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打仗与人格双重魅力的开国上将王建安

拥有打仗与人格双重魅力的开国上将王建安

战争年代的王建安,是“军政双全”的指挥员

王建安原名王见安,1907年11月8日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桃花沙河村。他幼年以乞讨为生,14岁给地主放牛,屡遭凌辱。1924年10月,王建安放火烧了欺压自己的地主的房子,然后去武汉当兵,并更名王建安。

因对旧军队中的恶习不满,王建安于1926年逃回家乡,召集了60个贫苦农民建立一支武装,不久与中共黄安县地方组织取得联系。1927年,王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此后,王建安历任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副班长,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先后参加夜袭杨家寨、伏击杨平口、夜袭花园等战斗及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

1932年12月,王建安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政委,参加了反三路围攻战役,并于1933年升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委。

在宣达战役中,王建安指挥部队一举摧毁地堡里川军第一师防地。在反六路围攻中,师长汪烈山阵亡,王建安集师长、政委于一身,出色完成任务,被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称为“军政双全”的指挥员。

1934年秋,王建安任红四军政委(军长许世友)。1935年,王建安参加了广昭战役和嘉陵江战役。在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王建安不顾身体虚弱,拄着木棍,沿途向部队喊话,鼓舞士气。为策应红二、六军团北上,王建安率部攻克雅江县城,阻击国民党军李抱冰部一月之久。在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后,王建安率红十二师、独立师,担任部队的后卫。

1936年秋,王建安进入红军大学(后更名抗大)学习。1938年5月,王建安从抗大毕业,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不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1941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因未配司令员,王建安全面负责军区的军事工作。此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日军采用了“拉网合围”的“扫荡”战法,妄图一举摧毁中共在山东的抗日领导机关。1941年11月2日拂晓,集结于沂水城、东里店、大关等据点的日伪军8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突然进行“拉网合围”,在对崮峪山把山东军区的部队包围。

此时天已大亮,日伪军从四面八方扑了过来,情况万分危急。黎玉问王建安:“怎么办,突围还是坚守?”于建安此时头脑很冷静,他说:“现在强行突围很难成功,还是先坚守,然后再寻机突出去。

”不远处传来阵阵枪声,日伪军先头部队已与山东军区的前哨交上了火。王建安立即带警卫营登上对崮峪山顶,只见山顶东面是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西面和南面山坡平缓,可以攀登,东北面有一块小高地与山顶连接。

王建安回头喊了一声警卫营营长严雨霖,指着东北面的小高地说:“赶紧在那里放一个排,作为对崮峪山头的前哨阵地,其余分队防住西面和南面,要特别注意西南!

”这时,鲁中军区青年团一个连和第二军分区第一团的一个连从北面靠了过来,王建安让这两个连把守上山的必经之路。接着,王建安又令第二军分区第一团立即向山东军区机关靠拢,掩护机关伺机转移。

11月2日上午10时,日伪军在飞机、重炮配合下,从西、南、北三面向对崮峪山连续发起进攻。中午时分,警卫营的子弹基本打光,他们便用刺刀、石头与日伪军拼杀。下午4时,警卫营伤亡越来越大,机关的参谋、干事和首长的警卫人员都投入了战斗。

王建安站在高处,指挥部队与日伪军搏杀。傍晚时分,王建安决定乘机突围。他让人把警卫营长从山顶上叫下来。严雨霖此时已是满脸血痕,军装被弹片撕成缕缕碎片。王建安几步跨过去,双手紧紧握着严雨霖的手说:“现在我带机关突围,你带战士们在这里牵制敌人。

我们走后半小时,你们就迅速撤退。记住,要机动、灵活!”王建安郑重地向严雨霖交代。“放心吧,首长!”严雨霖敬了个礼,转身向山顶跑去。在警卫营的牵制掩护下,黎玉、王建安带着机关人员终于突出重围。

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第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王建安调任鲁中军区司令员。1944年,王建安率部讨伐汪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克据点50余处,歼7000余人。

不久,王建安指挥部队攻克沂水县城,歼日伪军1000余人,首获攻坚胜利,使鲁中、滨海两根据地连成一片。1945年,王建安率部连续进攻伪军厉文礼部、张步云部,共歼12300余人,解放4200平方公里地区。

1946年12月下旬,由山东、华中野战军组成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发起鲁南战役。1947年1月2日夜,王建安指挥由第四、八、九、十师及滨海警备旅共12个团组成的右集团,与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左集团一起,突然向国民党军发起攻击,鲁南战役大获全胜。

194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王建安任鲁中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在接下来的莱芜战役中,王建安率八纵与华野九纵一道围歼国民党第七十七师,毙师长田君健,创造了人民解放军一次歼敌7个师(旅)5.

