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乡村建设 梁钦元:我祖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1890年清朝日趋没落,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基本上没落了。就刺激着当时的国民必须反省,为什么一个日本小国怎么会把中华民族打成这样?我们首先思考中国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优劣问题,比如说1890年的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还是1900年的由帝制向共和的转换,从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民主专政,到1980年代的信资信社,在这数百年里头一直都是争论怎么样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当中倡导自由主义的,有倡导法制的,有倡导宪政的。在大争论大变革的过程当中大家的思想相互碰撞,争执,不断的反思、解构,不断品味西方现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优劣短长。

作为我祖父梁漱溟,他在那个时间来到北大,当时去北大任教的时候是24岁。他一直苦闷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特别想解决这两个问题,乡村建设是为那个时刻下的中国开出的所谓的药方,有相关的著作,如《乡村建设理论》。

除此以外他还有散载的相关文字。他当过记者,见证了民国初立的时刻。他曾经醉心于西方的宪政,当记者的时候接触了民国的风云人物,比如说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汪精卫。后来又觉得改制民国之后仍然不行,中国以这个为转折点自强发展依然难以实现。

他非常苦闷,一心向佛,自己在家苦读了四年的佛典,完全看不懂,硬是愣看,他把他的心得写成一篇文章,叫做“究元决疑论”。这个文章的主旨就是倡导、推崇佛家。

因为这篇文章令蔡元培非常欣赏,请他到北大执教。他在北大执教了五年,他写了各种各样的著作,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提出三个路向的学说,一个是西方的以物质文明见长,以征服自然见长的向外逐求的西方文明,解决人和物的关系,在现代科技、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好的成果。

印度文明认为,人生是苦的,就干脆修来世。他最后觉得最好的还是中国传统的孔子文化,一种郑重的态度,直面现在,既不是逃避,也不是通过对物质的逐求来满足自己的心灵。

他指出(在当时)提倡西学、提倡佛学没有问题,而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孔子文学,则羞涩得不能出口。(那时)你提倡中国传统文化,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他到北大第一天,去见蔡元培和陈独秀两个人,他劈头就问(你们)对孔子的态度如何?蔡元培说也不完全反对孔子,语气上不肯定。

我祖父说我想告诉你们,我此来北大,除了为孔子和释迦摩尼来说一个明白之外,并不做其他什么。他在打倒孔家店的氛围之下,他还是毅然决然的提出尊重中国传统文化。

他自己总结,民国一成立,自以为不难欧美国家之后尘,成为一现代化国家,我们建立民国就是跨上骏马,和西方齐头并进了。政治改造之要求,议会成立了,总统、票决弄得不亦乐乎,原来觉得有希望,但是事实反倒一年不如一年。

开始还有希望,可是后来越来越绝望了。和其他当时有志于救国的人不一样,我祖父不愿意简单将原因归结为政治制度,而是坚持从他自己研究的或者是他倡导的观点,人性和文化之间活动有机关联的视角出发,转为国民政治习惯上。

在他看来任何政治制度必须根植于国民的政治习惯,在这个意义来说,推行西方的所谓议会民主,一定会水土不服,因为中国国民刚刚从臣民转化为公民,对这套东西完全的不习惯,所以根本行不通。

许多不够条件中,最为有力量者就是习惯, 中国国民当时缺乏(民主的)习惯的时候,使得整个中国形成散沙,无法凝聚起来。在这个时候,他不再热心于政治制度的改变。认为模仿西洋或者东洋来做一个中国是不行的,应该从社会本身入手,从社会的底层入手,从底层倒影出培养新的习惯,让新的习惯生长成其能接受的社会机制,这种东西就是他自己说到的新社会的组织构造就在于乡村组织,乡村组织是一切制度的端倪。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由社会自己试探的走出来一个组织的构造,而这个构造是从下面向上生长起来的,是基于社会本身所依靠的伦理,而不是法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热心于乡村建设,而最终辞去北大的教职,专门开始做他的乡村建设。

