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秦丰正部级 中央有30名“正部级”副部长 大多在强势单位
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一直也是正部级,现任国家领导人中马凯、汪洋、张平相继担任过此职,从张平手中接棒的尤权在十八大之后调任福建省委书记,原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则在2013年“两会”后接任此职。
不过,并非所有副职的高配都是惯例。
国家能源局是副部级机构,刘铁男担任局长时也兼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但就没有高配。2013年国家能源局重组,正部级的原电监会主席吴新雄改任能源局局长,保留正部级别。作为过渡时期的特殊安排,原电监会的几位副主席史玉波、刘琦、王禹民改任本是正局级的副局长后,都保留副部级别。
“正部长改任副部长”的也有,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恒权改任中宣部副部长、原重庆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存根改任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原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改任降格后的中国民航局局长等,原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则是因为当年的松花江污染事件引咎辞职,复出后安排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他们虽然去了副部级岗位,都仍保留正部级别。
“高配”有传统
“干部高配在我国是有传统的。”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院主任刘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历史上的高配主要是对地方主官进行高配,对部门官员进行高配几乎没有。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审、历史学者完颜绍元选择古代“县官”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一级的主官“高配”进行了探究,首先从汉代开始。
汉代的县官等级有县令、次县令、县长、次县长,等级差别在汉代称为“秩”。按规定,县令秩(年俸)千石。汉光武帝时,派祭肜任襄贲县令。祭肜到任后,重拳打击黑恶势力,数年之后“襄贲政清”。皇帝表彰祭肜,并增“秩”一等,从一千石提高到二千石,这是郡守的待遇,也即将他提拔为“郡守级的县令”。
“只是工资长了一级。”完颜绍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并不构成祭肜以后升调新职的条件,但它却是官位与职位发生分离的端倪。
唐朝开始,县官一律称县令。全国1500多个县令,官阶基本都在“正六品下”以下,但京县(京都地区辖县)如长安县,其县令就高配为“正五品上”。明清时期,称县官为知县,并统一等级,除了京县(大兴、宛平等)的为知县正六品,其余一律为正七品。
刘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干部“高配”并不普遍。为体现重要性,当时对一些重点城市如武汉、南京、广州也实行了直辖,但并不特别强调级别,级别并不明确,只强调地位、特殊性。
有些部门领导被“高配”,周恩来兼任了外交部长,后来有些领导人如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还兼任了国家计委主任。
干部“高配”成风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刘峰说,首先是在沿海开放地区确定一批副省级城市如宁波、青岛,后来又将一些省会城市确定为副省级。上行下效,一些省份开始对省内的县市进行升格,升格不了的就“高配”。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率先对经济实力较强的县进行主官高配,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本世纪以来,又是广东对县委书记高配开了先河,2004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到雷州考察时,针对雷州社会问题丛生的现状,提出“一年要稳定,三年大变样”,并要求将雷州市委书记高配为湛江市委常委。2005年,又将5个任职满5年的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
广东之后,河北、浙江、江苏等地也对县委书记实行了高配。2009年,湖南“原地提拔”,将16个县委书记高配为副厅级。时任湘潭县委书记陈忠红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高配后,“有些名誉上的好处”,到市里开会名字可以排到前面,到职能部门办事人家多少也会客气点,有时能参加一些高级别的会议。但他在文章中也说,“除此之外,县委书记的权力没有任何变化,既没有增加审批权,也没有增加管理权。”
干部高配无处不在?
