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与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二元经济”一次最初是由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

伯克当时的研究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描述,如今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大大扩展,并被用于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传统与现代两个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种经济工具。

一般意义上认为,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以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体系为基本特征的,实质上是针对两个不同市场主体中各种生产要素存在的潜在差异而言的。其形成的基本原因是我国改革开放前后实行的不同经济发展战略与相应的政策与制度阻制所形成的。

改革开放之前,也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并且制定了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从制度上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两个市场之间生产要素的人为分割,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渐进变迁,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和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但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动,加之这一时期政府推动二元工业化(即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战略布局,以及城市倾向的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任保平(2004)对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从总体上表现为“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即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和转型二元经济结构,具体表现为工业化的二元性、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就业结构的二元性、城乡市场体系的二元性和区域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并从不同时期对经济结构的演化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对我们深入认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内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呈现二元经济结构并存的特征,而且这一理论具有普遍性,被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石。

不过在刘易斯所界定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模式中,是把整个经济划分为农村的传统经济部门和城市的现代经济部门,并且两个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和平均工资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就为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提供了前提和变革的动力基础。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必须满足三个基本假设: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两个部门,即农村中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经济部门和城市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经济部门。二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在转折点到来之前是无限供给的,即劳动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

三是工业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在拐点来临之前是保持不变的,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即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之初,农业部门由于人口基数大,而且增长较快,加上土地有限,收入增长受到限制,这时由于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接近甚至小于零)的作用,会分离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隐蔽性失业)。

而工业部门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在传统部门之上,再加上国家的政策倾斜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诉求,进行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张的速度比较快,从而为接纳和吸收农村大量富余的廉价劳动力提供了渠道保障。

此时,只要工业部门能够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略微高于农业部门的满足最低生活要求的平均工资,就会获得农业部门的无限劳动力供给。

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相比,虽然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即劳动力要素并不是在一个城乡统一的市场中自由流动,而是受到到了一定的制度阻制,因此在分析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时,必须适当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仍不失为考察中国经济转型初期的一些基本经济状况。

史继红(2007)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国民经济二元结构特征尤为突出。二是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资源丰富是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因而劳动力供给是充分的。

三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资本短缺是经济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资本需求与资本短缺之间的矛盾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持续。再加上一直以来我国的工资水平变化缓慢。

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经济实际基本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三个基本假设。所以,我们可以批判性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加以运用,作为探寻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经济现象和一般规律的理论依据,并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用以指导和消解经济转型过程中二元经济结构对立中的一些矛盾。

古典经济学认为,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发展的进程中,随着农村分离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并最终趋于短缺的状态。

由以上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的论述,一般可以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如图1所示),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这时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其平均工资取决于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现在图中为具有完全弹性的线段AB。

二是劳动力短缺阶段,此时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经济部门吸收完毕,平均工资开始取决于两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这时两部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由图中可见,劳动力供给由第一阶段的过剩转向第二阶段的短缺,劳动供给的曲线也逐渐向上弯曲,表明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不断开始上升。在经济学上我们把这两个阶段的交点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在理论应用中,我们又将刘易斯拐点分为两个部分来加以考察,这在刘易斯1972年《对劳动力无限反思》的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而且蔡昉(2010)也对此做了相应探讨,即认为一般存在两个“刘易斯转折点”,一是在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进入到第二阶段时,现代经济部门会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以致不能再依靠不变的工资水平继续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加入,其平均工资水平开始逐渐上升,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因此到来。

在这一阶段,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即农业部门的平均工资只是农业平均产量与所有务农人数的比值,而不是边际生产力(蔡昉,2010),劳动者只是分享这一平均产量,此时农业的边际产出仍然小于平均产出。

二是当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时,也就是说两部门的平均工资水平大致相当时,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这一情况被称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不过要明确的是“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到来是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基础的,在该点到来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不断提高,边际产出也不断上升,因此农业剩余增加,富余劳动力得以进一步释放。同时工业部门由于基本积累等原因扩张迅速并超过人口的增长,其平均工资也不断上涨,由此为进一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迎接“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到来。

对比两个转折点的定义,可见其内涵是根本不同的,不过二者在一定阶段上的仍具连续性和承接关系的,前者的到来为后者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只有当经济发展顺利跨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事后,才具有决定性的象征意义,才能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体上看来,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质内涵无非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意义上的农业部门劳动力比重过大,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变革的推动和专业化分工的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进步,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水平也得以上升至一个新的台阶,城乡差距的显著性也逐步缩小,这时农业部门一直处于隐蔽性失业的剩余劳动人口得以解放出来,从而转入对于劳动力需求较高并发展迅速的现代经济部门。

二元经济结构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一种经济发展状态,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些突出或普遍存在的非均衡的结构性矛盾,正是由于这些潜存的结构性矛盾长期难以有效解决,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贫困和落后的重要阻碍,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实现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即“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到来)。

二元经济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为刘易斯转折点的经验研究作了理论前导,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框架也为实现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提出了必然要求,也为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经济学指标的经验参照,无论是就其提出的背景和经济学意义来说,还是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实际历程所需面临和克服的,诸如贫富差距扩大,就业矛盾突出,产业结构升级等突出问题,都具有前瞻性的政策参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