崔团长是卢沟桥抗战时入党的共产党员,他向罗荣桓主任汇报了三十九团的工作。
罗荣桓主任说:“你们旅在柳旅长领导下,保存了这么多的有生力量,说明一个道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为民族浴血奋战的。你们在卢沟桥、平津前线抗战有功,要发扬卢沟桥打击日寇,保卫祖国,英勇作战的精神。你们也许还要南撤,等待时机,继续抗战!”
在三十九团的两个连队,我们还参观了列宁室。列宁室正面墙上挂着列宁、毛泽东、蒋介石的肖像,布置得很好。
下午,柳权中陪同罗荣桓主任和我们顺大路来到齐古庄四十一团视察。在四十一团,罗荣桓主任向四十一团共产党员、军官发表了热情洋溢、肯定成绩、鼓舞斗志的讲话。
晚6时,我们回到党城驻地。
在渤海军区接到罗司令员的电话
1945年5月,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我的伤病养好后,即跟随林彪,调往山东军区工作。我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完自己的工作打算后,即带着爱人贡喜瑞和刚刚出世3个月的女儿南溪及几个警卫战士离开延安启程。我们一路奔波,先到石家庄,本想把孩子留在她姥姥家,可是又舍不得将孩子断奶,只好抱着走。我们走了2个月,经陕西、山西、河北,进入山东。
刚来到渤海军区,我就赶上了胶济前线的党委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准备大反攻,继续向济南等城镇进军;整编野战军,拟计划分陆路或坐船向东北进军。
在这里,我遇到了江西老乡、红一军团时的老战友、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延安党的七大的情况。我向他介绍了我列席七大时,听到的一些情况。
就在当天下午2点,一名电话员问:“哪位是延安来的萧锋同志!”
“我是!”我答。
“罗荣桓司令员要你接电话!”电话员大声喊。
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从1937年10月河北分手至今,我与罗荣桓司令员有8年没见面了,十分想念老首长、老领导。我急忙拿起耳机:“老领导,七大以后,我调到山东军区,又回到你的直接领导下来工作了!”
“我知道了!一路上辛苦了!身体怎么样?”罗荣桓司令关切地问。
“还是像在骑兵团一样。伤肺在延安治好了,身体棒棒的。打老蒋,你和林彪司令指哪,我带部队打哪,绝不含糊!”我掷地有声地说。
停顿了一下,电话那边传来了罗荣桓司令员委婉地解释:“林彪告诉我,你想跟他来山东工作。但时局有了新的变化,军委决定让他到东北去,他已从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直接奔东北去了。我也要到东北去。山东分局已决定,要你担任警六旅政治委员,我要萧华主任转告你的。
你不用来何家庄(当时山东军区所在地)报到了,我们机关准备靠拢前指,你听萧华安排就是了。祝你到警六旅搞出成绩来!祝你工作顺利!”听到这一席话,当时我甭提有多懊悔了。我在延安时,和林彪商定好的随他来山东工作。因我们拉家带口,要送女儿回平山老家,先一步启程往山东赶,结果计划赶不上变化。
萧华主任问:“罗司令怎么讲?”
我立刻答道:“他说由你指定我的工作,我坚决服从,没有二话!”
于是,萧华把班子情况向我作了介绍:渤海军区部队编为山东第七师,师长杨国夫、政委周贯五(10月份以后,杨、周到东北,任命宋时轮为师长、景晓村为政委,我为副师长)。刘先贤任警六旅长,你任政委,郑大林任副旅长。下辖十、十一、十二团。
介绍完后,萧华对我说:“警六旅以二分区部队组成……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在斗争中去互相认识吧!要建立起一支能攻能守的好六旅!”
最后一次握手
1950年6月初,我调任华东装甲兵司令部任副司令员兼二师师长。9月,我因公到北京出差,住在乡村饭店。
—个晴朗的上午,我来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接待人员帮我联系后,告诉我罗荣桓主任在二楼东屋办公室等我。
来到罗荣桓主任办公室,发现萧华副主任也在场,我高兴地向他们一一行军礼。罗荣桓主任问:“你现在哪个单位?”
我答:“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海、空军和特种兵,陈、粟首长看我年龄小(军职34岁),要我去干空军,我有旋晕的毛病,怕掉下来,就要求到装甲兵部队去。您还记得抗战初在阜平时,我骑兵团在完县缴获了3台日军2.5吨小坦克,由于找不到一个懂开装甲的人,只好用九条牛把它拉走藏起来,不料让小日本寻着履带印找到,愣给开了回去的事吗?此事对我刺激挺大,这也是我要到装甲兵部队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听到我的开场白,大家都爽朗地大笑起来。罗荣桓主任深有感触地说:“恩格斯他老人家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因此,我准备在全军掀起一个‘建军备战学文化’的高潮。”
解放了,罗荣桓主任身居军队要职,但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脸色黑里透着红润,身体看上去相当结实,一点也看不出他患有严重的肾病。
萧华副主任说:“你们华野装甲兵坦克有多少?陆水两用坦克战斗性能如何?”
我说:“我也没有用过,看样子近海两栖作战还行。现在有125辆,机械性能还好,编成了两个团。”
罗荣桓主任说:“若解放台湾它们能参战发挥作用吗?”
我坚定地说:“作战没问题,但是要有空军、海军的支援配合。缴获的国民党M一4 A 3型坦克编了一个坦克团,装备也齐。许光达司令员讲,最近准备接收两个苏式T一34中型坦克团。”
罗荣桓主任说:“那好呀!搞装甲兵的现代化,你算达到目的了,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在北京庆祝完第一个国庆节就回徐州。”
罗荣桓主任说:“那好,我们一块庆祝国庆。你搞机械化,是在强大步兵基础上搞起来的,这是一个很有发展的兵种,要建设好人民装甲兵,主要装备要靠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坦克我们自己造,坏了,有工厂修,团有修理连,师有修理营,各军区准备成立坦克大修厂。
坦克要有医院,坦克没有医院,坏了怎么办?没有医院是不行的,你能保证坦克不坏?我们占了北京,除台湾、金门、马祖外,大陆都解放了,我们不仅要有强大的陆军,还要有强大的海军、空军,保卫祖国的领海、领空安全,随时准备解放台湾!”
临离开时,罗荣桓主任握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没有忘记1934年春,我们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瑞金白屋子下河沟、稻田地里钓田鸡,捉禾花鱼的日子,这很好。你住的乡村饭店,就是朱总司令起的名字。他叫我们大家进了城,千万不要忘记乡村。” (作者系原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 萧锋(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