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律师 公益律师郭建梅:90%的律师只为10%的人服务

“最近十多年有很多(丈夫在打离婚官司时)成功对妻子进行财产隐匿、财产转移的案例,伤害非常大。”郭建梅介绍,按照我国法律,只要存在婚姻关系,婚后财产应共同分割,且偏向照顾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办(离婚)案的时候一个也落实不了,那些老板随便找个朋友打个借条,说曾经借谁几百万的债,现在要还。

这个条拿到法庭就成了证据,法律没办法。而且现在工商管理、税务的监管都不健全,里面还有腐败、权钱结合??根本没法查。”

她所在的妇女法律研究中心与服务中心如今有11名律师,每年能办50到70个案子,但胜诉率很低。对此郭建梅说公益诉讼不能以胜败论英雄,因为它往往是一种以弱对强的挑战。“我们或者是想借此挑战一项政策或法律,或者是想改变一种不平等的现状,很有可能败诉。但如果这个案件引起了社会对这类问题的关注,我们就认为起到了效果。”

据她介绍,目前国内专职公益律师仅有六七十人。“我们说的是狭义的、真正的公益律师,就是完全自觉自愿进行公益诉讼的,热爱这个事业并且希望终身为中国的公益法事业奋斗的。”

“中国的律师有14万人,大约平均一万人才一个律师。但现在90%的律师只为10%的人服务。”郭建梅于2006年建起中国公益律师网(原名中国妇女权益专业公益律师网),呼吁国内更多律师投身公益,“一个律师哪怕一年只拿出十块钱,只办一个案子也好。”

如今公益律师网络已汇集全国100多家律所、200多名个体律师参与,联合办理过70多个案子。“不过有一部分律师我认为是在观望,看看你这儿能给我提供什么机会,比如能不能出去培训、访问,是不是有案源??”郭建梅叹口气,“真正愿意投身公益的律师太少了。”

你心疼我干吗?我那么快乐

公益律师,既不赚钱,又要承受巨大的压力。2001年前后,郭建梅感到自己撑不下去了,什么工作都不想做,“每天像祥林嫂一样给人叨叨,我为什么要做公益律师。”

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界的误解,一是办案的挫败和风险。

郭建梅同班同学里,不少是目前法律界的知名人士,有的是成功的商业律师,有的在各个机构做领导,最高的已经做到最高法的副院级领导。

每次同学聚会,总有人忍不住问:“建梅,你怎么还做公益律师啊?”更让她受不了的是有同学直接说:“你是不是没案源啊?要不你来我们所吧,一年给你俩案子,你就能收入20万。”还有的觉得她做公益律师是为名,想炒作。

“没能力?我要当商业律师一年100万跟玩似的。要名声?一个人为了出名会坚持十几年?再说这是什么名啊?人家说你傻,脑子进水了,有精神病??”她想不明白,自己怎么跟这社会这么格格不入,也不知道怎么反驳,常常一想起来就哭。

另一面,案子也带来巨大压力,当事人说起冤屈来一个比一个惨,有的一见面就扑通跪倒,案情触及地方政府利益的则有当地官员不断找她谈话。“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垃圾桶,天天接触大量的阴暗面。”

她去看心理医生,在诊所填答了四五百个问题,医生确诊为“中度偏重抑郁症加重度焦虑症”,开了重剂量的药。

大半年过去,她终于想通了。“说我没能力就说吧,我确实没有做商业律师的能力,没办法给人送钱,陪人喝酒,陪人家打麻将故意一晚上输个十来万。”

她看不惯现在“主流”的价值观,就是钱钱钱,“现在判断律师的成功与否,就是你赚了多少钱,你是多大公司的法律顾问,为多少个名人打过官司??我遇到好多男律师,包括我们同学,年收入千万以上,每天头发抹得光光的,小金丝眼镜,西服革履,出去全是奔驰奥迪,飞机全是头等舱,到哪儿去都是温泉泡澡按摩,他们过得高兴死了。他们的娱乐、寄托来源于朋友聚会、喝酒、侃大山,再就是小蜜,每个人都好几个。这种生活我受不了。”

