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仪器记录下了汶川地震前兆
池顺良:只有具备了一定数量的统计样本,才能得出有多少比例的大地震有这样的前兆。40年地震预报实践证明,唐山、乌恰、汶川三次大地震都有这样的前兆。
也可以姑且认为它可以记录下一次特大地震的前兆,然后根据实践来不断调整。
记者:你能否根据钻孔应变仪记录的数据,来判断某一地方未来几个月内有没有地震?
池顺良: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只要固体潮正常,近处就不会发生破坏性地震。稳定的固体潮曲线,表明这里地层的应力、应变很稳定。
根据经验,我的应变仪记录特大地震前兆必须是在半径100公里左右的范围内。如果仪器能在城市周围布设成网,并且“脉搏”全部正常,老百姓只管安心睡觉就行了。
记者:这样看来,现在应变仪布设的密度还不够。
池顺良:我们的应变仪全国已经布了45套,但很分散,而且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好的。如果像气象观测站那样的密度,对于地震预报从量变到质变可能会有极大的促进。
●托了美国人的福,我的仪器重新被重视
1963年,池顺良从同济大学工科专业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规划管理局。“***”中,他放弃规划局的工作随妻子来到鹤壁市,做起了中学数学、物理老师。数学、物理基础不错的池顺良对宇宙学和地质学很有兴趣。
之后,他开始和地震预报打起交道。池顺良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不仅会机械加工、机械制图,还会开车床,设计电子电路,所以钻孔应变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通过了国家科委专家组的评审。国家科委专家组认为:池顺良研制的压容式钻孔应变仪在地层剪切应变量的测量技术方面,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具有世界水平。再后来,他们全家都加入到研究中,两个儿子担任实验助手、妻子负责后勤兼打下手。
记者:既然具有世界水平,它在地震预报方面得到进一步验证了吗?
池顺良:没有。李四光去世以后,地应力、地电、地磁、重力等观测方法都被慢慢放在一边了,在国家科研计划中也被边缘化,中国开始跟随国外的脚步。
20世纪80年代,国外建地震观测台网,我们立刻上马。90年代,GPS在国外兴起,我们马上引进。但是,汶川地震前,卫星没有发现该区域的变化。
我的仪器被冷落以后,只能靠自己坚持搞下去。2003年之前的十几年,我主要靠河南省和鹤壁市地震局的支持。同时,靠给上海、北京、杭州、泰安等地方地震局安装仪器得到些研究经费。
记者:后来,你的钻孔应变仪怎么又“起死回生”了?
池顺良:这也算是托了美国人的福。2003年,美国地球透镜计划决定布设200台澳大利亚生产的分量钻孔应变仪,作为地震仪、GPS之外第三种对地观测的主要仪器。
中国地震界也立刻跟进。2004年,中国建数字地震观测网络,上马钻孔应变仪。国家地震局决定装40套我们的仪器。
●如果你认为不能预报,就把位置让出来
记者:我国地震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地震预报工作也一直在开展。为什么到现在地震学界还在探讨地震能不能预报这样基础的问题?
池顺良:唐山地震以后,尤其是盖勒断言地震根本不能预报后,我们的思路受到很大影响。国家地震局把工作重点放在地震发生时测震中震级、地震危险性评估和震后救灾等方面上,我认为大方向就偏了。
中科院院士、中国地震局现代地震科学技术联合中心主任陈运泰的看法是:地震预报慎言不可能。同时,不能把地震预报的困难当做转向的依据——个人可以转向,地震局不能。它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地震预报。
但是,十几年来,地震不可预报已经影响到许多地震研究者和地震局官员。
记者:现在,地震系统对地震预报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池顺良:有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开始转变。就我知道的情况,一些同志正在努力研究。如果你真的认为不能预报,就把位置让出来,省得耗费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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