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律师郭建梅的信息 郭建梅14年的公益律师历程
核心提示:郭建梅律师,河南滑县人,现为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权力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执行主任、专职公益律师。
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大学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司法部、全国妇联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一直致力于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1989年至1992年专职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发表多篇有关妇女权益保护的文章。
1993年至1995年,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合作主持实施了《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中存在问题和对策研究》项目,撰写了近二十万字的专题研究报告并提交有关立法和执法部门。
1995年9月,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女律师论坛。三个月后在北京大学和北大法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妇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机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并担任中心执行主任至今。
承办了大量涉及妇女权益的法律援助和公益诉讼案件,并对中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和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在中国妇女权益法律援助领域取得了出色成绩。 中心的工作成绩赢得了社会、有关部门和领导及国内外同行的赞赏和肯定。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为中心提词"向妇女伸出援助之手,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佩云以及司法部、中国法律援助中心、全国妇联、全国律师协会等部门的领导莅临中心指导工作,对中心的工作给予了鼓励和赞赏。
2002年,中心被中国《财经》杂志评选为中国十大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之一。
2006年,获得中国第三届公益事业发展论坛评颁发的"中国公益事业杰出贡献奖"和"模范公益组织"奖。
郭建梅为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是:成为中国第一代优秀的、有影响力的NGO人和公益律师。12年来,中心共提供免费法律咨询7万多人次,代理案件2000余件,提供有关妇女权益的各类培训80多场次,提交法律提案70多份,出版书籍11部,发表文章200余篇,发起建立了首个中国公益律师网络及相关网站。
在提高我国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增强社会对妇女权益维护的关注与支持、促进妇女权益保护的改善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5年,郭建梅与全球千名杰出妇女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集体提名;同年,获得《南风窗》杂志"2005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并被《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列入2006公益维权年度人物候选榜; 2006年获得中国第三届公益事业发展论坛颁发的"公益楷模"奖章。
2007年荣获中国第四届公益事业发展论坛颁发的"中国法律界2007十大社会公益人物奖"、美国旧金山劳动雇佣法律援助中心"公益律师年度人物"奖、美国"重要之声"组织颁发的"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
郭建梅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羊群在她的身后,远山迷蒙,寒气袭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画面里传出郭建梅的声音。这是一则电视广告的片段。
事实上,郭建梅从1995年12月开始做公益律师,到现在算来是14年了。
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三根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指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之情形不用说是三个指头受伤,"胳膊腿掉了的都有。"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这是郭建梅1995年与同伴创建的NGO。办公地点已经搬了好几个地方。最初的办公场所是中关村一处简陋旅馆的地下室。
北四环东路办公室旁的一套房子正在装修,敲击的声音不时传出。这是新租下来的房间,加上原来租的房间,办公面积一共是300多平米。这里一年的租房费用10万元,并不算贵,北京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一年花掉的房屋租金达上百万元。
郭建梅接拍这则广告获得的酬劳是100万元人民币。她没给自己留一分钱,所有钱都捐给了中心。这笔钱能加快中心公益事业的拓展:从妇女扩展到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等等。一个公益律师网络将会被建立起来。
对于是否要接拍这个广告,郭建梅一直非常犹豫。她不想让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带上商业的成分。她的丈夫??作家刘震云??也劝她最好不要接拍。
