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科技 严复:船政学堂走出的“文科进士” 自己筹钱帮助北大
这时,严复看到了当时船政大臣沈葆桢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学堂的招生章程:“凡考取者,饭食及医药费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给银四两,还有奖学金;五年毕业后可进入水师领工资。” 四两银子可以确保三口之家衣食无忧,过上温饱生活。除此之外,学堂每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学生“赏洋银十元”,连续几次考试都优秀的话,还能“另赏衣料”。
尽管当时的年轻学子们对新式学堂大多不屑一顾。但为了生计,严复还是报考了船政学堂。严复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了,同批录取的还有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等人,不久,邓世昌也被招了进来。进入船政学堂后,因羡慕东汉初年的隐士严光,他取名宗光,字又陵。
在船政学堂的五年时间里,严复系统学习了英文、代数、几何、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天文学、航海术等几十门课程。1872年,严复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于航行理论科,随后上舰实习。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改名为严复,字几道。
严复和同学们在英国舰长的率领下,先是北上浙江、上海、烟台等地,又南往厦门、香港、新加坡等地。随后,严复与同学们一道登上“扬武”号舰船(1871年开工,1872年4月下水,该舰是中国第一艘自制的近代化巡洋舰),经黄海访问日本长崎、横滨等地。
当时的日本正在筹办海军,“扬武”号的到来,吸引了很多日本的观众,他们慕名而来一睹“杨武”号的威风。这一幕也为严复从“洋文正教习”转向翻译西方学术思想著作埋下了伏笔。
顺便提一下,1872年通过考试成为清政府“幼童出洋”一员,后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詹天佑,1881年回国后,就被派往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轮船驾驶。
1877年5月11日,英国朴茨茅斯港,一艘从香港起锚、历经整整一个月的轮船停靠港口。从船上走下来12名黑头发黄皮肤的年轻人,略显稚嫩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他们四处张望,感受着与这个与古老东方大陆完全不一样的国度,他们就是清政府派往欧洲的首批海军留学生,他们要到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航海技术。
这一批海军留学生,是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优秀者,督办福建船政的吴赞诚上奏朝廷,在呈报的“船政奏议”中,称赞这一批留学西洋的学生“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努力,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
据《清末海军史料》记载,为了加强海军的建设,1877年1月13日,李鸿章和沈葆桢正式奏请朝廷,选派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生30人,分赴英法留学。期限三年,以李凤苞、日意格为监督。1月15日,清政府批准了李鸿章和沈葆桢的奏议,同意所选派的学生名单。严复就在名单当中。
1877年3月31日,严复等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共28人,随“华监督”李凤苞、“洋监督”日意格、翻译罗丰禄一起,登上福州船政局造船厂自己制造的“济安号”轮船,沿着台湾海峡西岸南下抵达香港,4月5日,他们在香港转乘西国公司的轮船驶向欧洲。
据《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书记载,1877年5月7日,这批留学生先抵达法国马赛港,学习制造的留学生,到法国的学校、工厂学习;去英国学习驾驶的严复等12名学生,没作停留乘船前往英国。严复他们一行于5月11日抵达英国伦敦朴次茅斯港,并在“海滨小住”。仅休息了一天,5月13日,他们便随李夙苞、日意格到中国驻英公使馆晋见驻英公使郭嵩焘,随后开始了他们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留学生活。
在第一批抵英的12名学生中,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直接上舰实习,其余的9位学生在1877年9月,参加了皇家海军学院主持的考试,其中严复、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等6人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为了这所皇家海军学院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
这批从福州船政学堂出来的留学生,经过西方先进航海知识的熏陶,回国后为近代海军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严复在留学英国期间,除了学习航海的专业知识,还开始观察和思考西方的社会制度,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当他有机会和当时的驻英公使郭嵩焘交谈时,他发现两人的观点非常一致,25岁的严复与60岁的郭嵩焘成为忘年交。
郭嵩焘是清末洋务运动中独树一帜的人物,他很早就指出,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1876年冬,郭嵩焘启程赴英,在伦敦设立使馆。
赴英途中,郭嵩焘将沿途见闻记入日记《使西纪程》,盛赞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张中国应研究、学习。后该书寄到总理衙门,不料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漫骂。郭嵩焘到达英国后,非常留意英国的政治体制、教育和科学状况,他还以六十高龄潜心学习外语。
1878年4月9日,郭嵩焘61岁生日,严复6人到驻英使馆祝寿,严复向郭嵩焘介绍了他们在皇家海军学院所学的新知识。第二天,严复再次到使馆与郭嵩焘畅谈中外形势,他们都有对西学的热情探求精神,都有寻找救国真理的渴望,都有对清朝的落后、腐败和软弱的忧患意识。郭嵩焘感叹自己许多思想观念在国内不被理解,而在异国他乡竟有故国青年如此知心,此后与严复相交甚密。
1878年7月,应身兼法国公使的郭嵩焘的邀请,严复、方伯谦、罗丰禄等6人随李凤苞自伦敦到巴黎游历,参加7月8日的“万国博览会”。巴黎的参观考察,使严复对英国之外的西洋世界又增加了感性认识。郭嵩焘在与严复交流时,十分赞同严复的观点:“西洋胜处,在事事有条理”。
1878年8月,郭嵩焘致函英国外交部,六位中国海军学生已经在同年六月完成学习并通过考试,请求严复继续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再学习一学年,使他回国后能胜任船政学堂的教习职位。
正是在皇家海军学院得到了多一年的学习机会,严复比其他同学更有机会直接接触英国社会。课余时间,严复还去旁听英国法庭的审判,见到原告与被告同坐一室,有律师替双方辩护,这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归邸数日,若有所失”,严复也开始从制度层面寻求西方富强的奥秘,逐步超越西洋以坚船利炮见长的认识。
当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已发表20年,欧美各国正在为进化论学说所震撼,而且英法两国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辈出,诸如达尔文、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尔、卢梭、孟德斯鸠等人都成了严复的崇拜对象,这也促使他在业余時间兼习了许多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学说。
近几年,有一些文章在介绍严复留学英国的这段经历时,为了“吸引眼球”,提出了严复曾与伊藤博文是同学的说法。
这个说法严格来说,是以讹传讹。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严复的同乡,严复去世后,他在《严君墓志铭》:“光绪二年(按:应为光绪三年),派(严复)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而日本同学归者,用事图强。”这段话里提到了“日本同学”,不过陈宝琛并没有提及伊藤博文的名字。多年后,有人在看到这段史料后,“添油加醋”,就出现了伊藤博文的名字。
严复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第一批留学生,清政府后来又陆陆续续派出了几批留学生,因此,同时与清政府发展海军的日本,同样派留学生到这个学校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些日本同学中,有伊藤博文的身影吗?
