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庚与改革开放同行 向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实际操盘手袁庚致敬!

我们确实能从平安保险、中集、招商银行这几家创建于蛇口的企业身上捕捉到几点类似的特点与气质。比如多年来坚守主业、不做投机取巧事、进取的企业战略、创新开放的文化、在政策资源与市场意识之间游走。

但这只是一些表象,还不能被称作是“基因”。

进一步,我们可以将这些表象溯源到它们自一成立便建立起的股份制架构、相对完善的公司治理、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崇和学习。然而令人进一步产生追问的是,这样的企业何以能诞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

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曾被人问及“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如果没有袁庚和中央从上世纪80年代初在蛇口一手掀起思想解放、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80年代中蛇口断然不会长出中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等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化基因的企业。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而什么样的共识与价值观支撑,决定着这一系列契约是苟且、不可持续的,还是能最大限度满足人性的需求、放大人性的光辉。新的共识与理念(走市场经济道路、淡化特权、鼓励思想上的创新与自由)——使蛇口那批企业有别于当时其它所有中国企业——它们,才是蛇口企业难能可贵的基因。

蛇口的试验与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蛇口系企业的基因势必带着与生俱来的缺陷、有所争议的地方。而这也正好给我们带来对“中国特色”饶有意味的思索。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从1996年始,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连续10余年保持集装箱产销量世界第一,世界市场份额占到六成;2007年,招商银行总资产规模达到13000亿元,数年来招行一直被普遍评价为中国品牌形象最好的银行之一;在最近几个月中国金融企业掀起的海外并购潮中,中国平安的动作相当引人注目,它不但通过分批吃入股份于去年11月底成为欧洲富通集团第一大股东,又于今年3月宣布拟以21.

5亿欧元购入富通投资管理公司全部股份的50%。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它们都出自蛇口。

既不同于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等国有垄断型企业,又不同于私人控股的公司,它们兼有后者的灵活机制和前者的国资背景。机制灵活避免了管理的僵化,国资背景又让它们在资源的获得上占尽先机。

30年前,蛇口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程度模拟市场经济的区域,我们今天身处其中、飞速成长的商业社会就是从那里发端的。蛇口的创建者们希望建立起一批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模板的中国企业。就像后来的观察家们所看到的,在向一个全新的现代商业社会迈进之先,蛇口首先进行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途径。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前100年,它所赖以发轫的招商局在洋务运动中成立,参与其中的实业家和思想家郑观应即写下《盛世危言》,指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这显然是一种艰难的尝试。而在将近30年前,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中国政府支持的一群改革者获得了空前大的权力构造并实现自己的梦想。尽管这场充满梦幻色彩的改革于10年后中断,但是作为这场改革直接产物的市场经济原则和在此原则下分娩出的企业留存下来。

它们与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不同,但又不可回避地有着“官商”色彩。而在股权结构上,国有股并不占绝对多数,国有股东与其他股东的话语权取得了巧妙的均衡。一方面严格的股份制结构保证了企业决策的科学性(你看它们基本上多年来皆坚守本业,不做投机取巧事),另一方面国有股东的存在拓宽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它们不像那些完全生长于草根的民营企业在初期得不到政策一点点优惠与滋养。

它们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

2006年12月20日,首届深商风云人物颁奖典礼在深圳举行。一位90岁的老人坐着轮椅被推到聚光灯下。他叫袁庚,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获得的是“功勋奖”。

夹在任正非、马蔚华、马明哲、王石、麦伯良、张思民这些名字中间,“袁庚”两个字在现场引起的震动可能更多来自于它们所代表的那个人的年龄。知道蛇口工业区和袁庚的人并不多。

1978年10月12日,当袁庚起草、交通部党组上报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得到国务院批准时,招商局,这个曾投资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工商企业(包括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等)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洋务运动的产物,已经沦为“照相局”(其建筑古旧,受旅游者青睐)。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提交《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该月31日,报告获批准。被中断的中国商业历史开始重建,其难度并不亚于1872年李鸿章上“试办招商轮船折”开办招商局。1979年,蛇口工业区初建,交通部派来一批干部。剑桥大学代表团来访问,某干部问:“你们建多大的桥?”某干部去香港考察,回来汇报自己的思想发生的不是180度而是360度的转变。

有一次,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组成代表团到蛇口参观,梁宪(蛇口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经理)负责接待。在一个沙盘前面介绍了蛇口的改革之后,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很有名的教授问梁宪:“梁宪同志,你刚才讲得头头是道,我就想问一句,你们有没有计划打算什么时候再跟社会主义挂钩呢?”另一次,深圳为十几个开放城市的市长、局长办培训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让梁宪请一两个外面的学者来讲学。

梁宪请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华裔教授。

该教授讲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梁宪要送教授走的时候,被一位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叫住了。“你叫什么名字?从事什么工作?”梁宪如实回答。“你为什么请这样的反动分子来讲课,你知道他今天讲的东西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吗?你知道台下坐的都是什么人?一个个的市长,你们算什么?”那位华裔教授一定纳闷自己怎么就成了“反动分子”。

袁庚听说后批评梁宪:你为什么不讲是谷牧同志让你请来的呢?“我说没有必要。”梁宪对《中国企业家》说,“他(副秘书长)的水平低是他的事。”

“一个社会,政府官员不是社会精英,文化低,行政官员不懂行政管理,你让他放权是很难的,让他发展商品经济也难。”回忆当年,梁宪说。

更为凶险的是,曾经有人找到梁,动员他揭发袁庚等人“里通外国”。

即便是到了1988年初,关于商品经济的争论仍然能够构成后来被称为“蛇口风波”的政治事件。

所以,袁庚视政治体制改革为第一要务。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由民意推选的15位候选人进行答辩。美国《新闻周刊》为此写道:“他们以真正民主选举候选人的身份在蛇口出现作政治演说,在一系列答辩会上回答选民们的问题……从而成为自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

