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中国高教史上的不朽传说(图)

  从清华到哈佛:以西方科学谋求利国利民

叶企孙,又名鸿眷,1898年生于上海。其曾祖蔼臣公曾于清朝道光年间为官,晚年精修礼学,分纂《同治上海县志》;其祖父叶佳镇曾得国子监簿街,官至五品;其父叶景澐1984年甲午江南乡试第15名举人,曾任敬业学堂校长、清华学堂国文教员、上海教育会会长等职,分纂上海县志。

叶鸿眷自幼聪颖过人,其父亦对其教养从严——年少识字,稍长即攻读经书,塑造其终生的儒雅气质。

其父一向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并具革新思想,叶鸿眷深受影响,“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07年,9岁的叶鸿眷到父亲主持的上海敬业学堂读书。

1911年初,清政府将原来负责派遣留学生的游美学务处改为清华学堂,同年2月招生,4月29日开学,时年不满13岁的叶鸿眷在父亲鼓励下,报考清华学堂并被录取,成为其第一批学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华学堂停课,叶鸿眷就读于江南制造局兵工中学。

1913年夏,清华学堂在上海恢复招生。他改名叶企孙,再次报考录取。

叶企孙入学后不久,就在日记中写道:“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友、戒烟酒”。清华五年间,叶企孙逐步形成自己的科学思想。1915年7月31日,他在给清华同学刘树墉的一封信中提出“清华科学会章程”。章程内容包括研究种类:算学、物理、化学、生理、生物、地文、应用工业和科学史;会员守则: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宗旨忌远、议论忌高、切求实学、切实做事。

1915年3月18日,他听了校医《科学对于理想及实用之关系》的报告,在当日的日记中详细记录:布大夫演说,“先论中国人虽于古时能发明指南车、纸、笔、印刷术、火药及种痘等,然普通人民无科学知识。故虽于文学美术哲学及宗教上,代有进步,然于科学及制造上,则执迷不悟,故步自封,卒致毫无进步可言”;“又曰科学约分二类,一为理想的,一为实用的,理想科学及实用科学之分古矣,惟至今日,学者日广见闻,日辟新奇。

昔之所谓理想,今已成实事,学者乃知理想实用,本无限定,不过因时变迁耳。

二者实二而一,理想为实用之母,实用为理想之成,此理想科学所以与实用科学平行而相成也,惟近日趋势,学者每颂爱狄生(爱迪生)而忘奈端(牛顿),一辈子脑力薄弱而恶理者,因随声附和之,于东方亦然,华人视西人学说似痴人说梦话,亦不少见。此吾(布大夫自称)所以斤斤于此,望诸君毋忽于理想科学也。”

1918年,叶企孙从清华毕业,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1920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同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P.W. Bridgman,194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1年,哈佛大学教授W.杜安主持一项重要物理实验——精密测定普朗克常数(h),邀请叶企孙和另外两位学者参加。当年3月开始实验,短短几个月,他们就用X射线方法测定h,研究结果在1921年上半年的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上发表,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并沿用了十多年。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在1935年所著书中称该实验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最为可靠的测定”。

在布里奇曼的指导下,叶企孙投入压力对铁磁性物质磁导率影响的研究,研究工作于1923年完成,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于1925年发表,布里奇曼在其《高压物理学》一书中对叶企孙的这一工作给予详尽介绍和高度评价。叶企孙从事的这项实验工作,为他日后回国开创我国磁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1949年,陈毅参观清华大学。前排左起:叶企孙,张奚若,陈毅,吴晗;后排左起:潘光旦,张子高,周培源。

从清华北园到北大镜春园:中国高教史上的不朽传说

1923年6月,叶企孙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0月,他离开美国乘船赴欧洲考察。1924年3月回到上海,4月应聘出任东南大学物理学副教授,并经任鸿隽介绍,加入中国科学社,担任《科学》杂志编辑。

1925年5月,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成立,开始招生。8月,叶企孙应聘清华大学大学物理科副教授,并把刚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赵忠尧、施汝为带到清华做助教。1926年,清华学校大学部调整,开设国文系、历史系、物理系、生物系和数学系等。

物理系成立之初,由梅贻琦任系主任,学生有王淦昌、周同庆、施士元和钟间。随后,梅贻琦接任清华教务长,物理系主任一职便由已升为正教授的叶企孙担任。从此,叶企孙就将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吸取欧美名牌大学和著名科学家的经验,谋划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

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清华大学成立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经教授会选举、校长聘任,叶企孙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

从1925年到清华后,叶企孙一直住在原为外国教授住宅的清华北园7号。叶铭汉回忆说:“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平房……实际上,叔父只用一半的房子,另外空出的两间房成为临时招待所,钱学森回国探亲在清华参观时,就在叔父那里住了一个礼拜,钱三强1948年在清华教书时,因家在城里,周一至周五也住在叔父家里,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1927年,陈岱孙回清华任教,也应叶企孙之邀,住北园7号,两人均是单身,同住时间长达5年。

叶企孙单身,一直有一位工友照顾他的生活。叶铭汉说:“这位工友会做饭,好几个单身教授或家不在北京的教授就在那里吃饭。”教授们借吃饭之机商议校政,图谋教育改革,逐步形成了一个“少壮派”教授核心改革派力量,清华校史称之为“北园7号饭团”,后来,施嘉炀、萨本栋、金岳霖、叶公超等也加入“饭团”。而当时的元老派则在清华工字厅用膳。

