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斌是干什么的 浙大管院郭斌: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来源究竟是什么?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作为我国创新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浙江大学创新管理与持续竞争力研究中心("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始终致力于求是务实的创新管理研究、人才培养和决策咨询,奉献学术新知,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基地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浙大管院许庆瑞教授为领军人物,由浙大管院院长吴晓波教授担任基地主任,同时,浙大管院众多优秀教授也加入其中。近日,来自该基地的浙大管院郭斌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起源究竟是什么?——基于技术与市场梯度的一种新解读视角》的文章,围绕中国市场结构、创新系统、经济体以及产业升级转型的机遇和挑战等内容展开了论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10年,高盛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关于新兴市场创新的一期特刊中提到,中国在未来的二十年(2010-2030)间会对整个世界GDP的增长产生36%的贡献。该文同时提到,接下来的很多年里,中国和印度将成为整个新兴市场发展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的发展在当中将发挥关键作用。此外,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在影响着许多发达国家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在一本名为《A Year Without "Made in China"》的书中,作者谈及了中国制造对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事实上,我们看到大量性价比高、质量好的中国制造产品正在全球范围内被大量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制造业被称为"世界工厂"并不为过。
那么,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是如何解读中国制造业在过去三十年里的快速增长?增长的背后是什么因素或机制在起作用?这里面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其他经济体取得这样的一种经济增长上的成功。
过去的许多年里,特别是一些来自于西方研究者的视角,经常会提及两个重要的因素来解释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第一个因素是作为后发者的模仿优势。通过模仿一些先进的国家,任何一个后发的经济体在追赶过程中都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得一些技术和知识,包括一些管理的经验,从而获得一种竞争优势;第二个因素是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通常认为,由于中国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在竞争中带来低成本的优势。这是现有的对中国制造业发展最重要的两种解读方式。
但是,这两种解读方式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如果我们再对这两个因素向前推演一层的话,容易产生负面的解读。譬如说,模仿优势可能会归结为后发国家不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从而使当地企业不当地获得了一种优势。第二个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可能会被解读为"血汗工厂"。这样的话,这些优势的获得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解读方式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这两种解读所涉及到的后发国家的模仿优势和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事实上所有的后发国家都将具备。然而,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有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意欲完成它们的制造业发展和经济追赶,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获得了像中国制造业如此长时间的发展过程。
那么,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一定存在着一些很特别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体现在上述两个因素上。
比较公允地来看,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一种模仿优势和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影响。但如果把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仅仅归结为这样的两个所有后发者都具备的优势,很难构成一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那么,在阐述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建立一种探讨大型新兴经济体所具有的不同特点,这种特点会影响到制造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所以,对于中国这样类型的国家,我们需要重新去解读其制造业的优势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这样一个认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就是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制造业的追赶过程。那么,从经济追赶或技术追赶的角度来看,所有持续的追赶均需要若干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先决条件,追赶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我们知道在追赶过程中通常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因为只有通过资源的投入,企业才可能建立起一种内生的能力。所以,在追赶的过程中,企业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市场的回报来获得所需资源,进而利用该资源来维持更为持续的追赶。
第二个先决条件,追赶需要足够的时间。在追赶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建立一些专长和能力,而这些专长和能力需要时间的积累。如果我们将追赶比成一种游戏的话,专长和能力能否建立取决于你有多长的时间去玩这样一种游戏。
