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何振梁 袁伟民与何振梁有什么恩怨情仇 袁伟民和何振梁是什么关系

北京时间2015年1月4日下午15:50分,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先生因病去世,享年86岁。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贡献者,中国首次申奥成功的决定性人物。

这不是何振梁第一次“受委屈”

全运会前夕,在老部下何慧娴的安排下,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一反在任时的低调风格,频频亮相媒体,为《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造势。在媒体报道中,多以“袁伟民暗指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选举等问题上多次‘不听招呼,自作主张’”为着力渲染之处,何振梁偶有简短回应,一句“好人不知道坏人有多坏”的感叹,又引舆论热议。

两位中国体育功勋级人物的矛盾,究竟因何而起?背后有没有复杂、微妙的隐情?

我得以有机会分别与何振梁、袁伟民进行了交流,何振梁更是第一次正式回应书中的指责。尽管二人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各执一词,“真相”尚远,却并不妨碍我们对这场纷争进行梳理和认知。何振梁与袁伟民的不睦,体育圈早有传闻。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二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在打电话向一位在任领导申诉时,领导安慰何振梁:“你又受委屈了。”所谓“又”受委屈,事出有因。

两年前,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曾在《中国体育报》撰文称,“由于宣传走偏”,造成了“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名实不符,所指显然是何振梁。早在中国第一次申奥前后,另一位前国家体委的实权人物也对何振梁多有不满,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单单不与何握手。

何振梁在体委和国际奥运会的双重身份

对于袁伟民书中的指责,何振梁觉得“很离奇”。2008年6月,何振梁的《艰辛的辉煌——我的申奥日记》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又经节选在内地出版。对于袁伟民质疑的事件,何振梁书中都有记述,其中也明确了联署提名金云龙与“支持”的区别,他也提及自己事先与好友罗格的充分沟通。整个经过并不存在背叛和阴谋。

何振梁说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了20多年,“不听招呼”的时候也有,但都是出于为国家利益考虑。比如讨论北京奥运会设项的时候,何振梁按国家体育总局的既定思路在为武术争取空间,这时有关领导又传话过来,要求也要为女子垒球争取一下。

何振梁觉得无法同时为中国去争两项利益,便没有听从总局的指示。还有,总局方面在申奥的时候想成为主导者,何振梁则认为,北京市才应该是申奥的主体。在中国体育界,何振梁的身份有些特殊,作为国家体委的外事干部,他从1980年代初开始进入国际奥委会这个非官方组织。

1985年,何振梁的双重身份都升级了,他被任命为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又当选国际奥委会执委。 没有敌人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为何在国内出了矛盾 在国际奥委会,何振梁善于协调各方关系,曾被评价为罕见的、没有敌人的委员,但在国内,矛盾总是不可避免。

对于总局领导所认为的不听招呼,何振梁的妻子梁丽娟的解释是

没有敌人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为何在国内出了矛盾

在国际奥委会,何振梁善于协调各方关系,曾被评价为罕见的、没有敌人的委员,但在国内,矛盾总是不可避免。对于总局领导所认为的“不听招呼”,何振梁的妻子梁丽娟的解释是:“外事工作许多时候需要当场做决断,什么事都层层汇报,怎么可能?”何振梁则不满地表示:“一些人的手也伸得太长了。”

何振梁的特殊身份,决定了他既要履行政府体育官员的职责,尽可能争取国家利益,又要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考虑。可以想见,二者会有一些矛盾的时候。无论当事者如何富有平衡的智慧,也难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满意,误解与隔膜也不可避免。

连何振梁自己也不讳言,无论是国家体育总局还是北京市政府,都会有一些官员对他有意见。何振梁的工作,是在东西方文化间做沟通,而且更多的层面上,需要引导中国有关方面熟悉、理解和适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游戏规则。中国与国际接轨,无疑是一项比修建两条铁路更艰难的任务。对于每一个中国政府的相关人员而言,这难度不仅存在于技术上,也存在于内心情感上。

