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武汉崛起
谁是晚清王朝覆灭的重要推手?著名晚清史作家金满楼从皇族擅权、废除科举、清末新政、新军编练、国际局势乃至普通百姓等多重新视角入手,剖析武昌起义这根稻草能将庞大的清王朝轰然拽倒的深层原因,广角式地展示了清末各阶层的众生相及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图景,并对晚清覆亡的多重原因做了富有创见性的经验和教训总结,更从晚清王朝的政治失败这一视角,立体地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辛亥年代。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从黄鹤楼上俯览江城武汉,大江之水浩浩汤汤,奔腾东去;汉水由北向南,融入大江,它们欢呼跳跃着,一起奔向东方的海洋。水是江城武汉的灵魂。在这个江河湖泊的汇集处,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共同托起了她的无限荣光。
武汉是个繁华热闹的城市,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这个城市变得更加的兴旺。铁路令武汉从陆路贯通北方,“使汉口和河南密接,从来天津商圈之内奄以河南北部者,铁道完成后河南人于汉口之商圈,且与北京之交通亦趋便利。”不能忘记的是,武汉在近代的崛起,与一个人有着莫大的关系,他,就是张之洞。
张之洞,直隶南皮人,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其父张瑛时为贵州兴义知府。张之洞自幼即博闻多识,文才出众,14岁那年,他从贵州回原籍南皮应童子试,中秀才;在两年后的顺天府乡试中,张之洞在诸多才俊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举人第一名(即“解元”)。
在古代的科举考试中,中秀才并不算太难,但乡试一关最为难考,张之洞以16岁的年纪得中解元,如果不是聪明过人的话,至少也是科场能手。按常理,张之洞应该再接再厉,鲤跳龙门,但在之后的十年中,他却没有丝毫的斩获。
个中的原因,一则是其父因病去世,张之洞须按例守制;二则是23岁除服赴京会试时,又恰逢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须回避不得应试。好在张之洞年纪并不算大,蹉跎十年终成正果,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会试中,张之洞得中一甲第三名,时年不过27岁。
张之洞在会试前的复试中名列一等第一名,廷试中因其对策不中程序,主考官初拟列二甲末,后阅卷大臣宝鋆力排众议,将之擢为二甲首。慈禧太后得知后,亲自阅看并点为探花。经引见后,张之洞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一时间声名鹊起。据称,张之万在前一年往河南奉差办事,临行前陛见慈禧太后请训,慈禧曾问汝弟张之洞颇负才名,何以至今未入翰林?张之万回奏称回避之故,慈禧听后颇有印象,由此才有“探花”之运。
张之洞入京为官后,很快得到了“清流首领”李鸿藻的垂青。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当时既是帝师,又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很得慈禧太后的信任,加上他与张之万的关系非同一般,因而对张之洞也是遇事照顾,尽力栽培。当时的一些北方籍言官台谏如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宝廷、王懿荣等人聚集于李鸿藻的门下,彼此意气相投,相互引为同调,而刚入朝的张之洞书生意气,遇事敢言,很快成为圈中的中坚人物。
李鸿藻以“耿”、“孝”闻名,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为青牛(清流之谐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这些人“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其言说不但左右了朝中舆论,而且还引领了士林之时尚,如张佩纶“喜着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
张之洞在京为官期间,先后做过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左春坊左庶子等职,一度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又称“清流六君子”)。言官虽无实权,但其责任在于勇于进言,匡扶正义,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恪尽职守,口碑甚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