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的子女 《干校札记》:顾准身边的小女孩
《干校札记》,徐方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2月第一版,32.00元
出版界友人向继东寄来徐方所著、刚刚出版的《干校札记》。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期待久已的书。
这不仅是因为,我和作者徐方一样,也是少年时随父母下放干校的“小五七”,有着共同的患难经历和少时记忆;更是因为,徐方就是“咪咪”——那个当年陪伴在顾准身边的小女孩。“咪咪”的故事我很多年前就听说过,并由此产生遐想,把她看做我们“小五七”中的女侠;期待有朝一日能找到她,听她讲在那特殊年代里与一位落难的思想家相依为伴的往事。不想这个愿望,竟藉这本书实现了。
《干校札记》记的是1969到1972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在河南信阳地区息县成立干校,对知识分子“臭老九”进行思想改造的事情,“勾勒了干校政治运动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像”(吴敬琏语),顾准与张纯音母女的友谊是其中重要的内容。
那个年代,中国大地上遍布大大小小的“五七干校”,中央党政机关在全国18个省区共设立了106个“五七干校”,平均每省5.9个,而信阳一个地区就占了20个,其中息县一个县就有8个,是全国设立干校最多的地方。息县干校不仅数量多,而且分量重。
学部的八个研究所都在息县的东岳,被改造的上千位学者中,有很多是中国顶级的专家——文学所有俞平伯、何其芳、钱锺书,外文所有冯至、李健吾、卞之琳、杨绛,语言所有吕叔湘、丁声树,哲学所有金岳霖、李泽厚,近代史所有刘大年,宗教所有任继愈,而经济所,则有顾准、巫宝三、骆耕漠等等——这个名单列下去还会很长。
这些顶级的专家学者,当时在干校大多是戴罪之身。顾准虽是青年时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共和国成立时的财政界领导人,但因生性耿直,两次被划为“右派分子”,成了专政对象。
正如书中所说,顾准的后半生极其不幸,“他不断挨整,家破人亡,孑然一身。在最需要亲情的时候,亲人却都远离了他,他常自嘲是‘丧家之犬’”;但他又是幸运的,能在“极端残酷的社会大环境”中,来到经济所当研究员,栖身这样一个他称之为“聚宝盆”的小环境。
这个高水平研究机构,聚集了当时中国一代知识精英,他们同情、理解和尊重顾准,使他在这里“如鱼得水”,“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归宿。
”经济所的干校设在息县东岳这个“寸草不长,非常荒凉”的大平原,“臭老九”们住席棚、仓库,点煤油灯,干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经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
从《干校札记》中我们看到,即使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顾准也从未停止过思考,尤其是在干校搬到明港,他有了一点点读书与研究的空间以后。正是在干校,他试图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诗人邵燕祥这样评价顾准著作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了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在那“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年代,顾准能一花独放地创造这样的思想奇迹,除了他有着特立独行的傲骨和超乎常人的坚忍精神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那几位同情、理解和尊重他的同事与他一起下放到了七连(经济所在干校编为七连),“给予了顾准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关爱”,这其中就有张纯音和她的女儿咪咪。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理解当时要对一个政治上判了死刑的人表示同情,要冒多大的风险,顶着多大的压力。那时讲的是“亲不亲,阶级分”,同情“敌人”与之同罪;作为“黑六类”的子女,更是要沦为贱民,备受歧视,只有坚决“划清界限”才有一条生路。顾准的妻子被迫离婚,继而含恨自杀;挚爱的五个子女远离他而去,至死未能见上一面。在这种惨烈的人生悲剧中,张纯音和咪咪对顾准的“关心和照顾”,显得是那样弥足珍贵。
文革初,为了接济连饭都差点吃不上的顾准,张纯音偷偷在他桌上放上80元钱。在干校,顾准是监管对象,经常挨斗,处境极为恶劣,而张纯音冒着受牵连的危险,继续暗中与他来往。她让女儿躲开监管的视线,给身体不好的顾准送去的奶粉、罐头等,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不会像大人那么惹眼”。咪咪每次去给“顾伯伯”送食物,都“紧张得要死,心都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感觉像是地下党在做接头工作”。
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我深深地体会这样做的不易。那是一个人妖颠倒,好人不敢行善,人性之“恶”被充分释放的年代。在《干校札记》中,徐方就写了专制政治下普遍存在的怪胎——告密文化。告密、揭发检举他人致使他人倒霉,这本是一件恶行,为有良知的正人君子所不齿。
但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告密和揭发检举却得到大力提倡,美其名曰“靠拢组织,向组织汇报”的表忠行为,以致于盛行一时。《干校札记》中记叙了发生在七连的几起告密事件。告密者既害了别人,也使自己因道德有亏而被人疏远,长久地负上了良心债。告密文化,不能不说是对知识分子群体和中国社会人文环境的极大戕害。
