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李大钊同志的《狱中自述》

我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一生光明磊落,对革命无限忠诚,最后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他的高风亮节,是永存的。“四人帮”及其顾问为了篡改党史,从根本上否定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其“改朝换代”的迷梦,对李大钊进行了种种恶毒的诬蔑和诽谤。他们由张春桥及某顾问亲自出马,胡说什么李大钊“晚节不终”、是叛徒等等。他们的攻击矛头首先指向广大群众并未见过的李大钊的《狱中自述》,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它是一个向敌人“乞怜”和“投降”的文件。但这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诬陷。让我们来读一读李大钊这篇最后的遗文吧,这篇革命文献,是他对无产阶级事业无限忠诚的历史见证,是无产阶级的正气歌,它将象李大钊同志的英名一样永存。

《狱中自述》全文约二千七百字。在困难的条件下,他一共写了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三个稿子的精神完全一致。现在就以第三稿即最后一稿为主,来看看他是怎样写的。我们从“自述”中看到:在敌人的酷刑摧残下,李大钊无所畏惧,坚持革命的原则,掌握斗争的策略,身陷囹圄,仍然一心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再造”和“振兴中国”,义正词严,字字血泪,严守我们党的机密,继续阐述当时公开宣传的革命主张,掩护一同被捕的同志,这样的“自述”,哪里能找到一丝一毫损害革命利益的字句?

首先,李大钊在“自述”中回顾了自己壮烈的、革命的一生,表达了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自述”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中反复说明了自己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这个“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废除“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就必须“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下”,来“达到建立—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第二,《狱中自述》的其余部分,谈了孙中山“亲自主盟”介绍他“入国民党”的情况,还谈了国民党在北京和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想从这里抓住李大钊的“把柄”,这完全是枉费心机。 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六十多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所要考虑的,就不能只是与敌人一拚了事,而是要尽可能地保护其他被捕的同志,保护革命组织,保护革命群众。《狱中自述》的这部分内容,正是起着这个作用。

具体地来看看他对当时的情况究竟写了些什么,就十分清楚了。这些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势力而写的假情况。如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无工会之组织”,说传言党人在北京有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等等。

一类是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诬蔑而作的说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李大钊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一切用款则全由国民党自广州、武汉汇寄。显而易见,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讨好”敌人,而只是为了保护革命。

还有一类,是李大钊经过慎重的选择,也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徐谦、顾孟余的名字,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早已见诸报章的。李大钊这样写,正是为了掩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孙中山曾经与张作霖缔结过军事联盟,共同反对吴佩孚,并在一个长时间内,由汪精卫掌管这些联系。而当时,奉系军阀也正在采取拉国民党、打共产党的反革命策略,宣布被捕的国民党员“将来均可依法释放”。国民党当时在北方处于半分开的地位。这些情况,李大钊是非常清楚的。他绝口不谈共产党,却谈国民党,正是为了利用当时奉系军阀的这个政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尽可能多地保存革命力量。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地运用了革命的策略,来反对反革命的策略!

第三,三个稿子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狱中自述》最后以气壮山河的气概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并向奉系当局提出,对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应“不事株连”,完全表达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

对于李大钊这篇光辉的遗文,“四人帮”及其顾问竟妄加攻击和诬蔑,他们用以骗人的,是蓄意制造和推行的一条极左路线。按照这种极左的逻辑,似乎在敌人面前,就只能连声呼喊最最“革命”的口号,而象李大钊那样,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的斗争方式方法,即便确实保卫了党和革命的利益,保护了革命的力量,也要被指斥为“叛徒”和“投降”。更不用说他们那些毫无根据的捏造了。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搞得“叛徒”俯拾皆是,而冤狱遍于国中。惨痛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评价一个同志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的行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原则,因为这些同志是在非常困难和复杂、非常危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