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作家用稿费能在北京买四合院(图)

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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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也就是说文人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可得稿费数千元,而当时人们平均月工资只有区区40元新人民币而已,而文人万字左右的论文就可以得到差不多200元新币,用现在的话来说,当

也就是说文人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可得稿费数千元,而当时人们平均月工资只有区区40元新人民币而已,而文人万字左右的论文就可以得到差不多200元新币,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的文人们算是金领了。当时还有“一本书主义”的口号,不知是来自老资历的丁玲还是后起之秀刘绍棠,总之,文人们的收入是让人艳羡和眼红的。

当时在北京买套中等水准的的四合院要一万多元新人民币,而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赵树理等文人,都在50年代初就拥有了自己的四合院。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左倾”思潮的影响,使得稿酬一降再降。有些文人所谓的“罪行”还因此与稿费有了关联。文心在《沧桑变化说稿费》一文中提到:“著名诗人艾青不仅自己成了大“右派”,他的夫人也因稿费问题被骂得狗血淋头,当时的批判文章指出:艾青的夫人高瑛在和艾青结婚前,有一次到艾青处统计稿费(是遵照组织指定去统计的),艾青说出数字后,高瑛吓了一大跳,当时就暗下决心要嫁给艾青了。

文章侮辱了高瑛还嫌不够,又配了一幅漫画:艾青的屁股后拖了一个长尾巴,长尾巴上穿了一串铜钱,铜钱上写着“名利稿费”,高瑛则两脚踩在铜钱上,随艾青飘然起舞。”
稿费惹祸当然不止这一桩。女作家丁玲在延安时期时就较有名气了,到反右斗争时算是老前辈了。

中国作家协会为了培养青年作家,在北京办“文学讲习班“(即现在的鲁迅文学院)时,丁玲也被请去讲课。为了鼓励青年们在文学上有更长远的发展,写些真正的好作品,在一次授课中丁玲说,一个人如果写出好作品,不仅可出名,还能拿到一笔稿费改善生活。

还随便拿了智利的总统和诗人聂鲁达来举例,由学生知道智利诗人聂鲁达多而知道智利的总统少来证明这个话题。按理说这不过是个比喻,不过是为了激励文学青年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已,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有人却因这次讲课给丁玲扣了一顶帽子,说丁玲是在鼓吹“稿费”和“成名”,大有你终于被我抓住铁据”的幸灾乐祸之情。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丁玲被划成“右派”,到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青年作家刘绍棠。也被稿费“撞”过腰。早在1952年,16岁的刘绍棠还在读初中,已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在当时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

《青枝绿叶》不仅被《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的推崇,编入高中语文教材第三册;1954年,刘绍棠18岁时,又再接再厉,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同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被誉为神童作家。


神童作家刘绍棠
再来看看刘绍棠的稿费,他的《青枝绿叶》写了四万字,按当时的稿酬标准来算,每千字15元基本稿酬,共印了6.3万册,3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45元),可得1800元(合今一万八千元)。


加上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中篇小说《夏天》、短篇《瓜棚记》,刘绍棠的收入可高达18500元,合今18万多元。还不算他其他的作品的稿费,他在当时就可以算是个款了。


少年得志的刘绍棠少年时代家境较为贫困,如今自己能挣高稿费了,当然想让父母也想想清福。一次写信说,自己一篇小说能拿两百元稿费了,可以供父母吃白面馒头了,想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一句简单的“一篇小说能拿200元稿费”,却让刘绍棠也背上了“名利思想”的包袱。


于是,稿费当时就这样成了不可触摸的“雷区”,成了“害人精”,与资产阶级腐朽的名利思想攀上了亲戚,谁也不敢去招惹它,时刻担心不知何时被它撞了腰,倒了霉。在这种氛围下,稿费也曾一度成为一种“象征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