“办完这个案子得了两万,办完这个案子得了十万,好像人生所有目的就是钱,人生没有着落感。”妇女中心的律师张荆说。之前她做了几年商业律师,年收入几十万,但她觉得生活无聊。转成公益律师之后,一个月只拿四五千元,但她说感到特别开心。

“别人不能理解我们精神体系的快乐、充实和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见了我们觉得可怜,我的好朋友总说,建梅,我特心疼你。我听了以后特别不舒服,你心疼我干吗?我那么快乐。”郭建梅说自己现在是铁板一块,外界说什么都再也进不了她的心。

她对本刊记者开玩笑说,在中国但凡受歧视的(标签)全让她给占了:“河南人、农村人、女人、公益律师??我就是最典型的弱势群体,但是我们弱势的人在做强势的事。”

为什么不给一个激励机制

2009年,郭建梅做了一件自己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拍商业广告。她为某药品商代言,台词是:“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每一个眼神都是一个沉重的托付,每一个案子都是一道难关??”

接手这条广告时郭建梅非常犹豫,她不希望公益与商业放在一起,然而再三思索后,她还是认为把公益律师这个职业推向大众更为必要。

广告的审查过程中,“公益律师”四个字差点不能用,称国内没有这个说法,只有法律援助律师或者政府律师。“那怎么能一样?他们拿着铁饭碗呢。”她深感灰心,到今天连这个概念也不被承认,何谈其他方面的鼓励、支持?

她以个人名义成立公益律师事务所时也遭遇到类似情况。“起了20多个名字,全被注册的地方Pass掉了,想叫新起点、愿景、新理想、新力量,全都不行,说是觉得有政治色彩??‘千万’都不让起。”最终律所的名字叫做“千千”,郭建梅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不过“也好,千方百计、大千世界嘛。”

广告台词最终由于商家的斡旋批了下来,郭建梅一夜之间成为热点人物,许多观众因此知道了“公益律师”这个行业的存在。酬劳100万,她全拿给了中心。由于公益诉讼并不营利,平时运作所需资金都是向基金会、企业筹款,郭建梅在这方面的压力特别大。

“今年至少得再找100万,因为支撑我们网络运作的基金到期了。”采访过程中,郭建梅接到一个电话,她详尽地向对方说明自己近期在做什么,在法国获的奖多么重要。放下电话后她说,那是以前曾经给她们中心资金支持的福特基金成员打来的,“必须说服他们、感动他们才行。”

如今全中心上下数她的工资最高,每月6000元。“我们好几个年轻男律师找不到女朋友,人家一听你是搞公益的,就没戏了。”

“但是人家就会说了,谁让你去干的?对,没有社会、政府、领导让你去做这个。可为什么去做一个担当社会责任、有法律良知的人这么难呢?我以前就不平衡,现在不了,我就是愿意。但是政府呢,决策层呢?为什么不给一个激励机制?”

郭建梅决心自己建立这个机制。

她打算2010年在律师界发动一个活动,召开全国律师会议,号召大律所、高级合伙人,一年一人拿出10元或100元,建立一个公益律师发展基金,用于公益诉讼的维持和公益律师的培养。她说这是受到李连杰“壹基金”的启发。

“我希望到老了建立‘郭建梅公益律师发展基金’,我现在还不够资格,没有那么多钱。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郭建梅说。

她对中国未来仍然抱有乐观态度。“15年来有很多进步,虽然还存在司法腐败、地方保护、行业保护、黑恶势力、官官相护、行政干预??但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在逐步完善的。”她认为最可喜的变化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自主意识和维权意识在提高,越来越多人敢于站出来打官司,“即便败诉了,也是对社会的推动。”

她给本刊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当事人打了七八年官司,落下一身重病,离了婚,家里也有人被打死了,倾家荡产。虽然败诉了,但他在我们的大会上说:“我值了!为什么值了?因为通过我个人的官司让社会知道中国有这样的事情,引起社会、媒体、政府的关注,问题能浮出水面,这就是我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