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梦想家永不谢幕| 由袁庚的蛇口改革谈开去
1978年,61岁的袁庚受命调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全面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从未涉足商海。1872年,李鸿章上奏同治皇帝,请求设立香港招商局。这家企业曾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仅仅十几年的光景,随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招商局也不可避免地没落。等袁庚赴任时,他只能和一个旧码头和一个修船厂大眼瞪小眼。
看着这些惨不忍睹的资产和身边萎靡不振的工作人员,想想香港狭小的地理空间,袁庚认定非变革不足以重振招商局雄风。经过反复地大开脑洞,袁庚最终将目光放到了对岸大陆的宝安县。
很快,在袁庚的主导下,《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和《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被接连送到中央领导人面前,而这些文件中的请求也都迅速获批。
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些顺利通过的文件,它们反映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1.文件产生的缘由。
缘由是什么?是袁庚作为决策者对当时状况不满并力图变革。而能把招商局和对面的宝安县联系起来,很需要一点跳跃性性思维。更关键的是,他在这些文件中提出“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等惊人的想法。
诸位看客不要忘记,当时的中国可是刚刚走出文革不久,他的这些提法不啻于石破天惊的乌托邦式幻梦,按照当时人们的思维惯性,这无异于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袁庚敢想敢做的性格和较强的创新思考能力一目了然。
2.文件获批的过程。
以《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为例,该请示在递交上去后仅三天就获得领导层通过,这个速度不可谓不惊人。原因何在?首先,袁庚先生时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没有这层要员身份的保障,不可能有以上两份文件的快速通过,更不要提后面风生水起的蛇口经济区。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推,推到袁老职业生涯的起点去追根溯源。袁庚起家于军队,参与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及解放沿海诸岛的作战,还曾以胡志明情报和炮兵顾问的身份参加越南高平战役。
从37年参加抗日活动到50年援越,袁庚的军队升迁之路不算快,但很稳。53年他外派到印尼雅加达任总领事馆领事,而55年周总理赴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负责情报组织工作的恰恰是袁庚。63年他又在柬埔寨破获了国民党试图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党内高层对其意识形态和办事能力的信任可见一斑。
文革爆发后,袁庚蹲了5年监狱。后来在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下,56岁的袁庚在1973年出狱,两年后恢复工作,成为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
至此,一个智商、情商过人、具备跨界思维能力和广阔视野的精明官僚形象已全面浮现出来。其实细想便知:若情商不高、思维禁锢则不可能在不同国家机器领域均如鱼得水并在文革后快速恢复工作;若不够聪明能干则无法完成一个个艰难的工作任务,尤其是具有复杂背景的政治属性任务。
在从香港北上为自己的特区设想“要地盘”时,袁庚的处事手腕再次显现:他只找时任国家副主席李先念要了临港2.14平方公里的蛇口。笔者以为此举甚是高明:这块狭小的边陲土地可以被高效管理进而实施各项实验,减少因为地大人多而产生的管理、行政掣肘;同时还可以安抚国内稳健派的心情。
可以说,上述两份文件之所以能够迅速过审,除了中央改革派的影响力,袁老个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而在蛇口的实际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袁老“知行合一”的本事还将不断显现。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1979年的蛇口还只是一片荒滩,海面上时不时惊悚地漂过几具偷渡者的尸体……蛇口工业区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修道路、开水电、排除万难搞建设。
除了硬件缺失,人才不够也是老大难——正常人谁愿意去那破地方?1980年,袁庚又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打破传统办法,通过考试从全国招聘人才,以胜任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和招商工作。在中央组织部的支持下,蛇口先后从清华、上海交大、同济、浙大等8个大学招来第一批人才,还开设了蛇口干部培训班。
等基础设施和人才荒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袁庚又开始淡化特权和官本位。“我从香港过来,刚上码头,办公室人过来给我撑伞,前呼后拥唯恐照顾不周,因为我决定他们的升迁。(这种情况)如果不扭转过来,蛇口搞什么改革?”。故而袁庚大力发扬民主,不仅鼓励老百姓发言,还搞投票监督干部,且不允许蛇口有任何人因言获罪。
或许有些朋友已经看出来了,袁老的这一系列做法和我党建国以来对民主的界定和执行多少有些不符。我们无从得知袁庚在意识形态上究竟是如何理解平民投票和民主等概念的,但他显然明白这些做法对发展蛇口特区有益。真可谓“只要有用,便可使用”,即使再一次突破主流。
除此之外,袁庚还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如打破“大锅饭”,进行定额超产奖励(多拉一车土,奖励4分钱等)。稳健派和大量保守的国民对他的行为再次瞠目结舌——奖金是资本主义东西,怎么能在中国出现?诸如此类的争议数不胜数。
然而现在大陆百姓习以为常的保安公司、物业管理公司全都源自蛇口;职工房、员工劳动合同、干部能上能下、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银行(招行)、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保险)……也都是蛇口最先进行尝试。从79年到84年,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毫不夸张地说,袁庚的勇猛突破已经永久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对事物的认知,他很可能以治世能臣的身份被载入史册。
当然,如此惊世骇俗的改革不可能没有阻力,如84年以后著名的“袁熊大战”——袁庚与时任蛇口开发区区长的熊秉权的摩擦。但在党内树大根深、游刃有余的袁庚当然不可能被熊先生击倒,何况那年邓小平亲自认可了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惊世骇俗的言论——其实真的很难想象这些口号出自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共产党员之口。
袁庚的进退有度、审时度势在另一件事上也有体现。李嘉诚、包玉刚等香港大佬曾亲自赶赴蛇口面谈袁庚,希望入股蛇口,但袁庚没有同意。毕竟接受香港私人企业家入股会涉及到一系列利益纠葛,除非接到中央的明确指示或受到某些“赵家人”的左右,袁庚本人对此采取回绝的姿态实为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
进入2016年,我国的改革事业仍面临着诸多困难。笔者以为我们需要更多袁庚、王阳明这样胸怀天下却又审时度势的人才。空有理想却不懂生存之道的方孝孺、黄子澄式的人物是不行的。没有资源和力量就无从实现自己的想法,而资源和力量的获取往往需要在复杂的现实中通过不那么“磊落”的方式获取。
这一点不仅在已经逝世的袁老身上约略有所体现,古往今来无数明君能臣(管仲、楚庄王、张居正……)都做出了表率。有志献身我国改革事业之青年必须聪明做人、灵活处事,像袁庚一般做一个知行合一的梦想家。
总而言之,无论想做成什么事业,都不能光靠“知”——愿望或想法,还需要“行”——通过精巧的运作让你的“知”在残酷的现实中得以抵抗阻力、顺利实施。而这整个过程,便是“知行合一”。当然,这也只是这个词的一种解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