参与这个游戏的时间越长,你积累起自身能力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些不成功的追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自身的能力。如果先发者发展过快,加上剧烈变化的环境,企业是没办法完成这样的能力构建。
第三个先决条件同样重要,追赶需要具备一定的吸收能力。在追赶的过程里,后发国家往往需要从先发国家那里获得技术。依据经典的吸收能力观点,企业能够识别和利用外部技术的前提是你必须具备吸收能力。
而且,(后发国家)具备越高的吸收能力,其追赶会越有效。这个条件看起来简单,但它带来了一个困惑:如何用它来解释"冷启动"的问题。换言之,在最初的时候,所有的后发国家是没有充分的吸收能力的。因为相对于国外的先进技术,它们之间的差距过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的吸收能力几乎为零。
那么,如何在"冷启动"的状态下去利用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先进技术,是一个有待解释的重要问题。所以,由于这些先决条件的存在,我们要探讨的逻辑是关于中国追赶情境的特殊性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满足追赶过程中需要的这些前提条件。
接下来,我们将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来解读前面的两个前提条件,以及从中国创新系统的特殊性来解读第三个关于吸收能力的"冷启动"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国家特殊情境对于技术追赶的一种重要意义。人们经常会产生的一种看法是如果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所有的生产要素,包括技术、知识、设备、人才,都可以跨越国界自由流动。
这个时候,本地化因素的作用似乎会变得越来越弱。事实上,这一看法并不准确。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里提到,国家的竞争优势高度依赖于本地化过程。并且,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本地情境的影响力非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强。
市场结构的特殊性
那么,中国市场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基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市场的潜在规模非常巨大。我们通常会认为,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其实源于有效的学习效应。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市场规模,制造业很难发展起来。
但是,仅仅有一个庞大的本土市场规模并不能解释制造业企业的优势。因为随着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庞大的市场规模并不足以保证本土企业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生存或者获得优势。所以,这个特征还需要跟中国市场的另一个特性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
中国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是这样的一种情境:最好的的技术和最坏的技术,最好的产品和最过时的产品,它们能同时生存于一个市场里,并且每一个分割市场都具有相当的规模。造成中国这种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很大程度上归于以下三个原因,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阶层分化。
那么,这种高度分割的影响,如果加以阐释,它主要会为本土企业带来以下一些更多的生存机会。第一个机会,由于跨国企业的定位经常会集中在市场的高端,高度分割的市场意味着本土企业可以轻松找到那些被忽视的低端市场来求得生存。由于本土巨大的市场规模,所以它即使高度分割,在每一个细分市场里仍然能够达到非常庞大的规模,这可以保证制造业企业的规模效应。
再一个机会,高度分割的市场意味着不管本土企业的能力发展到什么阶段,它都可以寻找到跟它能力相匹配的细分市场求得生存。这一点上,那些小型经济体甚至包括许多发达国家同中国的情景都不一样。
譬如说,在欧洲市场,很多国家的本土市场规模非常小。所以,在很多时候,它都会强调企业的发展必须追随市场趋势的变化。这里面隐含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无法追随主流市场趋势的变化,即市场发生上移而你的能力无法跟上,这就意味着你失去了在市场中生存的机会。
中国市场则不一样,在市场高度细分的前提下,虽然由于收入增加等因素,企业之前所在的那部分细分市场上移,而我的能力无法跟上,但是我的生存空间将会由下方迁移上来的需求来填充。这样就保证了,不论你的能力是否能跟得上市场发展的趋势,你始终能够生存下来。这些都意味着,在中国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下面,本土企业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和进行追赶的机会。
另外一个机会,大量的案例说明,这种高度分割的市场导致中国企业可以利用一些本土化的需求来做出一些产品的改进,从而有针对性地满足市场。以中联重科开发的环卫扫路车为例,因为中国的道路条件和欧洲的相差很大,导致欧洲的那些产品可能在中国路面使用的效率不如中国情境下开发的产品高。
所以,跨国公司也开始利用中国本土化市场的特征来开发一些产品。譬如飞利浦公司,在将豆浆机移植到其他市场时会添加一些它们的需求特性。
总结一下,中国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加上一个庞大的市场规模,带来的优势在于:第一,中国市场在企业弱小的时候,给它们一些初始的生存空间,使得它们能够生存。第二,中国市场使得中国的企业参与追赶的机会更多,即便你的能力暂时无法跟上主流市场的迁移。
也就是即使下方市场的向上迁移,你仍然有足够的市场来维持你的生存,这意味着对于一些新设立的制造业企业,它有更多可能去利用它的能力,因为它总是能够在市场阶梯当中找到同其能力相对应的市场。我们已经知道,在追赶过程中,如果能力能够被很好利用的话,企业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下面的数据很好的体现了中国的市场机会对于中国企业的重要意义。
2008年进行的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调查基本情况分析报告指出,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经费中,企业资金占82.8%,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是高度依赖于内部的资金积累进行创新活动。
中国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事实上使得企业们可以更好地从市场当中获得回报,然后,这种回报反过来又可以支撑它们在创新中进行更大的投入。这也有助于解释我们经常谈及("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市场环境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以及它的创新投入的效果的低可见性,(所以,企业很难从市场中获得相当多的资金进行能力构建)。然而,这些内部积累的资金能够为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的构建提供更多的资源。
