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回忆与朱琳相恋:我对她一见钟情
***第一次与***见面,是在1940年秋。当时,正在育才学校学习的他接到准备去延安的通知,便和母亲赶往重庆,来到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和别的烈士子女一样,他亲切地称呼***夫妇“周伯伯”和“邓妈妈”。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小孩,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
到延安后,***和***、***有了更多的接触。有两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到***家。我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在书架上了。不料第二次见到***时,他问我: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我说:没有,我没有拿。他看我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去***家。他告诉我: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他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我以后再去***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
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他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
也许是因为交往密切,外界一度盛传,说***是***和***的养子。对此,***在回忆录中作出了回应。
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弟,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
***还详细追忆了与妻子朱琳相识相爱的点滴往事。
我和朱琳同志相识,是在松花江畔的东关宾馆。1957年元旦之夜,按照惯例,吉林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有关厂矿的负责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举行联欢会。
作为丰满发电厂的领导,***参加了联欢会,并在会上初识朱琳。那时她还叫朱霁凌,在102厂专家翻译室工作。联欢会开始后,首先是时任***张文海讲话,他点名要“小朱”来翻译。
这时从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多岁,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了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朱霁凌根据张文海讲话的意思,把一些难懂的古语译成比较易懂的话。坐在第一排的苏联老专家默契地点头,她圆满地把场面应付下来了。我懂俄文,又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知道她的翻译是意译。她的俄语发音很好,翻译的语言也比较正确。
这位漂亮的姑娘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虚岁已经29岁了,之前,虽然有过选择女朋友的机会,但都不太合心意,所以一直单身。那个晚上,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对她一见钟情。
会餐时,***碰巧和朱琳坐在一桌。之后的舞会上,他也始终注视着朱琳,发现她的舞姿很美、很动人。
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说:“可以请你跳舞吗?”她看了看我没说什么,只轻轻地点点头,这样我们跳了第一场舞。我灵机一动,用俄语与她交谈,通报了姓名。
在场的还有我认识的其他舞伴,但我没有任何兴趣再和别人跳舞了,只想着怎样才能再和朱霁凌跳一次舞。几段音乐又过去了,她恰巧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又一次勇敢地走上去说:“可以再请你跳一次舞吗?”她看了我一下,微微点点头,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热情一点了。这次跳的是华尔兹,我们配合得不错。
第二次共舞,两人用俄语相互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可话还没说完,舞曲就结束了。退场时,***赶忙跑到礼堂门口,抢在苏联专家前和朱琳握手告别,然后才和几位相识的苏联专家告别。
以后我才听说,她在车上和一位女翻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跑过来先和我握手,然后才和苏联专家握手。”那个女同志笑着对她说:“他对你有意思,你小心一点。”
初次相遇之后,***借着和一位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机会,了解到朱琳已从厂部专家翻译室调到了专家招待所,并通过这位专家与朱琳取得了联系。
三八节前夕,这位苏联专家在丰满的工作告一段落,要回吉林,我托他带了一封信给朱霁凌。信很简单:“祝你三八节快乐。”随信还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钢笔,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另一件是一个纪念章,是我在苏联的时候,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给我的。
两三周后,这位专家告诉***,虽然朱琳没有答复,但她收下了礼物。***高兴极了,决定主动去看望朱琳。
一天傍晚,我坐吉普车到吉林市的江北专家招待所去看望朱霁凌。见到她时,专家招待所的干部都下班了。朱霁凌的办公室不大,但布置得整洁、朴素、大方。她招待我坐下,问我吃饭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今天我值班,我让餐厅把饭送过来。”匆匆吃完了饭,我们面对面坐下来,彼此介绍自己的情况。
通过这次见面,我们确定了可以做朋友,而且彼此都萌发了爱慕之情。我对她的第一感觉很好,看她介绍自己的举止言谈,都是很得体的。特别是招待我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一旁看着,自己不参与,而是让餐厅的工作人员接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不久,两人又有了一次相处的机会。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吉林102厂竣工,中央派时任***副总理***带领代表团参加竣工典礼。***点名让***陪同参观,朱琳也跟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
那天下午她来找我。我当时已经从最初住的那家临街的招待所搬到丰满招待所了。我带她到我住的房间交谈,这次交谈讲得更深入一些了。
朱霁凌详细地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后,我也把我的家庭情况详细地对她讲了。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基本上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了。我提出来,是不是到我母亲的家里和我母亲认识一下。于是,1958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她一起到北京和我母亲见面。母亲见到朱霁凌后非常满意,对她很疼爱。
这次见面后,***独自回丰满工作,留下朱琳在他母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月。她们常常同床长谈,赵君陶经常给朱琳讲革命故事和政治时局。1958年7月10日上午,***和朱琳登记结婚。
晚饭时由我母亲出面,在北海公园仿膳饭店包了两桌酒席,主要邀请赵家在京的亲友参加。我记得参加的人除了我的母亲和妹妹李琼外,还有我的三姨赵世兰,和我母亲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战友李沐英,我的三舅赵世炯和三舅母,表哥赵石英夫妇,还有我的五舅母夏之栩,她是我五舅赵世炎烈士的妻子。赵世炎之子赵施格和甲媛夫妇也参加了。大家坐了两桌,都对我们表示亲切祝贺。
我们结婚以后,两人的感情非常好。我到外地出差时,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她写一封信,告诉她我到达地区的情况、风土人情以及风景名胜。她也经常给我回信,只要我预定某一天到达哪个城市,她就提前把信写好寄出,保证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时收到。那个时期,我们之间的两地通信有好几十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