何振梁的“国际化范儿”及媒体过多的赞誉中体产业的部门经理王奇回忆了一个细节:某届全运会的开幕式,国际奥委会一位高官携夫人出席,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走上前来,首先与这位高官握手,何振梁在一旁提醒,应该先和高官的夫人致意,局长的神色显带尴尬。

与绝大多数官员的难以接近不同,何振梁是以国际奥委会的价值理念面对媒体,他是一个很受中国记者欢迎的人物。他总是尽量配合记者的工作,并给予记者充分的尊重。

王奇也曾是资深体育媒体人,他说自己认识何振梁20多年,对其充满敬意。在他眼中,这位长者与人交往,体现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范儿”。而采访国家体育总局的其他高官,则略显难度。

媒体这些年给了何振梁很多荣誉,这让其他一些认为自己也做了大量工作的官员们自然会觉得“不公平”。做了近20年体育记者的罗宏涛说,何振梁经常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的同事,如何与国际奥委会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

这种交流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罗宏涛就曾亲自听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表达对何振梁的不满,其言谈中包含的意味是:有国际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规矩,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吗?就可以指手画脚吗?李志坚在他的那篇见报文章中也说道:“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

在中国,作为政府部门的国家体育总局与作为社会组织的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挂着不同的牌子,事实上在人员和工作上多有重叠。行政力量、国家意志与民间组织的交织,注定了何振梁难以得到他所期望的内心平静。 何振梁申奥日记》节选 2001年3月3日与罗格通话,告诉他金云龙让我连署提名他为主席候选人的信,我已允诺,我觉得在连署前应先取得罗格的理解。

罗格感谢我去电话,说我同意为金连署完全是正常的人际关系。原先我们担

何振梁申奥日记》节选

2001年3月3日与罗格通话,告诉他金云龙让我连署提名他为主席候选人的信,我已允诺,我觉得在连署前应先取得罗格的理解。罗格感谢我去电话,说我同意为金连署完全是正常的人际关系。原先我们担心我连署提名金云龙为主席候选人,可能引起消极后果,看来是过虑了。

2001年7月15日开会过程中,金云龙不断用他的日本式中文写来条子要我们三名委员加紧帮助他为他拉票,并开来要我做工作的委员名单。会间休息时,庞德也抓住我和吕圣荣、于再清,要我们支持,也开了希我们代做工作的委员名单。罗格同样开了一张长长的名单给我,希望我争取这些委员支持他。

2001年7月16日罗格在第二轮以59票当选,金云龙仅获23票。大家向罗格表示热烈祝贺。当时罗格站在瑞士委员霍德勒与我之间,我是第二个向他祝贺的人。

2001年7月19日整天电话不断,大家都来祝贺,称我为申奥功臣。人贵有自知之明。在某个特定的事情上,你会被历史推到主要的位置上。当事情过去,你应该懂得离开这个中心位置,退到舞台的边缘,甚至离开舞台。

北京申奥背后的波折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节选

袁伟民不仅经历了北京两次申奥的全过程,而且在2000年4月出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之后,以奥申委执行主席的身份,和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刘淇一起,直接参与指挥了北京申奥的攻坚阶段和决战阶段。袁伟民说,申奥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关键是在中央制定的正确的申办工作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下,我们制定的“合纵连横”的对策和“滴灌”工作方法非常奏效。

“合纵连横”就是要通过中国对于罗格的支持,换取欧洲委员对北京的支持。

最后的投票结果完全验证了北京奥申委所策略的正确性。 罗格 北京乃大势所趋 参加国际奥委会新主席竞选的五位候选人分别是比利时的罗格、韩国的金云龙、加拿大的庞德等。这五位新主席候选人背后都有一个委员集团在支持,如果申办城市能争取一位主席候选人的真心支持,就

“罗格 北京”乃大势所趋

参加国际奥委会新主席竞选的五位候选人分别是比利时的罗格、韩国的金云龙、加拿大的庞德等。这五位新主席候选人背后都有一个委员集团在支持,如果申办城市能争取一位主席候选人的真心支持,就意味着他背后的委员集团中相当多的委员可能把票投给你,反之亦然。