”自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的实际待遇由民意决定。1987年5月,应群众要求,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由行政机构改组为董事会。袁庚虽然被选为董事长,但仍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5名董事落选。干部的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打破。

媒体的监督作用被高度重视。1985年2月28日,一封批评袁庚不懂管理的群众来信出现在蛇口机关报《蛇口通讯报》上。此前,报社曾三次请袁庚过目,均遭袁拒绝。这是又一个强烈的信号。该报在“蛇口风波”中的表现顺理成章。

在改革政治体制的同时,招纳培养商业人才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后来被称作“黄埔军校”的蛇口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1981年开始了第一期。“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对于经济学,对于企业管理学是持否定态度的,西方经济学更不用说了。从前苏联搬过来的那套东西都受批判,何况是西方国家。”梁宪对《中国企业家》回忆。一切必须从头学起。

在当时的人事制度下,蛇口培训班的生源和师资都是很大的问题。第二期培训班开始时,梁宪到西安外国语学院为一位愿意到蛇口任教的留学回国的英语老师办调动。“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们以为搞特区就了不起吗?你要到我们这里调人,我把你们给杀了。

”学院当时的院长兼党委书记对梁宪说。余昌民是清华大学第一届企业管理系毕业的研究生,1980年曾到日本进修一年,研究日本的企业管理。当时学校希望他能留校。余是当年被蛇口打动并义无反顾前往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之一。为了他的调动,袁庚亲自为其向清华大学校长刘达说项,终成正果。2006年,余在自己的博客上回顾了往事,并展示了其时的来往信函。

从1981年到1992年袁庚离休,蛇口培训班共举办9期,培训了400多名干部。这些接受了新思想的人成为蛇口最有价值的资产。“现在他们很多都在领导岗位上,出去闯天下在欧美国家的也不少。他们叫我梁主任,对我说,你到美国去不愁没饭吃,每到一个城市都有你的学生。”梁宪说。

1988年11月12日,出席“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的中外经济学家、企业家参观了蛇口,71岁的袁庚在南山大酒店欢迎酒会上作了即席演讲。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蛇口关于招商局的最简洁说明,早年经袁庚之手调入蛇口的余昌民在自己的博客上登载了全文。

我以为,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等,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创造一个适应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则要困难得多。进步的社会、进步的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有人问:“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这个地方,是由跻身香港的一个中资机构——招商局全资开发经营的,而不是运用政府的行政功能开发的。这里的企业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三资企业,这就意味着,蛇口自出娘胎就先天具有适应国际化市场经济的功能。作为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经济效益,没有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能力,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对于蛇口来说,开拓国际市场尤重于国内市场。人民的创造力和自由意志完全是按照国际自由竞争机制和经济规律、价值法则所规范的,而这种创造力和自由意志的充分发挥,则有赖于各种体制的改革。

在蛇口,当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淡化特权和官本位,冻结了过去在内地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如果你问某个蛇口人现在是什么级别,是局长还是处长,那将引起哄堂大笑。这里的许多干部更乐意在企业施展自己的才能,我们的困难是,如果让一个干部从企业到政府部门工作,往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说服他。

我们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时,非常重视它的公平和合理性。比如住房,任何人不能靠特权获得,在商品面前人人平等;至于薪酬,则要根据他的才能和贡献来确定。包括国务院明文规定的赴港出国允许携带大件的特权,我们早就主动取消了。

我们还主张,领导层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权。当你作出有关人民利益的决策时,人民理所当然有权过问你。蛇口除了实行选举领导人之外,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给人民以罢免权,在这里已坚持六年了。这就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中还包括舆论监督,不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各种群众性的压力团体等等。谁都明白,如果地球没有自己的轨道,没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阳上去而毁灭掉。

我们提倡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任何人、任何思想流派,只要不是想推翻共产党和搞人身攻击的话,他都可以发表个人的意见,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所有这些,加上人才的合理流动、职业的双向选择,都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受到社会的尊重,而不是违背自己的良知,扭曲自己的个性。

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博士,三个月前在这里和我见面时曾经有过一段对话。他问道:“开发蛇口的哲学思想是什么?”我说: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学习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工艺、管理。我们要创造繁衍现代文明的土壤,但绝不能提供色情、暴力、同性恋、艾滋病滋生的土壤。我们要避免和防止西方的道德危机。

刚才有记者问:“蛇口今后的希望在哪里?”我想,蛇口的希望就在于,在光明中能够揭露黑暗,在前进中能够看到落后。八十年前,招商局历史上的一位知名人士郑观应写过《盛世危言》,曾想力挽招商局的衰败,但随着改革派人物谭嗣同的人头落地,当时的招商局也就跟着一蹶不振。以史为鉴,可以兴废。

今天,我们还是要用《盛世危言》警惕自己,如果在座诸位能够不客气地为我们指出缺点和不足,指出今天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阴暗面,那才够得上真正的朋友!

这次演讲一年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蛇口的试验停止。再有3年,袁庚就要从蛇口离休。此时,日后将放射耀眼光芒的中集(建于1980年)、招商银行(1987年)、平安保险(1988年)都已建立。而受到蛇口精神鼓舞的更多的将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也已经或正在向这里赶来。

1983年,30岁出头的王石来到深圳。“当初并不清楚自己出来干什么。”他对《中国企业家》说,“听到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后,才知道应该是为财富而奋斗。一开始是为自己,然后就是为社会。”受到启蒙的王石扛麻袋卖饲料,做司机当出纳,直至成立万科。紧跟着,人到中年的任正非创立了华为。

1989年,张思民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部辞职,在蛇口的3间普通民房里开始酝酿海王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