6万余人的光辉纪录,并使渤海、鲁中、胶东三块解放区再度连成一片。不久,王建安指挥3个纵队与兄弟部队围歼敌李仙洲部两个军,获解放战争以来空前大捷。

1947年5月,王建安参加了著名的盂良崮战役。5月13日战斗打响后,王建安率八纵打退敌整编第八十三师,很快夺取桃花山、磊石山等要点,割裂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与整编第八十三师的联系。接着,王建安指挥攻占万泉山,破敌突围希望。

15日13时,总攻开始,王建安赶赴最前线,指挥八纵展开突击。盂良崮及其周围山峰陡峭,敌人依险固守。八纵每前进一步,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争夺。整编第七十四师又数次向八纵方向突围,结果均未成功。

16日上午,陈毅亲自给王建安打电话,要他迅速拿下孟良崮东南约一千米的芦山顶。王建安立即组织一个营实施突击,指战员硬是用刺刀杀开了一条血路。至当日17时,整编七十四师被歼灭,蒋介石哀叹这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1947年8月,王建安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执行外线作战任务。为掩护刘邓大军南下,王建安率部沿三河寨、万福集方向进击,与兄弟部队歼敌第五十七师于沙上集地区。1948年3月至7月,王建安参与指挥洛阳战役、豫东战役。

1948年9月,王建安参与指挥了著名的济南战役。济南战役从9月16日晚开始,至24日结束,攻克山东省会济南,全歼守军10万余,生俘济南守将王耀武。攻克济南的捷报传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非常兴奋,认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

济南战役揭开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序幕。中共中央专门发来贺电,称济南大捷“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连西方一些媒体也不得不承认:“济南失守对南京政府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共军已经强大到足以夺取长江以北的任何一个城市”。

在淮海战役中,王建安受命指挥5个纵队,歼敌黄伯韬兵团于碾庄圩。继而,王建安与谭震林指挥8个纵队围歼杜聿明集团于青龙集、陈官庄地区。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山东兵团机关改为第七兵团机关,王建安任第七兵团司令员。

1949年4月,王建安率部参加渡江战役。战役发起前,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亲临前线,在听取王建安和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作战情况汇报后,要求他们立个军令状。王建安与宋时轮互相望了望,会意地点了点头。

王建安很有信心地说:“请首长放心,我们完全有把握打过长江去!”邓小平深知王建安与宋时轮的特点,也就答应他们不再立军令状了。王建安率部队率先登上长江南岸,迅速向纵深插入,与兄弟部队围歼国民党军队5个军10万余人于广德和长兴地区。

5月,王建安率部攻占杭州。1949年11月,王建安调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王建安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赴朝作战,率部驻防朝鲜东线,后换防中线。1953年夏,王建安率部发起夏季攻势,攻占许多战略支撑点,粉碎美军破坏停战谈判阴谋。10月,王建安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4年春,王建安因过度劳累,忠高血压卧于病榻,病情十分严重,只得离开朝鲜回国治病。1955年,共和国举行了建国以后首次授衔。王建安在1955年授衔时因没有具体职位,就没有授予军衔。1956年,王建安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杨得志),评定为上将军衔。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国防部大楼,授予王建安上将军衔和3枚一级勋章。

王建安不计职务高低,长期担任副职,任劳任怨

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结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正在酝酿攻打济南的方案。中央军委决定尽快拿下济南,并召刚被任命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的王建安来西柏坡面谈,听听前线的意见,再作出具体的部署。

王建安带着豫东战役胜利的喜悦和征尘,匆匆赶到西柏坡。一见到毛主席,王建安抢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问候道:“主席,您好!”毛泽东面带微笑,看着王建安说道:“建安同志,这次让你来,是要请你杀回老家,完成一项大的举动哟!

”王建安一听,估计是有重大举动,他立即说:“主席,有什么任务您就说吧!”毛泽东展开一张地图,指着用红蓝铅笔划出的地方,向王建安讲述了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及当前的任务。毛泽东最后告诉王建安,在华东,华东野战军的内外兵团连战皆捷,最近又夺取了山东的兖州,山东解放区与华中、华北基本上联成了一片。

现在只有济南城还在敌人手里,济南已像怒海中的一叶孤舟了,我们下一个目标就应当夺取它。毛泽东接着说:“建安同志,根据当前的战略任务,军委决定先解放济南。为了打好这一仗,你不去华北一兵团了,回山东,到山东兵团。许世友在那里任司令员,你去任副司令员,有什么意见吗?”