另一个优势,从市场(整体)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制造业企业还有一个潜在的优势来自于它的双市场优势,即相当一部分企业在本土市场和海外市场同时进行运营,这种做法实际上可以为它带来更多的从市场中获得回报的机会。
这样,它们可以根据本土市场和海外市场的不同步发展,动态调整它的制造资源。比如,当海外市场有更好机会的时候,可以把制造资源更好地配置在海外市场,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然而,当海外市场收缩,它可以把重点转向本土市场。
这样它就可以减缓由于市场环境的收缩,造成能力培养上所需资源不足的问题。此外,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扩张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在本土市场获得的现金流,譬如像联想、华为的早期出海,其实都依赖于从中国本土市场获得的回报来支撑它向海外市场的扩张,来支撑它的能力向上迁移。
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是新的需求不断被释放出来,这主要来自于中国持续的城镇化进程。从需求这一端来看,城镇化的影响体现在需求规模的扩张,以及需求结构上的变化。当人们从农村转向城镇的时候,他们需求的多样性开始上升。
这意味着中国的市场结构至少有以下三点特性:高度分割的市场,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快速变化的市场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单一因素很难解释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源自于至少三个方面的结合:低成本,合理质量水平,快速响应能力。
而我们知道要同时满足低成本、合理质量水平和快速响应,对于跨国公司是巨大的挑战。在这些年里,中国制造业利用市场的特点,他们逐渐建立了如何在这三者之间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的能力。
此外,中国市场现在也在产生另外一种变化,整个市场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目前很多企业竞争的重点—good-enough market占据中国本土市场比例在不断扩大。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本土制造的质量在逐渐上升,从而可以满足一部分原来对产品和性能非常敏感的用户;另外一部分是由于全球经济搜索的兴起,导致政府采购对成本很敏感,而中国企业的产品在性价比上具有很强的优势,所以这部分需求也在扩展。按照哈佛商业评论的观点,未来,good-enough产品(市场)将成为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竞争的核心地带,谁能够在当中获得优势,谁就能够获得更长期的发展。
国家创新系统的特殊性
前面讨论的是市场结构产生的影响,接下来讨论国家创新系统的特殊性,而这个特殊性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追赶的过程里克服冷启动问题。事实上,很多年前就有学者关注到中国创新系统存在着一个相对较为连续的技术阶梯,如在1990s两位西方学者提到,在中国如果以技术水平来划分的话,存在着从跨国公司到合资企业到大型国有企业到小型国有企业,再到乡镇企业,最后是私人企业的一个阶梯。
这个阶梯其意义就在于每一阶都为它技术阶梯的下一端从外部提供了一种相当于吸收能力的作用。
比如说,合资企业在吸收和转换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后,通过一种技术溢出机制传递到大型国有企业,而大型国有企业通过产业关联,通过技术外溢机制,能够把这些技术转换成小型国有企业以及私人企业能够接受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中小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吸收国外带来的先进技术并不是一种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基于个体的学习方式。因为基于个体的学习方式意味着如果你跟跨国公司技术水平相差过大的话,你是不可能从跨国公司带入的技术中获益,也就是说单个企业的追赶效率是很低的。
然而,如果市场上存在着一种技术阶梯,就意味着每一层的企业都可以利用上一层的吸收能力去完成先进技术的转换,进而转换成自己能够吸收的一种方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制造业的技术追赶过程并不是单个企业追赶的过程,而是依赖于中国国家创新系统进行的高效率的群体追赶。
在这个追赶过程里面,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构成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在90年代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经费拨款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大学科研机构高度依赖国家的财政拨款,之后,由于国家减少了直接的财政拨款,所以他们被迫通过转向市场,通过服务于企业,服务于产业界获得更多的项目和资金。
因为要服务产业界的需要,他们的研究工作从远离市场这一端逐渐向市场这一端靠拢。
他们甚至逐渐介入到一些企业的产品开发过程或是去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工程问题。从这个层面上讲,即使中国的个体企业缺乏足够的吸收能力,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很好的扮演了一种提供企业互补能力的角色,从而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吸收和利用外部技术。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采用的另一种由国家主导的大型技术攻关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高铁的发展过程为例,政府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通过政府引导,集合了大量的科研机构、企业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通过这样的一种群体方式来完成对一些重要技术的改进和发展。
从这点上看,中国在产业追赶上有其制度上的优势。当然有一点还需要强调,一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业能力的发展重点不在研发和设计上,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工程能力上的优势,也就是他们通过在制造环节把成本和性价比以及制造柔性几点很好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中国制造业在good-enough market里具有独特的优势。
中国同其他大型经济体的区别
