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毛远新与他的母亲

今年出版的《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一书,有一些文字使毛远新的许多以往经历得以展示于人。因为,朱旦华是毛远新的母亲,而访问母亲,不可能不涉及到她这个唯一的儿子。母亲谈儿子,无疑,相对会接近真实一些。

按如今的时髦说法,毛远新应是一个公众人物。

只是,他这个公众人物的历史轨迹,尚有很多不透明之处。

朱旦华是浙江宁波人,原名姚秀霞,出生于1911年12月26日。她的父亲是一个经营布匹买卖的小商人,故而家境小有宽裕,吃穿不愁,还能供养子女上学。姚秀霞先后在宁波、上海上过小学、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其父生意破产,家境变得艰难起来,姚秀霞便转考免费的师范。1931年毕业后,在上海的务本女子中学里谋了一份教职。

1937年秋,已工作六年的姚秀霞,因经常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外围活动,便被中共地下组织选中、安排去延安学习,并且为了使姚秀霞的家人,不致因她去延安被牵连遭罪,还让她改名为朱家农。到延安后,朱家农被安排进入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2月,朱家农被批准加入中共。不久,在陕北公学提前结业,派往新疆。在进军新疆途中,再次奉命改名为朱旦华。从此,朱旦华的历史,一直延续了72年,直到2010年5月29日驾鹤西去。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新疆,是军阀盛世才统治。投机政客盛世才为了长期稳坐新疆王的位子,便以极左面貌出现,搞起了联俄联共的把戏,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对抗南京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便应盛世才之邀,派去了大批干部,帮盛世才维持局面。朱旦华等人被派去新疆,就是这个大背景所致。

朱旦华被安排在新疆的迪化(乌鲁木齐)女子中学做教导主任,在工作中认识了毛泽民。当时,毛泽民是中共派到新疆、被盛世才任命的财政厅长,协助打理新疆财政。两年后,1940年5月,时年29岁的朱旦华与毛泽民结婚。1941年2月14日,毛远新出生。

1942年9月,盛世才决定重新投靠南京政府,便下令向中共在疆人员开刀,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中共在新疆的高级干部,包括他们的家属,全部被捕入狱。

朱旦华带着刚刚一岁半的毛远新,也被关进了牢房。

一年后,1943年9月,盛世才下令秘密绞杀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三人。

因而,毛远新尚只有两岁半,就失去了父亲。

对此,朱旦华很长时间都不知道。

朱旦华带着毛远新在盛世才的大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当时主政新疆的已不是盛世才,而是南京派来的张治中将军。张治中执行国共双十协定中关于国民党方面应释放在押中共人员的条款,朱旦华与毛远新才获释出狱。并与同时出狱的大人、小孩100多人,被送往了延安。

当时年仅五岁多的毛远新,却已有三年零九个月的狱龄。

到延安后,毛泽东派人接朱旦华母子到他那儿吃饭,也是认亲的意思。

随即,朱旦华将毛远新安排到延安的中央托儿所,自己则重新参加了党的工作。

三年后,朱旦华随着解放军进了北京城,在全国妇联任干部科科长。

毛远新也就随着母亲,进入北京育英学校读书。育英学校于1948年始建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前身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学校,1949年随中央机关迁至北京。

由时在全国妇联的帅孟奇做介绍、邓颖超当证婚人,1949年6月,朱旦华与方志纯结为夫妻,并即随方志纯离开北京,去江西省工作。

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堂弟,1924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曾是赣东北苏区的红十军31师师长兼政委,1949年被任命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做了江西省省长。朱旦华则在江西省妇联工作,先后担任省妇联的副主任、主任。

方志纯的前妻因病,在西柏坡期间逝世,遗有一女一子。朱旦华在带着毛远新的同时,也承担起抚育方家后代的任务。

1951年9月,朱旦华到北京全国妇联开会,带着毛远新去了。因为,已经十岁的毛远新,仍想回他熟悉的北京育英学校读书。朱旦华去了毛泽东家,将此事说了。起初,毛泽东不同意,说在他这儿,毛远新会成为温室里的花朵,故要朱旦华仍带毛远新回南昌。十岁的毛远新已稍懂些事了,为此他辩白说:我又不住在你这里,我住在学校,怎么会是温室里的花朵?一番话逗得毛泽东哈哈大笑。

在一旁的江青见了,认为毛泽东刚刚经历了失去毛岸英之痛,现在毛远新若能留在这里,对毛泽东的精神上也是个慰籍。何况,李讷也很喜欢这个比她小半岁的堂弟。因此,江青就说服毛泽东留下了毛远新。

从1951年10月后,毛远新就生活在毛泽东的身边了。

但每年学校寒暑假,毛泽东便派人将毛远新送回南昌;而开学时,则又由方志纯派人送去北京。

1955年中共干部实行工资制后,朱旦华想寄些钱到北京,以作毛远新的生活费,但毛泽东不同意。毛泽东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孩子。

毛远新的六年中学,都是在北京101中学上的。

高中毕业后,毛远新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年后,他从清华转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原本高中毕业时,101中学就准备保送毛远新去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毛泽东得知后,怀疑这个保送是对干部子弟的照顾,故不赞成。他对毛远新激将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我看你是怕自己考不上,就选择保送的吧?

毛远新果然被激发,他横下心来,对他的伯父说:那好,我不上哈军工了,你说哪所大学最难考,我自己去考!

毛泽东说:恐怕要算北大、清华吧。

毛远新就赌气说:那我就报考清华大学,不信考不上!