王建安明白,毛泽东怕自己不服许世友的领导,所以征求他的意见。王建安和许世友之间曾有过历史恩怨和误会。1937年,在延安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中,抗大的原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许世友等十多位军师级干部准备拖枪出走,回四川打游击。

临出发前,王建安觉得不妥,认为这是严重违犯党纪的行为,不能意气用事,立即向抗大校方作了报告。党中央、毛泽东果断地处理了此事。尽管许世友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还是与“告密”的王建安翻了脸,从此不再理睬王建安,两人之间结下了疙瘩。

抗战爆发后,戏剧性的是,两人都到了山东,一个在胶东,一个在鲁中。可他们即使在山东军区一个院子里开会,许世友也从不和王建安搭腔。据说王建安好几次有意和他消除“间隙”,但许世友就是“没理睬他”。

两人之间虽然“不说话”,但在齐鲁大地上,许世友和王建安同为山东八路军的两员大将,堪称“山东双雄”。这次打济南,过去曾任红四军政委的王建安能愿意给曾任红四军军长的许世友当副手,愉快共事吗?

王建安爽快地回答:“没意见,一切行动听指挥。我与世友同志是老搭档了,请主席放心。”毛泽东接着说:“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决定,这次让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下济南!”攻打像济南这样坚固设防并有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对人民解放军来说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之所以让王建安参加指挥济南战役,是因为毛泽东深知王建安指挥作战不是死打硬拼,而是善于思考,智先于敌,尤其对战前准备工作,细致、务实、周到,对作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预有准备,几套方案,敌变我变,克敌制胜。更重要的是王建安善打硬仗,善于攻坚。

毛泽东听了王建安的表态很高兴,邀王建安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毛泽东说:“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大都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里很有威望,你在鲁中、鲁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是山东‘两雄’。人言‘两雄难并立’,我则说‘孤掌难呜’,你们二人手要击得响,同心协力,那我们的战士会跟随你们去赴汤蹈火!

许世友还在养伤,战役的组织指挥就多靠你了。”随后,毛泽东安排王建安去找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商谈关于解放济南的战略部署。

王建安与周恩来促膝长谈,一直谈到翌日清晨。等到王建安告别周恩来的时候,他的手上多了件公文包。王建安的儿子王东波说,父亲在世的时候并未讲过这件公文包的来历,这件公文包后来伴随着父亲走过了几十个春秋,到底是毛主席赠送的还是周副主席赠送的,成了一个谜。

肩负毛泽东、周恩来的重托,王建安回到中共中央华东局驻地山东益都,向张云逸、张鼎丞等华东局领导作了汇报,然后前往山东兵团报到。1948年8月25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在山东曲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济南战役的具体部署,谭震林、王建安参加了会议。

会上决定把部队分成攻城和打援两部分。其中攻城兵团由7个纵队及部分地方武装组成,共约14万人,统一由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

9月10日中午,正在胶东蓬莱养伤的许世友来到山东兵团指挥所驻地泰安城。王建安和谭震林立即迎了出来。王建安说:“许司令员来了,我可要‘交差’了。”许世友握着王建安的手说:“我刚来,情况不熟悉,你还要唱主角呢!

”说完,三人随即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这时离攻城还有六天,部队正有条不紊地向济南附近隐蔽集结。许世友为了使他们之间协力指挥济南战役,主动请王建安喝酒。许世友诚恳地对王建安说:“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

酒到意到,过去的都过去了,谁也不再提。我先干了!”王建安被许世友的真诚所感动,两人尽释前嫌。两位虎将再次联手指挥,仅8天时间就打下了济南,活捉了王耀武。战后,齐鲁大地流传一句话:“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虎”就是许世友和王建安。谭震林则说“两只虎,一个是廉颇,一个是蔺相如,毛主席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出将相和。”谭震林曾这样评价王建安说“我与建安共事多年,我是做政治工作的,指挥打仗主要靠他。

他指挥打仗,我们都放心。”许世友评价王建安说:“我跟建安个性都很强,战争年代我们经常争执,甚至拍桌子、对骂,但过后从不拆台。我们把部队带得生龙活虎,就是打胜仗。”

1956年,王建安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长期担任副职。但是他没有怨言,任劳任怨地为党工作。1975年,王建安任中央军委顾问,尔后历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纪委常委。

王建安在建国后一直担任副职,他的一些上级都是昔日的部下。这对于一位南征北战的老将军来说,是很难得的。有一次,一位领导开玩笑地对他说:“老首长,凭你的资格,不能老当配角啊!”王建安听罢,严肃地说:“按你说的,我们都把位子占着,那还要什么革命事业接班人!”叶剑英元帅曾深情地对王建安说:“建国以来,你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啊!”

