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1840以后,国门渐开,西风阵阵,其中一股自英伦三岛经苏伊士走马六甲吹到了江南水乡,另一股则自华盛顿穿太平洋过横须贺吹到了燕山一脉,直吹得中华大地人人心襟荡漾、浮想联翩。也便是从这一年起,老大的中国蹒跚踉跄、颠簸扑打着闯进了一个长程的历史三峡。
自此以下,半新半旧的中国社会在种种外界刺激和内力衍生之下,不断围绕着各种主题掀起经久不息的大讨论:1890年代的“体用”之辨、1910年代的帝制共和、1950年代的民主专政、1980年代的姓资姓社„„。
百余年里,沸沸扬扬,尘土喧嚣,盛况空前。此去经年,异军突起,黑马迭出,首先是旅欧美、访德日的学者,学成的,学未成的,先后归国,裹挟着对西方政治、文化、经济的实地考察,旋踵间马不停蹄地引发起、加入到大争论、大辨析中;其次是人们丝毫不停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反思与解构,不断地将已经冷却的火堆再次扬起、点燃;再次是前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携手作战,对现代文化的肆意扩展进行绝命地反扑。
这一百年的中国,各路人马或猩红着眼睛干着真刀真枪的勾当,或假羽笔做匕首,急不可耐地要在混战中杀出一条血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为着天朝上国的未来路径,谁都不曾过安稳了日子。
正是在这样一个混乱莫名、满是问题的年代里,一个未曾熟读过孔孟的经典,也未曾出过国留过洋的叫做梁漱溟的中国人,有感于其所生所爱之中国的不强不立,而困苦于人心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煎熬与催逼,苦心孤诣乃至苦口婆心地为“刻下中国”开出了一剂奇怪的药方,名之曰“乡村建设理论”。此一药方,具见于梁氏所著《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大意》两书,而散见、征表于梁氏所立各种言论中。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祖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蒙古血统,长于汉地;书香世家,然少年寒窘;入西式学校,而宗佛法儒家。故其身兼南北、蒙汉气息,而得享东西古今文化的浑然浇灌。少年“脊弱呆笨”,但“好学好问好思”。
十八岁以前,好谈国是,“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中学毕业,曾闹过革命,信过社会主义,当过记者。约十六七岁时,“从厉害之分析追问,而转入何谓苦何谓乐之研索,归结到人生唯是苦之认识,于是遽尔倾向印度出世思想”;“二十岁开始茹素,寻求佛典阅读,怀抱出家为僧之念”;至二十九岁乃自省放弃。
期间,熟读研索佛典及医书,曾汲汲于媒介中西医学。此后,开始投身于民族自救运动,南北奔走,于各式组织或团体均做过尝试,而未曾为之羁绊。
思想渐渐由佛家归入儒家,对国家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主义均有所憧憬,亦诸多不满,批判甚多。去世之日,勉后人曰:“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世界潮流”。世人尊之为“最后的儒家”。
在30岁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以前,梁漱溟曾经是西洋政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和信仰者,“以为只要宪政一上轨道,自不难步欧美国家之后尘,为一近代国家”。民国以后,梁漱溟原以为“政治改造之要求已属达到,或可说已有希望”,但事实却是“反倒一年远似一年,一年不如一年,开始时还有希望,而日后则越来越绝望”。
对此问题,和其他有志分子不同,梁漱溟不愿意将原因归结为简单的“三数强有力之破坏政治制度”,而坚持从自己关于人性与文化的独特视角出发,渐渐将眼光转入到国民的政治习惯研究上去。
在梁漱溟看来,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植根于其所试图管辖的国民的政治习惯。“西洋政治制度虽好,而在中国有许多条件不够因而无法建立起来。许多不够的条件中最为有力量者即习惯问题,或关系其他条件而可以包括许多其他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