还有荒谬绝伦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去过干校的人都会记得这场运动。我小时候跟父母去的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就成天有人被打成“五一六”;也看过阎刚等作家写的在湖北向阳湖干校被诬陷为“五一六”的惨痛经历。但对这“五一六”到底是怎么回事,却始终没太弄清楚。在书里,徐方对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具体事例做了比较清晰的描述。
“五一六”原是文革初期一个很小的组织,后来被描述成一个莫须有的“全国性反革命组织”,利用来作为斗争工具。抓“五一六”,完全采用无中生有的构陷,“车轮战”“逼供信”等残酷方式,甚至有人被活活打死(如冯宝岁)。如此高压下,人们被逼无奈不得不去构陷他人。这个过程,就是把人变成鬼的过程,以致有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因不堪受辱而选择自杀,有些原来的好同事因伤害和被伤害而形同路人。
当年学部是抓“五一六”的重灾区,书中提到七连的“五一六”就有吴敬琏、周叔莲、方留碧、经君健、张守一、黄范章、乌家培、张曙光等人。1972年干校撤销时,全学部还有69个“五一六骨干分子”不许回家。
现在我们反思“文革”,最应该反思和清理的是文革对人性及道德的影响。当今人们痛感的“信任危机”“道德滑坡”,应该说肇始于“文革”。“文革”虽然已经结束50年了,但它的幽灵、它的阴影还会长久留在人们心底并深深地影响着现实社会。
正因如此,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表现出的正义、善良、勇敢等品质,人与人之间相知、同情、怜惜的感情以及鼓励、扶助等行为,就显得是那样可贵,可以说是今天的人们应该格外珍视和发扬的一笔精神财富。
在《干校札记》中,徐方写了她的母亲张纯音为什么能冒着危险支持和帮助顾准。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程树德是近代著名中国法律史专家,父亲张耀翔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后开创了中国心理学专业,母亲程俊英是中国第一批女大学生,与庐隐等人并称为“五四四公子”。
“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母亲很早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对各种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她交友只看重德和才,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她不仅帮助过顾准,还帮助过“文革”中挨整的孙冶方、骆耕漠等学者。
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她教育子女的方式,她“从来不对孩子讲假话”,“把自己对各种事物的真实看法讲给她听”,“不仅把她当作孩子,还当作好朋友”。她给咪咪讲顾准的人品、学问以及他所遭遇的种种不幸,在女儿心中唤起对这位“可怜伯伯”的同情,让咪咪成了帮助妈妈照顾顾准的小帮手,成了孤苦度日的顾准身边亲密的“小尾巴”。
用顾准的胞弟陈敏之的话说,在息县干校,正是顾准“政治上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也是生活上最艰苦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纯音同志和她的女儿咪咪给予五哥最难得的关心和照顾”。吴敬琏先生说:“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她们一家人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尽自己的可能呵护帮助顾准,使他能够在短暂生命中为我们留下其价值无与伦比的精神财富。”
与顾准交往,也使咪咪得到了那个年代最宝贵的东西——师长的指引。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多少青少年蹉跎了青春。咪咪何其有幸,能在顾准这样睿智的长者指导下读书,自学数学、外语,还给别的孩子当小先生,以至于在日后恢复高考时能以初中学历考上大学,改变人生命运。
咪咪与顾准的友谊延续到从干校回京以后。在北京,张纯音一家与顾准成了近邻,仍保持着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顾准在与张纯音的“每日长谈”中“梳理思想”,咪咪也一如既往地像女儿一样关心着顾准。
这一时期,顾准收经济所吴敬琏、张纯音、赵人伟、周叔莲等中年学者为徒,一起翻译、研究和吸收西方经济学著作中的最新理念;他们幸而有宗井滔这样“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的图书馆长,在严密的禁锢中打开一道通向外部世界的缝隙。
这一时期顾准写下大量学术笔记,准备写一本《东西方哲学思想史》的大书。可惜,病魔斩断了他的学术研究思想探索之路。顾准因晚期肺癌住院直至去世,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他的弟弟陈敏之和经济所的几位老同事老朋友,而他日夜苦盼的孩子们却始终没有出现,这无疑是顾准临终时最大的痛苦与遗憾。
远在兰州的咪咪给顾准写来了信,安慰他说:“听说你的孩子还是不肯来看你,我想你也不必过于为此伤心。我就是你的亲女儿。尽管不是亲生的,难道我还不能代替他们吗?”
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人世间还有这样的真挚情感而深深感动,也为顾准临终时能得到这样“不是女儿,胜似女儿”的亲情而感到欣慰。可以说在人情上,上帝为顾准关上了一道门,却又为他打开了一扇窗。
至于顾准儿女对父亲的绝情,虽然令人遗憾,但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人间悲剧。他们又何尝不是受害者?正如骆耕漠先生所说:这个责任不在孩子们身上,他们承受着太大的政治压力,一时难辨曲直。徐方说,顾准的家庭悲剧是那个时代造成的,他们全家每个人都深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