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士榘与张震 陈士榘家疑案:长子叛逃苏联 与妻被迫离婚
母亲是个直筒子脾气,加之是司令员的夫人,平常说些过火话别人也不敢说什么。但政治上并不成熟的母亲恰恰忘了,那是个恐怖的非常岁月,陶铸同志作为中央文革顾问有过一句曾被全党接受的话:中南海里除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可以反对,都可以炮轰。
这也为整人的人壮了胆儿。有人系统地搜集了母亲讲过“江青是上海滩的三流演员”、“毛主席同江青结婚前党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她讲过在延安她怎么追毛主席,材料递到江青手里,无法无天的女皇当然怒不可遏,因为老革命知根知底,必须封住嘴。
她亲自下令让公安部长谢富治逮捕母亲。这一下的确让父亲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此时,他应该了解母亲,至少在心里应该同情母亲,但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拜,使他对母亲说的话很生气。
他认为江青毕竟是主席夫人,不能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其实,凭主席对他有着较好的印象(他在文革中始终未被打倒过),他至少可以作些努力。文革中毛主席让父亲当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当时这10个成员共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一次在中南海开会,毛主席当着总理、叶帅对父亲说:“陈士榘,你的风头已经出够了,华东战场上的几个大仗,打得不错。”主席作为大军事家和领袖,对干部的评价是很慎重的,他很少当面夸谁的仗打得好,这对父亲来说是少有的殊荣,他完全可以为母亲的冤案申辩一下,但他没有,同时迫于压力,他要求和母亲离婚。
由于当时公检法也乱哄哄,手续始终没办。母亲在狱中度过了数年,受尽了残酷的迫害,有时几天几夜不让她入睡,有时刑讯逼供,有时用饥饿折磨她。
母亲不仅身体坏了,神经也受到很大刺激。身心上的病态至今也常常显露出来。前几年,风烛残年的父亲得知当年策划这一迫害的老同志不久于人世,去医院探望了他,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位老同志对自己的行为造成陈家妻离子散表示歉意:“我对不起你!”父亲说,咱们都已走到人生的尽头,不要再想不愉快的事了。这位老同志流下了泪水。母亲出狱后问题并没有解决,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有摘。
父母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也还不能团圆。而母亲在狱中的几年时间,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军人闯入了父亲的生活中,这在文革中也许并不鲜见,文革结束时这类故事还是个热门题材。但真正轮到某一个家庭时,确实是很痛苦的事。
父亲有地位,人高马大,很有军人的英武气,难免有些女性会对他有好感。出狱后获得自由的母亲很生气,这更加剧了他们感情的裂痕,如果母亲理智些,可以用妥善的方式解决。但在狱中受到强烈刺激的她已不懂得什么克制了,她也向有关部门写信揭发父亲,而且不止一个部门,这使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
父亲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革命高于一切。然而时代的进程又对革命有了全新的解释。父亲至死仍认为只有毛主席的学说才是最正统的革命思想。为了维护毛主席的思想,他可以赴烫蹈火,可以大义灭亲。对母亲的“反革命”罪行,他大义灭亲,对子女他同样大义灭亲。
1966年,我们一群干部子弟冲击公安部,我带着小妹妹陈小琴到海军大院门口贴出“炮轰中央文革”、“火烧谢富治”、“打到首都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等标语。后来有人说我们那时就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英勇的抗争,我并不这样看,我们只是眼见父辈一夜之间就要成为敌人而忧心如焚。
真正应该同情的是仅仅因为出身而被侮辱为“狗崽子”的青少年,是那些像动物一样被红卫兵推来搡去、剃头殴打的所谓“黑七类”,是那些一夜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就被赶到乡下的所谓“地富反坏右资”,是那些被打死或自杀横尸街头的冤魂。
他们受的迫害与屈辱才是深重的。因为贴标语,我被民警抓住,经过审问,知道我父亲是仍然是一个军种的司令员,便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处,暗示我可以放了。工程兵保卫处当然不愿扣压司令员的儿子,也要把我放了,并问父亲:“教育一下让他回家吧。”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秉公处理,移交公安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