作为干部管理手段,“高配”存在于各级、各部门的人事安排中,且不同的使用,有不同的目的,或是多种目的兼而有之。
改革开放以后,地方干部中,成惯例的“高配”现象是,党委部门负责人进同级“常委班子”,重点地区的党委书记纷纷进“上级常委班子”。这类高配往往针对的是机构和地区,强调他们的重要性,不同于出于安置需要而对个人进行的“低职高配”。
1990年代之前,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由党委常委兼任的并不多见,但之后已成惯例。现在,政法委书记、党委秘书长基本都是高配半级,由党委常委兼任。2001年后,由于中央有文件要求加强地方统战工作,统战部长进常委也蔚然成风。
为了强调工会的重要性,2005年以后,还有不少地方开始由党委常委担任工会主席,至少已有安徽、北京、青海、湖北等10个省份的工会主席由常委担任过,其中湖北省内已有73名市州县的工会主席进常委。
近几年来,地方党委常委班子又开始“扩容”,一些非行政首府所在地的“一把手”开始跻身上级党委常委,实现“官高半级”。以省级常委为例,过去一般基本只是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由省委常委兼任,但现在出现了新面孔。
本届湖北省委常委中,有三人兼任地方党委书记,分别是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襄阳市委书记王君正、宜昌市委书记黄楚平。在2011年之前,襄阳、宜昌的市委书记都不是省委常委,此后两地市委书记能“进班子”,与湖北“一主两副”的战略构想不无关系。
多年以来,湖北的经济结构中,武汉一城独大。2003年,湖北提出了“一主两副”构想,打造襄阳、宜昌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通过三个大城市带动鄂东南、鄂西北、鄂西南的发展。
像宜昌、襄阳一样,国内还有27个既非省会,也非副省级城市的地级市(地区、新区)的党委书记由副省级干部兼任,其中20人是省级常委,另7人是省级人大、政府、政协的副职。
29个高配的地市中,半数以上出于经济考量,如大庆、包头、苏州和无锡、舟山市(新区)、福建平潭实验区、天津滨海新区等。特别是滨海新区,其经济总量已经占到天津的55%,区委书记由一位天津市委常委兼任,区长由一位副市长兼任。
另一些由省级常委兼任党委书记的城市和地区,经济优势并不明显,但位置和历史地位特殊,如“革命圣地”延安。另外,新疆的图木舒克是2002年9月才批准设立的县级市,人口15万,与中亚5国接壤,地处反分裂、反恐怖、反渗透的前沿阵地。尽管是县级市,但其市委书记一职是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杨福林兼任。
31个省份中,人口最少的西藏,地(市)委书记高配为副省级的最多,共有4个,除了自治区首府拉萨,还有日喀则、昌都、那曲三个地区。其中日喀则是西藏的两大中心之一,占全区总人口1/4,那曲和昌都地区的藏族人口比例都超过了两地总人口的98%,也是民族、宗教问题较复杂的地区。
2013年12月10日下午,西藏自治区公安厅警卫局召开大会,宣布公安部高配警卫局长贾利国为副军职的决定。一般来说,此职为正师级,对西藏高配显然与西藏近年警卫任务繁重、形势复杂有关。
此外,还有一种高配——不少影响大的群体事件发生后,上级党委在免去当地“一把手”时,往往会对新任“一把手”高配,以迅速收拾“残局”。例如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后,同仁行署副专员龙长春被火速任命为黔东南州委常委兼瓮安县委书记。2010年9月,江西宜黄县拆迁自焚事件后,省统计局副局长李智富调任抚州市委常委兼宜黄县委书记。
还有一些高配有“激励”与“奖励”的考虑。山西现有25个省级以上开发区,领导级别为副厅级或县处级。2013年7月,山西对开发区的领导配置做出统一规定: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00亿元、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亿元的,可以高配为副厅级,否则就是正处级。
2013年2月,南京试点“强镇扩权”时明确提出,成效明显的镇领导可享受副县级待遇。江苏宿迁市宿豫区,还破天荒地将对不属于公务员的村干部“高配”,成绩突出的村委会主要干部可以高配为副科级或正科级,享受同等政治经济待遇。
高配在一些地方还成了“安置”老资历干部的手段。
南方周末记者从河北某县了解到,在乡镇党委书记岗位工作满十年,可以享受副县级待遇。但有些未满10年的党委书记不愿继续待在农村,就回到县里有关委办局,当个“正科级的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