担任中央军委顾问,实事求是搞调查研究

王建安常说:“一个领导者,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既不作调查研究,又不听取下级反映的意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久而久之,就会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变成瞎指挥的官僚。”因此,无论是在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还是后来担任中央军委顾问,他都十分重视调查研究。

1975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文:“经毛主席批准,任命王建安为中央军委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第一批任命的中央军委顾问有罗瑞卿、谭政、陈士榘、陈再道、王建安。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三座门第一会议室会见五名军委顾问时指出:让你们担任军委顾问,就是给军委当参谋助手,为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

接下来的日子里,下部队调研成为王建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王建安年纪大了,长划的戎马生涯,过度的劳累,使他身患腹主动脉瘤、高血压和心脏病。

医生一再嘱咐他,不要爬山,不要跑路,不要劳累,要注意休息。然而从粉碎“四人帮”到他1980年逝世的4年间,王建安每年搞调查研究的时间不下四五个月。全国除西藏和台湾外,几乎每个地方都走遍了。

1977年8月,王建安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1978年3月的一天,徐向前元帅对王建安讲:“我最近一直在考虑,现在的军队究竟能不能打仗?现在说得都很好,是不是那么回事?老王啊,你是指挥打仗的,希望你能了解真实情况。

”带着这份使命,王建安从福州军区开始,展开了对部队训练和战斗力状况的调查。王建安每到一地,不事先预告,不听汇报,也不要领导陪同,而是自己到先进、落后和一般三类连队去摸真实情况。

对弄虚作似的作风,王建安历来是深恶痛绝的。有一次,他听说一个部队训练成绩非常好,其它工作也很拔尖,决意到这个部队走一走,掌握点儿第一手资料。到部队跟战士一聊,发觉典型经验中掺了不少假的东西。比如训练,一部分人练习这个课目,另一部分人练习那个课目;成绩不好的,上边来参观时,干脆不准到训练场。

再比如养猪,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凑够一定的头数,暂时向别的单位借猪。靠这类办法,这个部队工作样样“走在前”。可上级有关部门对这类情况却熟视无睹,还反复宣传这个部队的经验。王建安了解清楚后,一边严肃地批评了这个部队的领导,一边写出了关于这个训练典型的调查报告。

王建安批评人常常不分场合,不留情面,越是对领导越不客气。有人对王建安的批评不满,告到叶剑英那里。叶剑英提醒王建安:“有人告你的状呢!”王建安说:“肯定是我批评过的那些人吧。”叶剑英笑了笑:“你批评得对,我们照个相吧!”叶剑英以此表示对王建安的支持。

王建安下部队搞调查内容广泛,他不仅重视抓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抓干部队伍的建设、教育训练、战备作和后勤建设等大事,而且也十分关心同战士利益息息相关的“小事”。在他写的几十份调查报告里,可以读到许多反映战士切身利益的段落。

“连队工作比较忙乱。检查评比考核多,指标层层加码,任务多。而且时间紧,要求高,一刀切。战士只好加班加点,‘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干部不讲辩证法,战士忙得没办法,连队文化活动没时间,劳逸结合是个老大难。”“连队编制没有理发员,理发工具不会用,几个月就弄坏了,战士理发还要找理发店。”“部队发的袜子太厚,夏天没法穿;裤头穿在身上出了汗向上跑,行军时没法穿。”

从1976年开始,王建安每年都用近半年时间外出调研。除西藏外,他跑遍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深入部队、工厂和农村,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交了几十份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1977年冬,王建安准备去西藏部队调研。

保健医生考虑到西藏海拔高,坚决反对,但王建安仍坚持要去。秘书只好直接向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报告,罗瑞卿亲自给王建安打电话,让他立即回北京协商要事,王建安这才返京。在王建安去世的1980年,作为中央军委顾问的他仍有78天时间赴外地搞调查。

这段时间,王建安先后给中央、中央军委、中纪委写出了12份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报喜又报忧,有情况,有分析,有批评,有建议,反映的是广大基层群众的呼声。这些调查报告生动地反映了部队的实际,反映了群众的呼声,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的措施和建议。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王建安的革命风范和磊落人格,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志,对他的优良作风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建安常说,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做人民公仆,要讲廉洁,首先应从党的高级干部做起。