刚才的讨论重点集中探讨了两点:中国市场情景给中国企业有更多追赶的机会,帮助中国企业更容易获得市场回报从而支撑他长期的技术追赶;以及从国家创新系统角度看中国特殊情景怎样帮助中国企业来克服吸收能力的冷启动问题。
我们可以认为在所有大型经济体当中,包括BRICKS在内,其实都潜在具备这种优势,因为他们都有庞大的本土市场,他们的本土市场也存在一定分割的市场结构。但是,这里面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大型经济体没有像中国一样更好地释放出这样一种制造业优势?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要成功释放这种优势,有两个必备的前提:第一个是市场一端,经济体的市场阶梯的连续性必须足够。换言之,市场阶梯不能够在高端和低端之间出现大片空白,否则,从低端开始向上发展的企业,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发现它在本土很难再找到和它能力匹配的市场使得其生存;另外一个先决条件是他的技术阶梯能够相对连续并且有一些制度上的机制能帮助企业沿着技术阶梯向上迁移。
从这个意义上讲,印度所存在的比较大问题在于,印度市场阶梯的连续性没有像中国这么明显。对于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1949-1978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导致整个中国的人们在改革开放之前收入水平差异很小。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一部分草根开始创业。第一波创业者是没有办法在正规的市场就业体系里寻找到机会,第二波创业者开始,一些政府的或受过教育的人进行创业。这种市场连续性是通过市场的竞争和演变而渐进完成的,它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
可以说,中国借助于改革开放逐步完成了市场阶梯的分化,这个过程到现在为止整整持续了37年。而对于印度来讲,它没有一个像中国财富平均化的起点,所以在印度市场当中,高端需求跟低端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空白或间隔。
而印度在产业技术阶梯上同样存在很大问题。虽然印度在其主要产业上具有国际性优势,甚至拥有全球性的大公司,但是这些大公司跟其本土企业,特别是本土中小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并不是很明显。
换言之,印度市场里面的大量企业虽然意在满足本土市场需求,但是他在产业链上却未必能建立起同大型企业的关联,同时大型企业大量的产业链分布在全球,主要针对的是海外市场。所以印度的技术阶梯不像中国制造业那么连续,这是因为在过去发展的过程里,整个中国的产业链是一个逐步生成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某些企业最初给跨国公司做供应商,或者同其成立合资企业,当他们成长到一定阶段就会开始培养自己的供应商体系,他们的供应商又会相应的在成长过程里会分解出更多供应商,这样一种在市场当中自然的延产业链的分解,可以使中国的技术阶梯更为连续,产业关联更加紧密。
又比如俄罗斯,俄罗斯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也是来自于其市场阶梯的不连续,1989年的休克疗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帮助他们完成了财富的重新配置,这就导致高端市场阶梯和低端市场阶梯之间的断档。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其实都具备我们之前所讨论的类似中国的优势,但是如果想同中国那样的充分释放这种优势,其实会面临两个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怎样能够建立一个更为连续的市场阶梯;第二个挑战在于如何能够建立一个更为连续的技术阶梯。而这两个挑战高度依赖于如何让本土大企业包括一些合资企业能够和本土的中小企业形成一种产业的密切关联。
中国产业升级转型的机遇和挑战
最后,我们来探讨关于中国所面临的变化和挑战。中国制造业正在大量谈及产业升级和转型,这样的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其需求背景。第一,过去我们谈及中国的劳动力优势经常放到低端劳动力上,所谓人口红利的消失,人们更关注低成本劳动力的消失,主要指劳动密集型的劳动力。
事实上,过去这些年里中国的大学体系培养了许多高素质人才。按照统计,中国近年来每年大学的毕业人数都在700万左右,这样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高质量知识劳动力,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制造业低成本的来源。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我们的产业结构能够很好的转型,能够去利用这样一种高素质、高质量的知识劳动力,中国仍然可能在相当长时期维持人力成本上的优势,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完成产业的升级和转型。因为以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其实很难充分吸收和利用高质量知识劳动力的人群。
所以,如果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中国制造业能够完成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话,我们可以预测到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仍然能够持续。第二,大学和研究机构面临角色上的挑战。前面的解释提到,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在过去的国家创新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接近市场,从而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提供面向工程、面向制造、面向技术问题解决的帮助。
但是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向上转型,这时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需要比以往更加明显。
而从目前国家创新系统的状况看,这一部分目前反而相对缺失。由于服务于产业化的经济动力,导致大学科研机构大量的研究焦点放在更为接近市场的一端,远离了科学这一端。在整个产业创新系统里,一个正常的体系应该是连续的市场阶梯,从低到高都有分布,这样才能整体获利。
如果上面的不往上走,下面的往下压缩,这个阶梯就不连续了。所以说,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至少有一部分必须往上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接下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重回象牙塔",从而能够真正的支撑起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向上迁移,承担起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的一种支撑责任,这也是中国制造业向上发展转型所需要的一个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