他先后在山东、河南、广东又回到山东邹平,1931年在山东邹平成立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始在山东前后长达将近六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是他个人认为,对于国家的巨变或者是外强的侵入,使中国文化发生断裂,使整个文化发生溃败,乡村人的关系、伦理都被破坏了,而西式的东西来到中国农村完全不被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中国真正的振作起来,必须从农村入手,他自己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完全就是一个大农村,农民在政治上无法对掌权方面有影响力,而农村在全国当中的比重不言而喻。

这么大多数被边缘化或者是失声,对中国的发展完全没有影响力,这样的中国是成长不起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全力以赴的做乡村的工作,在邹平做了很多现在看起来也不失先进的工作。

比如说:他要求妇女不要缠足或者禁止缠足,反对早婚,同时倡导节制生育。他说为了增强中国农民彼此之间的组织意识,我们这样的民族大家缺乏组织意识,组织意识的意思是不会做这个组织的成员,因为当时的社会就是以家族为组织的基本模式,没有非血缘关系的组织,如果这个组织组织不起来,国家也好,社会也好,走上自由、民主,关注民生、民权就很难实现。

他推动以教育替代行政,他曾经兼任过邹平的县长,镇乡这一级没有了,成立乡学、村学,用教育替代行政。

同时引进优良品种,引进美国的优良棉种,使得邹平种棉的面积迅速增长,以至于邹平今天有亚洲最大的棉纺厂,这恐怕跟他们当时倡导种棉不无关系。

在种棉的过程当中让农民组织起来,一起成立合作社,用合作社来培养农民彼此协商、沟通、切磋、交流、组织的实践,或者培养习惯,跟来自青岛、来自上海的大纱厂的资本家在价格上进行博弈。使得种棉的棉农和资本家砍价,维护好的价格。

提倡“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当时文盲比较多的情况下推动乡村建设。这都是皮毛,本质的东西在于让农民通过非亲缘关系、非家庭关系式的组织中表达自己、尊重别人、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主张、发展、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主张,把臣民培养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公民,他的着眼点就在此。

    后来邹平县1937年被日本占领,使整个乡村建设无疾而终,没有继续下去。但是他自己能够沉住气真正想救国,使中国振兴的愿望和心情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自己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和尚出家一定有一件事打动了他的心肝,那么我们今天从北京、国外到邹平来做乡村建设,我们要用出家人发愿的决心来做乡村建设,把乡村建设好,建设出一个真正能够在世界上站得住的新中国来。

这个是他一直致力和真诚期盼的愿望。

他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在那个地方搞了卫生系统,宣讲卫生知识,教农民刷牙,禁毒禁赌。还发动各村的村民自己,护卫自己的村;并不是通过搞很多的军人军队进来,因为采取了以教学教育代替行政,所以县政府的人数也非常少。

我父亲去过邹平县,他印象最深的是省政府给他们财政上很大支持,但乡村建设研究院从没有盖过一间房,都是租住民房,他致力于“软件”的改造,使邹平的打井从100多口到一千多口,一点没有形象工程。

我们今天反过来看,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成熟和完善,但是我觉得他以出家的精神,从北大走出来到乡村,致力于探索使中国走向富强的精神,肯定仍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发和启迪。

点评:刚才,梁教授的发言给我们如下启示:我们今天搞的乡村建设不是原创,在百年之前就有了。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老前辈早在一百多年就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过多强调往前看、向西看的同时,我们忘了回头看。

我们在过度向前看、向西方看的过程中,我们对我们是谁?从哪里来的问题模糊了。今天我们向前看时,不要忘记回头看看过去。在19世纪的30年代,老一辈探讨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路在哪里时,都不约而同的指向了乡村。

但在当时如何对待农村上有两派:一是毛泽东的以革命改造农村的思维,一是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建设乡村的思维。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思路,但他们统统都认为,实现民族独立、建设这个国家的动力、源头在乡村。

此外,梁漱溟先生从事乡建故事,告诉我们搞乡村文明建设要有一个理念,一种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今天乡村建设没有发财的机会,这是一种事业,一种奉献,所以在城市化大潮的背景下,我们搞乡村文明的人都是有信仰的人。当然这种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种为这个民族担当的使命感。(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中心主任、经济部副主任 张孝德)

(根据作者在“板仓论道”上的讲话录音整理,授权中国乡村发现网独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