王建安在1979年中纪委恢复工作初期担任中纪委常委。凡是涉及军队的信访件,中纪委领导一般都批转给王建安阅批。王建安对他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老部下从不袒护和包庇,对高级干部存在的问题总是如实地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映。

邓小平曾在王建安的调查报告上亲笔批示“总政要特别注意这种调查报告,随时掌握干部的情况,适当时加以调整。”有一次,机关在印发王建安向军委的报告时提出,是否不提被批评的军委某领导人,王建安没有同意。

他说:“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怕个鬼呀!不但书面材料要发,我见到他还要说。”对与自己发生过冲突的人,王建安不歧视、不排挤。某军区有位副参谋长曾因工作和王建安争吵过,但当他了解到该同志是个德才兼备的干部时,主动向总政干部部提出了晋升建议。

于建安对家人要求很严。其夫人牛玉清1955年从部队复员,后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再穿上军装,并且这种情况已有了不少先例。于是,有位领导同志向他建议:也给玉清办个手续吧!王建安却坚决拒绝了。他调军委工作以后,组织上考虑他几个子女全在外地工作,打算调回一两个到身边照顾他,但王建安坚决不让。他说,子女在哪儿参加工作就在哪儿干,不能借故调进大城市。直到他逝世,他的子女全都在外地工作。

在生活上,王建安坚决反对搞特殊。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医生要他少吃猪油。可他家客人多,按标准供应的植物油又不够吃。秘书通过管理部门在地方粮店买了10斤花生油。王建安知道后严肃指出:“高级干部免票买几斤油,看起来不是大事,但却超出了规定范围。如果高级干部都这么做,岂不把党风带坏了!”直到秘书按议价油向粮店补了钱,此事才算了结。

一次,王建安到江西南昌某部进行调研。调研结束后,秘书建议到井冈山看看,他回答说可以。当王建安知道有关部门要从南昌调专车,便断然取消了上井冈山的计划。他说:“上井冈山不是工作需要,咱不能浪费这几百里公里路程的汽油。”

王建安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曾到警卫员李叫德河南商城的家中,他曾到驾驶员孙德利山东牟平的家中,他曾到炊事员陈庆富河南固始的家中,他曾到山东安丘坐在秘书周忠秀家的炕头上,他也回过故乡湖北红安沙河镇重温童年的梦想。

王建安在山东创建革命根据地,指挥部队解放鲁中、攻克济南,和山东人民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对山东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休假路过潍坊,提出到秘书周忠秀家看看。周忠秀双目失明的父亲和小脚母亲又惊又喜,不知道怎么招待将军才好。

摊煎饼,磨小豆腐,熬小米粥。全家人像过年一样,都换上新衣服,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王建安和夫人牛玉清来到周忠秀家,周忠秀母亲在炕上铺了一条毯子,又从里屋抱来被子准备垫在他身后。王建安把毯了叠了起来,又把棉被推开,像个老农一样盘腿坐在炕上。吃饭的时候,王建安把饭菜递到周忠秀的父亲手,还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煎饼、小豆腐,和周忠秀的父母聊家常。

还有一次,王建安在湖北调研,抽空回故乡红安沙河看看。50年过去了,巍巍的青山,盘桓的小路,山脚蜿蜒的小溪,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临近沙河镇,汽车停在了村口一条小溪前,王建安一行开始步行。车外聚集了很多人,几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上前来,激动得几乎都在颤抖。老人带领王建安走东家串西家,王建安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不停地念叫着:“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病逝。党中央对王建安作出高度评价:“他是一位很有军事才能的指挥员,是一位党的观念强的优秀党员,是一位艰苦奋斗、勤勤恳恳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一位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优秀领导干部。

”在去世不久前,王建安同夫人牛玉清以及工作人员一起看电视,当他看到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时就说:“现在,我们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

”在自己病重的时候,他又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所以,王建安去世的当天,牛玉清就向组织上反映了,王建安生前的嘱咐,建议按照他的遗愿办。几个孩子从外地赶回来之后,他们开了个家庭会,最后形成了五个“不’:第一,不开追悼会;第二,不送花圈;第三,不组织向遗体告别;第四,不通知生前好友;第五,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一个月后,当几位老战友、老部下得知王建安一个月前已经离去的消息,都为之震惊:“建安同志什么时候去世的?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啊?”王建安的老战友、老部下,大家互相追问,回答都是三个字:不知道。

大家最后一致抱怨王建安的爱人牛玉清,为什么没通报一声。8月4日,《解放军报》以《赞丧事新风》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赞扬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和他的家属办丧事一切从俭节约的高尚情操。(何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