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北京大学 【“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著名人类学家大卫•帕金到北京大学讲学

【“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著名人类学家大卫•帕金到北京大学讲学

“大学堂”讲学计划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人类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大卫•帕金(David Parkin)教授于2016年5月10日-25日到北京大学讲学。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此次讲学活动,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5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在临湖轩会见了大卫•帕金教授。帕金教授此次来访,是继1998年应费孝通教授之邀,参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际人类学系列讲演”活动之后,时隔18年再次到访北京大学。李岩松对帕金教授的到访表示欢迎,并向他颁发了“大学堂”顶尖学者铜牌及证书。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王铭铭陪同会见。

李岩松向大卫·帕金颁发“大学堂”顶尖学者纪念证书

帕金教授此次北大讲学活动包括四场系列演讲及一次圆桌讨论。5月14日下午,题为“人类学:全球沟通中的人道主义声音”的首场演讲在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举行,哲学系教授吴飞担任评议,王铭铭主持。演讲中,帕金从全球沟通、人道主义与人类学这三个目前与整个世界未来发展产生密切关联的研究领域入手,阐述了当前超级多元(super-diversity)时代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新挑战,以及人类学在应对上述挑战时所具有的理论潜力。

所谓“超级多元”的概念,帕金借用自德国马普研究所所长史蒂夫•韦尔托韦茨(Steven Vertovec)的概念,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发展所呈现的一种新的时代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杂居于超级城市(mega-city)中,这些流动的新移民带来了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样性。

超级城市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民族国家”,这将引发社会科学界反思以边界或边疆概念对民族国家进行研究的诸范式。

在“民族国家”的单一范式下,政治一体性与文化多样性被视为重要的对应,而“超级多元”则试图打开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性,推动“人”及“社区”的研究走向开放。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向度的开放,伴随的是两股“后”思潮的莅临。

一是帕金所称的“后人类主义”,一是他引用阿纳特(Arnaut)所称的“后全景监控”。“后人类主义”意味着破除以人类为中心的本体论,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非人类物种之上,并且充分考虑生物技术带来的影响,这种扩展表现在“主体”意义上。

无论是灵长动物、脊椎动物,还是技术及技术所创制的人工造物,都被认为具有能动性(agency),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与非人(non-human)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得不将这些非人也视为“主体”,这无疑挑战了以人为世界唯一主体的观点。“后全景监控”则是更为透彻且悲观地认为,个体的完整性被“超级多元”所肢解,分散。尤其是在电子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个体很难被捕捉为具有完整人格的个体,虽然政府和公司越来越加强他们彼此的联合控制,但是个体也通过网络技术走向另一个“碎片化”的极端。

这两股“后”思潮,对于帕金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难以再用“一”与“多”的对应关系加以简单概括。

“超级多元”所指出的这种全球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及大部分人文学研究不得不进一步走向开放,走向对人之本质的哲学追问。这对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尤为要害。

作为人类学的学科关怀之一,“沟通”揭示了人类学学科本身带有的“介入”或“应用”色彩。介入是说人类学家在与其调查对象“沟通”的时候,不得不对是否介入他者生活进行反思;应用是说人类学家所书写的文化翻译的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为跨国公司、政府、NGO组织提供了决策参考。

大卫•帕金进行首场演讲

帕金教授在其余三场人类学专题演讲中,从专业的角度与北大师生探讨当今人类学的思考路径和研究焦点。5月16日下午,帕金教授在英杰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作题为“我们能否调和人类学中的普遍与特殊”的专业讲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舒瑜副进行评议。

讲座讨论的是民族志方法论中的核心问题,即如何调节个案中的特殊性和普世性。讲座中,帕金运用翔实的民族志例子,追溯人类学方法论的起源、发展与转型:从马林诺夫斯基以降的数代人类学家所发展出的小群体研究,到随后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诸多对于人群网络的研究,最近一个阶段则是对全球化时代交往沟通的研究。

他特别注意到人群网络研究乃是因为1990年之前的族群关系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移民增多、互联网发展的新的世界格局。