查阅伊藤博文的资料即可得知。据日本史学家的《伊藤博文传》所载:伊藤博文生于1841年,死于1909年(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1864年伊藤博文23岁时,被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但因他英文基础太差,先是补习了半年英文,后来伊藤博文在《泰晤士报》上知道外国舰队炮轰日本下关事件,他就回国了。而那年严复只有10岁。
至于严复在英国留学期间 (1877-1879年),伊藤博文在日本忙于平叛之事,这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在英国。由此可见,严复与伊藤博文是同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887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清政府不再派遣留学生去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但有趣的是,这所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格林威治小镇的学校,却数次与中国结缘。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为了战后重建海军,决定选拔一批优秀海军军官赴英留学深造。
经过严格选拔,卢东阁、郭成森、黄廷鑫等24名学生通过考核,几经周转,他们最终来到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接受培训。1944年6月,当诺曼底战役打响时,这批中国海军学员全部参加了诺曼底战役的海上作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1879年7月,严复以优异成织在皇家海军学院以“考取头等毕业”,英方拟安排严复上英舰纽尔卡斯号实习一年。接替郭嵩焘的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次子)致函英国外交部,“严宗光已奉电召立即回国”,因此,英国取消严复上舰实习计划。 原来船政大臣吴赞诚,因福州船政学堂需要人才,紧急电召严复“调回充当教习”
1879年9月底,严复赴母校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习。没过多久,李鸿章给李凤苞写了一封函,函中写道:“刘步蟾、林泰曾将来能调管大船,严宗光充学堂教习最为相宜,巍瀚、陈兆翱可胜督造快船。”1880年,严复被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这所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的新式海军学校,在成立的20年间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1894年,甲午战争的炮声使严复从梦中惊醒。甲午战败极大地刺激了严复,面对同窗好友的牺牲,辛苦创建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他痛心疾首。严复回想起20年前,刚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他和同学们乘坐“扬武”号到日本,威武的“扬武”号受到日本民众欢迎的情景,更令他无言以对。
中国先于日本发展海军,而日本的海军实力大大超过了中国,目睹这一切的严复深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至于他常常“夜起而大哭”。他为这种状况感到非常担忧,每想到此,就如他给陈宝琛信中所说“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1895年春节刚过,严复就在天津的《直报》上接连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文呼喊改革。严复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是千古未有的深层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因此,他通过报纸大声疾呼救改造社会、救亡图强,1897年10月26日,严复和友人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他亲自撰写大部分社论。不久,严复在《国闻报》上连载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从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
从1896年至1909年,严复翻译了八本哲学和社科类的名著,目的是“致力于译述以警世”,并提出翻译的三原则:信、达、雅,至今仍为翻译界所推崇。
因为严复在翻译翻译界的巨大成就,1910年1月,他以“硕学通儒” 资格进入清政府新设立的资政院,又获“文科进士”赏赐,这对已是四度参加“乡试”而名落孙山的严复来说,可谓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严复认为,教育是开启民智,使中国迈向富强的重要途径。1905年,50多岁的严复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了复旦公学,并起草了“复旦公学集捐公启”,1906年任复旦公学第二任校长。
1912年2月,严复受聘担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由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推荐,任命严复为署理北京大学校长。
严复接手后,为了让北京大学得以顺利开学,严复倾注了很多心血。刚接手京师大学堂时,校园一片狼藉,校舍先是被义和团改为神坛,后卫八国联军占领,学校关闭,师生流离,图书仪器荡然无存。更棘手的是,学校存款仅万金,举步维艰。
严复曾在家书中说:“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不给,岂能为无米之炊?”无奈此时民国政府新立,国库空虚,严复利用个人影响力,从华俄道胜银行,借得7万辆款项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北京大学自5月复学以后,在严复的领导下,逐渐走上正轨,显露生机。7月初,教育部突然下达了北京大学停办的命令。严复据理力争,他认为北京大学不可以停办,同时对教育部的决策,感到十分气愤。于是他向教育部提交了一份《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陈述不可停办北京大学的理由。
在严复的努力下,7月10日,教育部取消了停办北京大学的动议。8月26日,为了尽快筹措办学经费,以便秋季开学之需,严复又向比利时在华开设的华比银行商借20万两贷款,除偿还道胜银行即将到期的7万两借款外,其余的留作秋季开学经费。9月中旬,严复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后来由于诸多原因,严复在10月正式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的严复,利用自身的影响投身于政治活动,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后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严复避祸于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