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思明评价安禄山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之道

     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奖惩措施并严格考评执行。据《安禄山事迹》卷中记载,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元月,安禄山“奏前后破奚、契丹部落,及讨招九姓、十二姓等应立功将士,其跳荡、第一、第二功,并请不拘,付中书门下批拟。

其跳荡功请超三资,第一功请超二资,第二功请依资进功”。很明显,安禄山提拔官员的标准是功劳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而并非民族或其他因素。有功受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从安禄山登上政治舞台到他被杀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很难找到他改变这一标准的具体史料,所能看到的则是大量有才能、有名望、治军严肃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士,或受到安禄山的推荐而步入仕途,如“颇笃学,赡文词”、有智谋的高尚就曾得到安禄山的推荐而任平卢掌书记;或受到安禄山的器重而得到提拔,如田承嗣“世为卢龙小校,禄山以为前锋兵马使。

尝大雪,禄山按行诸营,至承嗣营,寂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者,禄山以是重之”,遂将其提拔为将帅,委以重任。

所以,史册所载:“(天宝)十四载五月,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陈事,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这些被蕃将代替的三十二位汉将应当是才能低下、功劳不大或者与安禄山意见相左者。

    鼓励“拿来主义”,吸收先进人才的技术为己所用。所谓“拿来主义”,意即善于吸收汉族军队和汉族人士的先进作法,以彼之锐矛攻彼之坚盾。安禄山自阴谋叛乱直到被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十分注重搜罗博学多才尤其是有一技之长的汉人为其所用。

这些汉人对那些愿为安禄山卖命的少数民族官兵来说,是汉化的熔炉和鼓风机,许多汉人还直接出谋划策,把自身本领传授给叛军。所以,少数民族官兵在安史叛军中逐渐被汉化。

在与唐中央抗争中,他们既具有彪悍、勇猛善战等特点,又学到了这些拥有特殊技能的汉族人的作战方式,遂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例如,安禄山手下悍将阿史那承庆本为突厥人,但在与唐军作战时,主要采用了汉族人的作战方式。

《旧唐书。薛愿传》载:“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通”彻“)殆尽,而外救无至。贼将阿史那承庆悉以锐卒并攻,为木驴木鹅,云梯冲棚,四面云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余日,城中守备皆竭,贼夜半乘梯而入。”这种作战方式,在此之前,突厥尚无先例,可见这是从汉族将士那里学来的东西。

    “安史之乱”的用人启示

    当然,笔者花大篇幅、下重笔墨论述安禄山等对汉族士人的重视和重用,并不是否定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在安史叛军中的作用,或者贬低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在安史叛军中的功绩。笔者认为,安禄山、史思明能够迅速攻陷东都洛阳,入兵西京长安,少数民族将士的彪悍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仅靠少数民族将士,安史叛军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叛乱初期便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更不会在盛唐之际坚持八年之久。

    诚然,安禄山和史思明在网络人才之时,恩威并施、威逼利诱、甚至不择手段(如:对王维下药导致阳痿一案),这必为今天讲究规则和发展的社会所唾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玄宗不重视关键人才,不持续关心和提拔人才,也没有开发人才的长远打算。

突出的表现是:以个人好恶和关系远近随意任用官员,不注意能人贤士的地位与能力是否匹配,更不关注优秀人才尤其是青年才俊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最后终究导致放弃京城、避难四川,差点丢失帝位、断送大好江山。

    事隔千年,怎样拓展人才开发力度,制定合理的人才晋升标准和任用制度,严格把握绩效考评和激励惩罚措施以及加强“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愿后人不再步入前人之歧途,把握公平、公开、公正的选拔标准和先进的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