大多数媒体认为,新任主席和第29届奥运会举办城市应赋予不同的洲,理由很简单,“鱼与熊掌不能兼得”,这是多年来的“潜规则”。在莫斯科投票前几个月,刘淇和袁伟民在瑞士见过罗格。

罗格说首先感谢袁伟民多次表示支持他竞选主席,他也对刘淇市长表示他完全支持北京申办,但也请中方理解他,不能够公开表示,因为他本人是欧洲奥委会主席,而巴黎和伊斯坦布尔这两个申办城市都位于欧洲,但是他会为北京做工作的。

令人费解的“谜”

执行“京罗组合”策略并不是一帆风顺,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北京奥申委的顾问,意想不到地不配合,他我行我素,有些行为与北京申奥的总方针相悖,令北京奥申委费解、困惑和不安。

第一次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2001年3月2日。有人告诉袁伟民,从来自境外信息获悉,一位国际奥委会资深的中国委员已推荐金云龙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袁伟民立即将此信息告诉了时任北京申奥领导小组副组长、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贾庆林、刘淇和奥申委其他领导都感到吃惊,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天下午就立即召开奥申委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请这位资深委员讲明情况。

他承认有这个事实,但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幸好最后进行了补救,消除了罗格和欧洲委员们的误会。

殊不知,事情还远没结束。2001年7月15日,国际奥委会投票产生新主席的前一天,从莫斯科惊爆险情:国际奥委会一重量级人物碰见国际奥委会中国的女委员说:“你们那个人,态度暧昧,快告诉你们的部长。”

袁伟民知道后非常生气,心想人家说话算数,支持北京申办成功了,现在我们却过河拆桥,不是丢脸吗?袁伟民让于再清立即召集三个中国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开会,一定要全力支持罗格竞选成功!可是,结果令人失望,这位资深委员依然我行我素。

他没有投罗格的票而投了金云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不可忘却的教训 难以理解的是,北京申奥成功后,他到处作报告,频频接受专访,他写文章、著书立说,不仅把事情的真相掩盖得严严实实,甚至流露出:北京申奥成功,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票,不是投给北京的,而是投给他

不可忘却的“教训”

难以理解的是,北京申奥成功后,他到处作报告,频频接受专访,他写文章、著书立说,不仅把事情的真相掩盖得严严实实,甚至流露出:北京申奥成功,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票,不是投给北京的,而是投给他个人的感情票。

一个参加了北京申奥全过程、在一线工作的知情官员给袁伟民写信说:“现在人们有个误解,认为北京获胜,主要是XXX的功劳和他在陈述时的最后讲话,他自己几次对记者讲话,包括他的莫斯科日记中都这么说的。我认为这不是事实的真相,应该出面澄清。”

中国越来越开放了,人是有个性的,但也不能强调所谓的“独立性”,把个人放在国家之上。袁伟民本来也不想再提这件令人非常不愉快、非常遗憾的事情了,但是最终还是想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酌情讲出事实真相。目的是:一、维护历史的真实性;二、让年轻人和外事干部从中吸取教训。作为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在国家利益和原则问题上,是不能回避矛盾的,越不敢碰,越不解决,越棘手。

袁伟民简介

袁伟民,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世界排坛最佳教练。从事体育工作长达47年,是我国体育史上第一位运动员、教练员出身的体育最高级官员。担任国家女子排球队主教练,带领中国女排创造“三连冠”的佳绩,“女排精神”影响几代国人。

三次获得国家体育运动荣誉奖章。2008年被授予国际排联十字勋章。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赛事总指挥,12次率团参加奥运会、亚运会,实现金牌和奖牌数一次又一次历史性突破。

何振梁简介

何振梁,1985年至1994年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1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85年任国际奥委会执委。1989年至1993年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1994、1999年又两次当选为国际奥委会执委。

1995年起兼任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至今。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任申办委员会常务副主席,第二次申奥时任申办委员会顾问。现任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北京2008年奥运会组织委员会顾问、执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