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朔州最近被查官员】山西朔州被查官员名单
“山西官场地震”成为2014年中纪委反腐的热词,不少落马的山西籍官员被通报接受调查时,都涉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而多名主政山西的官员与在外地从政的山西籍官员的落马,被媒体解读为“山西帮”。
山西籍官员落马者中,令计划引发海内外众多媒体关注。根据其工作履历显示,令计划曾在山西工作了7年。今年6月19日,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其兄令政策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此前相继落马的一些中央部委官员,也因为祖籍山西或者在山西工作而格外引人注目。
2014年12月22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而此前的6月1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中纪委昨天转发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网站消息,山西省一日内四名官员被“双开”,其中两名女性均与他人通奸。这是纪检系统对外披露的多名有通奸情节的落马官员中,仅有的两名女性官员。
据通报,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阳泉市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民,高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杨晓波,晋城市泽州县原县委书记秦建孝四人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经山西省纪委审议并报山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4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杨晓波和秦建孝被“双开”,再加上山西监察厅原副厅长谢克敏,山西高平市已经连续三任市长均被“双开”。
经查,张秀萍在担任省纪委副秘书长、监察综合室主任、常委,晋中市委副书记期间,杨晓波在担任高平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皆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且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与他人通奸。
根据媒体盘点,自2012年年底至今全国已有200余名不同级别落马官员被移送司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已介入,其中,被官方认定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占比近两成,均为男性。此次张秀萍和杨晓波是最早被曝出存“与他人通奸”情节的两名女官员。
其间,中纪委在通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问题时,首次使用了“与他人通奸”这个词汇。自戴春宁之后,“通奸”一词频频出现在中纪委发布的相关通报中。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昨天对京华时报记者表示,这次两名女性领导干部被“双开”有通奸的情节,也说明,在法律面前,男女平等。与此同时,也体现出,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有更高和更严格的要求。
血煤上的“山西帮”瓦解:落马官员全倒在煤上
8月23日,星期六下午,山西省委临时召开常委会。会议由省委书记袁纯清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小鹏,省委常委、省人大、省政协负责人出席。会议带着鲜明的“应急”色彩:
当日上午11:57,中纪委接连发布两条消息,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和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自十八大反腐风暴以来,山西已有金道铭、申维辰、杜善学、令政策、陈川平、聂春玉等6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其中包括4名省委常委,是名副其实的反腐“重灾区”。
自今年以来，告急的不仅是山西官场，2014年上半年，山西经济增长仅为6%。
集体腐败窝案之山西版，不同于四川等省份。梳理落马的山西官员，几乎每一个都是倒在了煤上，其背后实则是十余年来山西煤炭开采的狂飙猛进，煤炭作为政府手中掌控的自然资源，为山西官商的结合提供了丰润的土壤。
这个集团迅速膨胀的财富，带来各种荒诞，炫富和黑恶势力横行。但无以掩盖这个集团强大背后的脆弱本质：伴随着资源环境矛盾的日趋加剧，社会矛盾恶化成患。待至反腐风暴来袭，血煤之上危如累卵的山西政商联盟迅速土崩瓦解。
危险的联盟
以煤炭为核心资源的山西资源型经济，以权力和资本联姻为标志，两者的结合打造了一个官商高度一体化的山西帮，他们互帮互助，形成了一个高调的财富帝国，和一个盘根错节的地方权力王朝。
这个联盟的危险在于，资本和权力均失去了应有的控制，迅速膨胀成害。比如，山西的历次煤改，演变成了财富帝国和权力王朝自嗨的游戏，受益者都是这个联盟，而大部分老百姓只是损失的承担者，最具体的表现是山西过渡透支的自然资源和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
本世纪初至今十年，煤改经历了从“去国有化”到“国进民退”的诡异轮回。从“血色小煤窑”到“国有大矿大难”，安全生产是山西煤矿始终难解的结。
为了减少矿难，中央政府责令私人煤矿逐次提高矿井规模要求和安全标准；但地方政府为了鼓励煤老板追加投资，“只要足额缴纳资源价款，煤老板们就可以将手头的矿一直挖到没有”，这些政策导致各路资本纷纷涌入山西，加之煤价一路高升，“山西煤老板”凭借强有力的地方权力网络而鸿运当头。2006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就有9位山西富豪。
2008年，暴风骤雨般的煤矿重组席卷而来，随着“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和煤炭资源整合”工作的启动，山西政府计划将煤炭企业数量从2200个减少到100个左右；年产量不到300万吨的煤矿，将被山西省境内的大型煤炭集团兼并重组。
但是，山西的小老板们，凭借着娴熟的江湖经验，驾轻就熟的地方政商网络，继续游走在山西财富帝国的边缘：他们多以官员参股的形式，攫取着煤炭资源，参与小煤矿开发。
而真正晋商大佬，则泰山压顶，岿然不动。在2013年“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排名前一千位的富豪中，企业总部位于山西的山西富豪为22人，至少16位都涉足煤炭、焦化、冶金这三大产业，个人或家族资产在20-80亿元，这些晋商们再现了历史上“官商同盟”的辉煌，极好地阐述着“政商结合”代代长青。
6月19日令政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则彻底拉开了山西官场的口子。令政策长期主政要害部门发改委，并且朝中有人，办事神通。其给山西资源大省的发展格局打下烙印，依此山西亦形成旁根错节利益网络。
作为煤炭大省山西省的副部级官员，令政策亦深度参与到煤炭改制。早年间，山西掀起“煤改飓风”，推动山西煤炭业产业整合与发展。当时令政策便担任能源产业基金领导小组副组长，推动市场化运营的股权基金、信托等在山西参与煤炭企业重组。
十字路口的山西
“山西帮”盘根错节，其全盛时期，几可通天，掌控着山西煤改方向,如今连根端起，不得不令人反思山西十年煤改。
改革开放后，凭借相对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新晋商”以煤老板的面目再度“崛起”。煤炭资源几乎是大半晋商的摇钱树，然而，因挖掘“黑金”而高飞猛进的“黑色GDP”背后掩盖不住“血煤”之殇。
2007年，时任山西省发改委主任的令政策在两会上侃侃而谈：“十六大以来，山西省委明确提出‘不要污染的GDP，不要带血的煤’，打响了生态保卫战。五年来，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降幅达48.6%。今年上半年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山西减排二氧化碳幅度位居全国第一。”
不过，根据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的研究，十余年来，由于山西煤炭推动的政商结合，导致山西百万农村人口的用水危机，导致山西环境污染居于全国前列，他将这些问题概括山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战争”。
山西煤商狂飙的十余年，其实亦是中国市场经济走过初期的“野蛮”，开始形成产业规模、争夺全国市场份额，作为煤商的大本营山西，地方的扶持是其做大的基础，这就不可避免导致官商的深度结合。在此背景之下，地方性的利益和权力联盟疯狂生长，以至于山西成为反腐最重的灾区之一。
危险的联盟瓦解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山西的资源经济将如何发展，如何根本杜绝新的联盟滋生蔓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