从1946年到1950年,叶铭汉在清华物理系就读,但他从未住过北园7号,因为叔父对他说:“我希望你住在宿舍里,多接触同学特别是不同系的同学。我不希望你住在家里的原因之一是家里老要讨论学校的事,你不应该知道,也怕你知道了传出去。”

叶企孙1929年出任清华理学院院长时,在校刊上发表《中国科学界之过去、现在和将来》一文指出:“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合研究科学,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断语。诸君要知道,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

今天,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招生介绍中写道:“1929到1938年这十年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早在创系之初,叶企孙先生便千方百计为新生的清华物理系延揽良师,在他和梅贻琦校长的努力下,当时的清华物理系大师云集、盛极一时,短短几年就成为全国物理学科研和教学的中心,那时位于清华大礼堂旁边的科学馆是全国有志于科学报国的优秀青年心目中的圣殿,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就是1932年在清华科学馆召开的。

”

叶铭汉回忆说:“抗战前,叔父作为一级教授的工资大约是每月300至400大洋,这在当时相当高。当时,叔父一直给上海家里寄钱,一段时间曾经是家里经济的主要来源。我从中学开始就是叔父给学费。上清华时,叔父还给我零花钱,让我喝牛奶、豆浆补充营养。后来他的老工友女儿上大学的钱也是他出的。”

叶铭汉认为叔父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高瞻远瞩地设置学科规划,培育人才。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曾负责清华招考留美公费生事务。九一八事变后,国家需要培养航空人才,叶企孙利用自己主持招送公费留学生之机遇,在1933年第一届招考学生名额中特设飞机制造专业,招3名学生——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钱学森考上飞机制造专业,后成为火箭技术和空气动力学世界一流专家;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的沈元院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创建人;1934年,叶企孙指引当时清华物理系学生赵九章转入高空气象学领域,希望他将数学和物理理论及方法引入气象学研究,赵九章也成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叶企孙搬出清华北园17号,入住北京大学未明湖畔的镜春院。叶铭汉说:“他住在北大未名湖旁的一个很大的老四合院里,这里有4家人住,他有三间房——客厅、卧室和工友的房间,他一直住到1967年被逮捕。”

从含冤去世到漫漫平反:一代师表功勋永在

叶铭汉说:“大约在1967年初,北大突然贴出大字报,说叔父是陈立夫特务系统的特务,这主要是因为‘熊大缜事件’。”熊大缜是叶企孙最为看重的学生和助手,抗战爆发后毅然投笔从戎,加入吕正操将军的抗日部队,并担任冀中军区供给部部长。1939年7月,熊大缜被诬陷为国民党中统特务而被杀。“文革”中,熊大缜的问题被用做打倒吕正操将军的工具,叶企孙作为熊大缜的老师和熊加入抗日队伍的介绍人,也被诬陷为特务。

    1967年,69岁的叶企孙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接受改造。这时,他出现幻听症,总听见广播说他是特务。1968年4月,70岁的叶企孙被逮捕关押。1969年,他获释回到北大,住在家属楼里一套三间房中的一间,但仍然接受隔离审查,每月只有50元生活费。

这时他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只好日夜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72年5月,北京大学对他作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6月,恢复其教授待遇,也恢复了每月350元的工资,在北大中关村园给他分配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1972年,海外友人任之恭、赵元任和学生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等回国观光时要求探望他,均遭拒绝。1975年,隔离被解除。

除了被逮捕和部分隔离审查时间外,家住中关村的叶铭汉每周都会到叔父家看望,但两人从不谈遭遇。叶铭汉说:“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

1977年1月10日,星期一,叶铭汉从北大将工资取回交给叔父,发现他说话不对头,又出现幻听症。当天,陈岱孙也去看望叶企孙,觉得他不对劲儿。当晚,叶铭汉到北大校医家里取了一点药,给叔父吃。第二天,叶铭汉发现叶企孙一天都在昏睡,急忙送其入北大医院,又立即转到北医三院。入院后第二天,即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在昏睡中去世。

治丧期间,叶铭汉接到北大某领导口头通知:“叶企孙的问题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追掉会,骨灰放在八宝山。”1月19日,叶企孙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约200人受邀到会。悼词对他解放前50年只字未提,在学术贡献上只说他做过有益工作。好友陈岱孙泪流满面,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悲愤交集,中途退场。叶铭汉说,能开追悼会已经不错了,至少表明他不是特务。

追悼会后,叶铭汉踏上为叔父平反的漫漫路程。他曾到吴有训家,吴先生说:“我认为叶企孙不会是特务,他从来不是国民党党员。一定要写信上告。”1977年1月29日,他拜访并致信北大有关部门,要求为叶企孙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3月28日,他又直接写信给中央统战部;他也曾到北京市上访。1978年,他两度致信北大党委书记和中央统战部等,声明自己和其他亲属的要求,均未得到明确答复。他想:“该做的事都做了,也许没有多大希望了。”

1986年8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文中说:“定熊大缜同志为国民党CC特务而处决,是无证据的,纯属冤案,因此,省委决定为熊大缜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按因公牺牲对待。”“叶企孙是无党派人士,爱国的进步学者……”

在叶企孙逝世10年后的1987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叶铭汉说,这样就表明平反了;199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校友在清华设立“叶企孙奖”;1994年2月,经中央领导批准,广电部决定由中央电视台摄制介绍叶企孙的电视片;1995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一代师表叶企孙》;1995年,清华大学举行叶企孙铜像揭幕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