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子女 沈钧儒家书所见“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事件,虽是著名事件,但内中细节较为曲折复杂,知者鲜矣,沈钧儒为“七君子”之一,其家书披露了许多事件情节, 大可参考
沈钧儒家书所见“七君子”事件
沈钧儒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党派领袖。作为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他的思想,此前我们可以从《沈钧儒文集》、《“救国会”史料集》等窥见一二。沈钧儒还是一位诗人和收藏家,这也有诗词作品(《寥寥集》等)的问世。
不过,说到他的家书,虽然听说最近几年北京“海王村”拍卖会上他的书信价格不断上涨,此前却一直未能寓目。最近,由浙江沈钧儒纪念馆编辑、群言出版社出版的《沈钧儒家书》终于问世了。
《家书》与《沈钧儒文集》以及《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文存》等都是研究当时政治思潮的重要文献
《沈钧儒家书》的封面上端,赫然印有“一位民盟领袖的情感史篇,一部仁者必读的至爱家书”,读罢此书,感到诚如此言。这里所说的“情感”,即沈钧儒在家书中对父母、妻子、子女、友人所倾诉的“至爱”(此书收录有200余封,据编者前言,这仅仅是其全部书信的一部分)。
笔者读后顿生一点感慨:如今已是网络时代了,现在已很少有人书写纸质书信或日记等,或许传统的书写方式已经改变,连带人们表述情感的方式、甚至是“情感”本身,都与以前迥然不同。
比如传统书写方式的家书、日记,如从前浙江乡贤沈钧儒的家书、宋云彬的日记(后以《红尘冷眼》为名出版)等,似乎以后都不可能有很多了,真是所谓“广陵散矣”。带着这一点感慨,匆匆读罢《沈钧儒家书》,虽说沈钧儒的家书主要说的是“私事”,不过,其文字之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时代潮流下的心态。
这本家书,从他早年远在多有义士出入的陕西而倡导维新变法,到东渡日本,在法政学堂留学,留意彼邦宪政运动,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宪政讲习会,再到归国后向清廷请愿设立民选议院,复又在北洋的政治体制下参加“政学会”、参与护法运动,一贯主张法治、宪治、自治,并屡屡予以践履,如其所言:“我无日不开会,每日终要写一千左右的字”,可谓念兹在兹。
面对破败的国事,从他早年在家书中慨然“俄约甚棘手”,以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在家书中写道:“此次日本之事,我国国家的人格可以说是完全扫地以尽,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其痛等于亡国。
”(循此,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1941年“救国会”领袖们对当时《日苏中立条约》几乎是愤怒的表态,可惜这在此书中没有显示)《家书》展现了沈钧儒由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进而倡导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的心路历程。
也是由此,从他1907年首次上书清廷吁求立宪,直到1949年新政协会议召开,沈钧儒参与组织、领导了无数次的宪政民主运动,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沈钧儒在历史上,可谓是一位执着的立宪救国论者(此书与《沈钧儒文集》以及《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文存》等都是这一政治思潮的重要文献),特别是晚清以降,虽说倡言宪政者不乏其人,然而真正能够坚毅不懈、持之以恒者,毕竟是寥若晨星,而沈钧儒则是其最早、也是最久的践行宪政理念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不过,要在当时的中国搞所谓议会、宪政等,毕竟困难重重,沈钧儒不得已,又如其所言:“国会如消灭,我以后拟择一我力能做之官为之。
”这所谓“官”者,一旦是有名无实,他宁可弃之。于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沈钧儒看破时局,从此出而为律师和教育家,以此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最高法院院长。
《沈钧儒家书》一书的最大亮点是收录了“七君子”事件爆发前后的书信
《沈钧儒家书》一书的最大亮点,是关于当年沈钧儒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而“中央党政对此会极端嫉视,要解散及逮捕会中重要诸人”,随后遂有“七君子”事件爆发前后的书信。沈钧儒的家信不仅透露了当时朝野各方对于“七君子”事件的态度,沈钧儒还就其前因后果以及其内心感受诉诸于笔端。
如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厅的起诉书指斥沈钧儒等被告“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其罪在“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作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抨击宪法,煽惑工潮”、“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勾结军人,图谋不轨”、“组织和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等,沈钧儒在家书中则说:“不过要我们表示,我可以赌咒说:以后仍愿继续努力抗日工作,尤其愿在政府领导之下牺牲一切。
不过如其要我认错悔过,那是无异杀我。宁可判罪入牢,不可自悔其人格也。除此一点外,几乎多可商量。以前的确没有反对政府,为什么要硬派我是反对政府?的确没有背景,为什么硬要说我有背景?多几个人有背景,多几个人反对政府,这种做法我真不懂于政府、于党有什么好处?真可不必。
政府代表国家,与个人不同,无所谓恩怨,无所谓面子不面子,有嫌疑抓进来,了解了解释放他,愈见得政府有威信,我是这样看的。
”而在狱中,“七君子”可谓豪迈:“我们终日是谈笑快乐”,每天“阅书写作”,而且他们还把监狱当成了大学,“(邹)韬奋的文章和见闻理论,(章)乃器的经济和金融,(王)造时的政治学,三位先生都可以做我的老师。
”功课之余,大家还锻炼身体,如打排球,“在院内东西以一绳代网界,三人分南北对打,乐此不疲。”此外,他们还实行狱中自治:“乃器主管会计,造时主管文件,千里主管卫生,公朴主管事务,韬奋及余则仅于各事负补助之责。
”在家书中,还披露了当时社会各界人士为之奔走的信息,如杜重远、黄炎培、钱新之、王晓籁、杜月笙等,皆曾出力,而与之“为难”的则是国民党上海当局吴铁城、潘公展等。这些皆可补史实之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