这样,毛远新便考进了清华大学。

但赌气归赌气,毛远新的心里却还是想上哈军工。因为有了已考上清华大学的本钱,所以,后来毛泽东也同意他去转读哈军工了。

不知毛远新是何时成为中共党员的,反正他到哈军工后,年年都被校方评为优秀党员。(左图:1960年毛远新与母亲朱旦华在中南海合影。)

对此,毛远新的家庭背景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毛远新个人的努力,想必也还是有的。因为,哈军工学生中,许多人都是响当当的高干子弟,却也并非都是能成为五好学员、优秀党员的。更有甚者,陈再道上将的一个儿子,在哈军工读书时,因其个人表现太差,还被开除送劳教了。

1964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正逢学校放暑假,毛泽东要毛远新也去。毛远新就直接从哈尔滨去了北戴河,到那里陪毛泽东游泳、散步。

其间,毛泽东给了毛远新一本刚出版不久的《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小册子(单行本),要他学习。并且,毛泽东就《九评》中的内容,还向毛远新进行了很多讲解。随后,毛泽东要毛远新做一件事:回北京后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汇报请示,传达毛泽东的一个意见,让哈军工全体人员下农村,搞一期四清。

8月底,毛远新随毛泽东回北京后,就遵嘱向罗瑞卿汇报请示。中央军委开会后决定,干脆要毛远新回哈军工后,由他向学校领导传达。

哈军工的领导,对此自然非常重视。在听完毛远新的传达后,院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等领导,还请毛远新吃饭。在饭桌旁,更不断向毛远新打听毛泽东做这个决定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围绕这个决定,还说了些什么?席间,毛远新也就将毛泽东在北戴河向他讲解《九评》的内容,之中涉及到教育革命与革命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谈话,向哈军工的领导作了复述。

学院领导在要他复述毛泽东的一些讲话时,安排了秘书、干事在一旁作了详细记录。事后,哈军工政治部就此整理了一个《谈话纪要》,上报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则又将此《谈话纪要》形成了一个正式文件,上报给中央军委,请示让国防科委所属院校,干脆都像哈军工一样,下农村搞一期四清。最后,中央军委批准了国防科委的这个请示。这个《谈话纪要》又以中央军委的文件,返回到哈军工进行传达。

不过,毛远新是后来从系主任戴其萼口中才知道这个过程的。

由此,毛远新的这个《谈话纪要》,在不久后即开始的文革时期,成为了一个著名讲话,传遍了中国。

从周恩来的联络员到毛泽东的联络员

毛远新在哈军工本应是1966年7月毕业,但由于当时下乡搞四清,未搞毕业设计,所以提前在1月份就毕业了。毕业分配工作时,学院原准备将毛远新分到七机部的研究机构,但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因为,毛泽东要毛远新下到部队去。

毛远新学的专业是防空导弹地面控制系统,因而,他便被分到了空军。时为空军司令的吴法宪与政委余立金还决定,让毛远新留在空军司令部机关当参谋。对此,又遭到毛泽东的反对。

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我是要你去当兵,不是去当官。

毛远新顶了一句:参谋算什么官?比芝麻粒还小。

毛泽东听后也笑了,不过他还是说:我是要你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基层连队去当战士有了基层带兵的经验,再考虑到机关当参谋。

这样,毛远新便被分到中越边境云南某地的山林中一个援越空军基地。

毛远新到部队没搞几个月,文革运动开始了。

1966年8月中旬,毛泽东将毛远新从部队调回北京,让他做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名联络员,具体负责与东北三省的联络工作。这份工作做了一年多,到1968年5月时,周总理又通知27岁的毛远新,中央已决定,他不再担任总理联络员,而是被任命为刚成立的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排名第六的副主任。后来,又成为了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副政委。

自1968年5月起,毛远新便在文革中的辽宁省做了七年多的省级领导。在这期间,辽宁省发生了杀害张志新这一后来震惊全国的惨烈案件。无疑,作为省委副书记之一的毛远新,确也有洗脱不了的罪责干系。但说这件悲剧的发生,全因毛远新一个人所致,似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1975年9月,毛泽东又将毛远新调离辽宁,让他到自己身边,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毛远新也被捕入狱,开始了其人生第二次、而长达十多年的铁窗生涯。

毛远新的文革十年历程,大体上是三个阶段:以做周恩来联络员起始、而以当毛泽东的联络员告终,中间七年,则在辽宁做了一任封疆大吏。

文革中,有一张著名传单流传全国,那就是毛远新写的《我为什么要参加(哈军工)红色造反团》。这张传单上文章的发表时间,是1966年12月11日。

因此,很多人看到这份传单后,便认为毛远新是哈军工造反组织红色造反团的发起人或领袖。

毛远新不是已经毕业近一年、并且已是在云南的援越空军基地的现役军人了吗?他怎么又成了军事院校哈军工的造反派红卫兵了呢?

的确,毛远新是参加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但他不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发起人或领袖,甚至也不是这个造反组织的骨干。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1966年8月3日成立的,而毛远新却在8月中旬才从云南部队返回北京。因而,红色造反团的成立与他无关。

毛远新到北京后,以《解放军报》记者的身份,做了周恩来的联络员。到他写出《我为什么要参加(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时,则已是红色造反团成立有四个月之后(12月11日)的事了!

但是,已是军人的毛远新,为何又要参加红色造反团、并将此事公之于世呢?

一则,毛远新的确是支持母校的红色造反团闹造反的,所以,他在文章中毫不隐讳这点。第二,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红色造反团红卫兵的身份,去完成周恩来交给他的一件重要特殊任务。

当时,周总理命他去延边处理一件特殊事件,但不要以军人身份,而是用红卫兵名义,以避免某些麻烦而有利工作进行。这样,他就找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弄了袖章、证件,并以红色造反团成员、化名周进的身份,去处理延边那件事。此事之后,则与红色造反团再没有什么实质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