最后还是接了。"这样可以把公益律师推向大众,让大家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中心的办公室挂着一个"家"字。午饭时间,他们在会议桌上铺上报纸,几盘简单的热菜端了上来。一种带有葱香的面饼是大家喜欢的食物。中午饭每个人的标准是10块钱。
整个中心一共是12个人,包括3个行政人员。郭建梅是中心主任,月薪6000多块钱,这是中心最高的工资。其他律师的月薪是三五千块钱,行政人员更少,两千多。适逢节日时,会有二三百块钱的补贴。年底每人会有500块钱的过年费。中心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15个案子。14年来,他们办了两千多个。
"如果凭着我现在的资源,做商业律师的话,收入会比现在高很多很多。"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心里的种子。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在河南滑县。双鱼座,A型血。"这样的人会很执着。"
在河南老家,她的奶奶43岁去卖馍的时候,饿死在路上。"她又冷又饿,就是不敢吃馍啊。"奶奶的死,让她思考中国男权文化下妇女所处的位置。
两岁时,她被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姥爷生活。3个人住在三里河一间十多平米的工厂宿舍里。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白天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她记得姥姥的背影: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
姥爷是工人,下班后会给郭建梅带回些烂桃子,"味道很香"。时至今日,烂桃子的味道都能唤起她对童年生活的回忆。
在院子里,郭建梅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想跟其他孩子玩,别人都不带她。她还是喜欢跟着去。一次,她跟在后边,别人把门一关,夹住了她的手,血顺着门框流了下来。"你看,我手上这个地方高一点,就是当年被夹过的。"
最令她心痛的一幕发生在一个元宵节。大家提着各色灯笼走街串巷。她的姥爷买了一个粉红色的画着菊花的灯笼,对她说,小梅啊,跟着他们去走走吧。她就提着灯笼跟在一群小孩的后面。有人发现她跟着,转过身就把她的灯笼踢到地上烧着了。月亮底下,她的眼泪哗哗地流。"我当时觉得整个世界都毁灭了。"
"这些受伤的经历,对孩子的成长也许不好,但这些确实影响了我的性格,特别要强,特别希望帮助弱势群体。我跟刘震云和我女儿在内,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要给人搁上一块钱。"
郭建梅跟刘震云出去的时候,看着农民工扛着大包从面前走过。刘震云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兄弟。"当年我们如果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就是另一条路。"
8岁那年,姥姥把郭建梅送回了河南农村。上高中的时候,她觉得"郭建梅"这个名字太俗太女气,还曾给自己改了名字:郭永攀。"永攀高峰的意思。"她在床围子上写着:我一定要考上北大清华。后面连着画了10个感叹号。
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
考上北大在当地是件大新闻,郭建梅特别自豪。她记得很清楚,北大寄录取通知书的信封比一般信封要大得多,她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把信封很显眼地拿在手上,希望别人能看到这是北大寄来的。
到了北大后,情形开始变化,郭建梅傻了眼。在班上,她是12个女生中最穷的两个之一。别的同学家境好,又洋气。看着别的女生戴着眼镜念泰戈尔的诗歌,她甚是羡慕,自信心受到打击。
她在北大一位同学的宿舍里认识了刘震云。刘震云和她是河南老乡,高她一届,读的是中文系。第一次见面,刘震云一开口就是托尔斯泰之类的,她感到有点晕。"当时就想走,听不下去。"在她的印象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靠不住。
有一次,她看到刘震云手上贴着胶布,问,这是怎么回事。刘震云开玩笑说,拉小提琴拉的。"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其实是刘震云正患皮炎。她觉得这人怎么瞎说话啊,心里感到有阴影。"我当时的日记里出现得最多的就是‘阴影’这个词。"
刘震云表现得很好。郭建梅大三过生日,家里很穷的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8毛钱的塑料花,还有4个烂梨。"那个梨还有破洞呢,5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这些钱来。"
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觉得他真诚、善良。"刘震云当时一年到头穿着他妈妈给他做的布鞋,穿久了,上面还烂了个洞。平时,他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盆去食堂。"我留心了一下,他每天都喝粥。当时学校有猪肉馅饼,1毛钱一个,特别香,我都没见他吃过。"
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的妈妈上楼下楼。"有一次,我觉得他真的是背不动了,站在那里,我在那里扶着。"郭建梅回忆当时的情形。
她妈妈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他自己去吃馒头。
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妈妈病危。她当时在司法部工作,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我妈说,不行,小梅,你必须结婚,我看不到你的将来,但我想看着你结婚,你结婚我就放心了。"于是,郭建梅和刘震云结婚了。
在河南,郭建梅的老家和刘震云老家很近,就隔着五十多里。刘震云请来一辆吉普车,穿着借来的呢子衣服,把郭建梅接走了。3个月后,郭建梅的妈妈去世了。
成为公益律师
刘震云1982年大学毕业时,被分配到了《农民日报》。彼时,《农民日报》刚成立不久,这份工作在毕业的同学中被认为是并不理想的工作之一。
郭建梅正读大四,去看望刚到工作单位的刘震云。《农民日报》在朝阳区十里堡一带,如今那里成了繁华的CBD。
当时那里是郊区农民种菜的地方。"我到那一看,哎哟,那个火柴盒房,5个人住一个房间,上下铺,脏得不行。这就是我们在北大想象的毕业以后的生活吗?"