然而,在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迅猛增加的“超级多元”时代,首先需要被观察的仍然是全球链条中的小群体。面对复杂的全球网络,人类学无能为力,它只能坚持从特殊到普遍的“田野民族志”方法论来完成研究工作。因此,层级(scale)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为了调和特殊到普遍的跨越,使得人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在“超级多元”时代可见可行,且具有意义。

演讲活动现场

5月17日下午,帕金教授举行第三场讲座,题为“语词和符号:一个人类学的难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梁永佳、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张亚辉担任评议。帕金在讲座中指出,在“超级多元”时代,多族群混杂的社区不仅存在语言借用、重新组合的现象,而且还存在通过符号而不是语言便达成沟通的情况,比如行车灯与广告牌。

可以说,语词与符号构成了沟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既然如此,社区之内的人群又该如何达致沟通呢?帕金认为指号过程(semiosis)和多模态(multi-modal)沟通是交流能够达成的途径。

他指出,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试图超越纯粹的语言学研究,以及“逻各斯中心”的理性视角,这不仅揭示了“沟通”的多种模式与途径,而且其过程被视为是相当随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具有一种水波或光谱般的流动性,帕金称之为“索引性”。

5月19日下午,帕金教授发表题为“‘精神’作为‘物质’的一部分”的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正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刘谦担任评议。帕金在讲座中具体对当今世界话语中的两个关注焦点“物质消费主义”和“宗教精神”进行阐释,并从人类学的视角对“物质”和“精神”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

例如,凡勃仑将物质上铺张的宗教狂热视作维持甚至扩大阶级差异的活动之一,而马克斯•韦伯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后者看来,为宗教所支持的对物质消费的禁欲,为一个小群体的资产阶级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他们通过节制和勤俭而区别于普通工人。

帕金将人类处理物质主义与精神性的关系归纳为五种模式:凡勃仑模式(Veblen model),包含炫耀性的消费、铺张的献祭以及一个闲暇阶层;韦伯模式(Weberian model),包含物质节俭、资产者的成功以及宗教救赎的承诺;苦行模式(Ascetic model),则将节制视作通向精神纯洁之路;庶民模式(Subaltern model),将宗教作为受压迫者的物质与精神表达;最后是万物有灵模式(Animistic model)。

5月22日下午,围绕大卫•帕金教授的系列演讲,“大学堂”讲学计划还联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在静园二号院举办了一场题为“人类学与当代世界的危机”圆桌讨论,渠敬东主持,北大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王铭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志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湄,清华大学公共关系学院罗祎楠等参加讨论。

讨论焦点由危机切入,王铭铭提出了目前存在的危机,例如异化带来的物质性、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不对应性。

帕金认为,目前所要面对的危机是一种持续性的危机,这些危机实际上表现在一些新的方面,包括移民和难民、数字革命、全球性的消费主义等等,需要学者用“后人道主义”的方式去理解。

随后,与会学者分别从自己所处的学科语境出发,对上述危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杨圣敏从民族学的角度,认为这些危机与其说是文化问题,不如说是政治经济方面资源分配的问题。张志强则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认为如果将文化多样性放置在一元性框架下,实质上这并不是真正的多元主义,因而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

江湄将当今的危机和全球化的现代转型联系在一起,认为在第三世界中出现的复杂而深重的危机和灾难,恰恰是世界思想史的心路历程的一种表述。

朱晓阳对危机并不持有悲观态度,他从后现代的角度进一步解读目前学科内部的转向和研究领域的扩展。邓小南表示,人类学的研究应该和历史学的研究联系得更密切,学科之间的跨越和交流也是应对危机的解决路径。

最后,帕金回应讨论,认为沟通和交流依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在人类学的历史上,还是在人类社会在解决国家官僚机构与跨区域之间的文化等多层次关系之中,人类学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和路径。参会人员发言踊跃,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圆桌会议合影

大卫•帕金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其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非洲人类学研究、政治文化、跨文化语义学及土著哲学等方面。帕金教授于196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先后担任英国伦敦大学非洲人类学教授(1981-1996)、牛津大学教授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1996年起)、牛津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及万灵学院荣休教授(2008年起)、德国马普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高级合作研究员(2009-2011)。

帕金教授现为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会士、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1989年,帕金教授参与创建了欧洲人类学协会,1989-1993年担任英联邦人类学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