郭建梅大学同学毕业时互相题赠的留言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虽恨日月匆匆,却盼来日沙场"什么的。现实是,分到单位,一杯茶,一张报纸,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这次看望刘震云的经历对郭建梅是一次打击。"我当时简直觉得像跌进冰窟一样,全完了。人在年轻时跟成熟以后所了解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郭建梅的毕业论文写得好,1983年北大毕业后,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受到关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1992年4月颁布。郭建梅曾参与了这部法律起草组的工作,并与人合著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南》。1994年,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开始建立,弱势群体开始获得法律援助。
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她到怀柔雁栖湖畔采访,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她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当时的中国真没有。
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那次大会,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一样,"像找到了亲人"。
她回去告诉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刘震云听了之后说,只要你快乐就去做。郭建梅的哥哥是法官,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大多数人都对她的选择持反对意见。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还过于惊世骇俗。
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中心最早获得的资金,是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
郭建梅办的第一个案子就不顺利。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
她找到了郭建梅。
当时,那位妇女破衣烂衫,浑身散发着臭味,摘掉眼球后的眼窝因无钱治疗而发炎,向外流着脓水。郭建梅带她到法院上诉时,有人捏着鼻子把她们赶出了办公室。法院的人还问郭建梅,你是找不来案子吧,给这样的人代理,她能给你多少钱?
郭建梅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她觉得写得很好,自己都感动了,胜诉的把握非常大。但结果是:败诉。
去领判决书的时候,法官态度非常恶劣。"我永远记着这个法官。他没有把判决书递到我手里,哗地就扔地上了,我都想上去抽他。"郭建梅为此事流下了眼泪。
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两个。
读大学时,郭建梅给人的印象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老实、善良、文静。她觉得自己现在性格变了,脸皮厚了,胆子大了。"就需要这样的人,为了这项工作,我把自己改变了,或者说,现实把我改变了。"
和郭建梅谈话的时候,一位老妇背着厚厚的材料坐在对面。她已经上访了12年,来此寻求法律援助。她住在京城的南边,靠捡垃圾获得生活来源。老妇讲述到,她的儿子12年前在河南的一处看守所中死去,看守所叫人把她儿子的尸体埋了。老妇去找儿子,通过埋尸体的人带路,才找到儿子被埋的断了两根手指的尸体。
"中国这么多弱势群体,这么多人上访,不能光是堵,把人家给关起来啊,得解决问题啊,不能总是拿人的生命和尊严不当回事!"郭建梅越说越激动,她让工作人员复印了一篇文章给这位老妇人??《不能让"有道理"的上访者没有着落》。
NGO和律师
郭建梅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1点钟。她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为的是小区业主的维权,8点钟要到法院去申请立案。
她所住小区的开发商原来承诺24小时供应热水并有接送住户的班车,现在全没有了。到法院时,法院不给立案,她跟法官吵了起来。业主们请了一个律师,在那里不说话。她气愤地对这个律师说,你这样的话,我们就没必要请你了。这个律师说,我以后还得跟法院打交道呢。
她对记者说,今天穿得太随便,不好拍照。"今天出门太匆忙了,头发乱七八糟,这衣服好多年了,跟飞行员似的,你看看,这双鞋,上面都有一个破洞了。"她的鞋子侧面靠鞋跟处果然开了一个口子。
头一天,她倒是穿得挺整齐。那天早上,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接见了郭建梅。这是郭建梅第六次跟希拉里见面。
希拉里当天一共接见了20位中国的民间人士,都是在NGO方面做得出色的女性。希拉里做过妇女儿童法律中心的主任,也曾是公益律师。2007年3月,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2007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誉。希拉里曾来过郭建梅的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来过。中心的墙上,挂着她们的照片和题词。
在郭建梅看来,中国NGO的发展,经费倒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NGO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果现在申请成立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的话,会比较顺利。如果想申请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希望很渺茫。我们的律师网络里就有一些很不错的律师,很愿意做公益案子,但社会的激励机制在哪里?保障在哪里?办案中的艰难,不被理解,不被支持,你希望推动某部法律的完善和进步,遇到的却是铜墙铁壁。"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NGO的理念逐渐走进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NGO数量在增多,一些问题也开始呈现。
"有些NGO就负责人一支笔签字,很不透明,容易出问题。"
一个组织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在NGO里,如果制度不完善的话,腐败的现象就可能会出现。我们这有很好的制度,我们的每一笔经费都要经5个人审查。"郭建梅一直在呼吁对NGO治理整顿。她想写一本书,里面会对NGO的自律和公信力等诸多问题进行探讨。
对中国来说,NGO的规模和影响力还很不够,公益律师的发展更不够。中国目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