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语文 郑也夫:重回以作文为中心的语文考试

据保守的估计,语文考试,50%以上考的是“伪语文”“伪能力”。

我只为语文考核中的两种方式辩护:作文和阅读。建议作文的分数占总分70%,阅读占30%。

考试是为了评价和筛选。但考试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后学们的指挥棒和杠杆。这些年来语文高考方式的一大变化是作文在语文考试中的比重下降,标准化问答题的比重上升。借助历史的眼光,更可洞悉变化之巨大。孙绍振说:

我国1400年左右的考试史,其中,长达1300年的科举考试是作文分占100%的。从民国开始,到1949年,近40年中,作文分占100%,是屡见不鲜的;知识、阅读题型间或有一些,只是某种点缀(如古典诗文的标点和翻译,古典文献名称的解释),从来就没影响作文分占压倒优势。

1952年开始统一高考以后,分比仍然没有多大改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作文分值占70%-80%(折合成今天的分值应该是105-120分)。例如1955年和1956年作文分占80%,1957年作文分占100%。1977年福建省高考语文,作文也是100%。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符合语文课的特殊规律。(钱理群,孙绍振,2005,75)

以后发生了极大的逆转。

2004年《语文考试大纲》规定:语言知识和语言表达9题,30分;文学常识和名句名篇1题,4分;古代诗文阅读6题,26分,现代文8题,30分;写作1题,60分。……以知识性和被动性的理解为主的共90分,占总分的60%。……作文只占总分的40%。(钱理群,孙绍振,2005,73)

这一转折始于1980年代。我们猜想其中的原因是合二而一的。首先,主考方畏惧作文阅卷的非客观性。第二,正当此时,托福考试进入中国,给了国人一大冲击——语文考试也能这样进行。但是我们忽视了其中重要的一点。美国国内SAT的语文考试中仍有作文,而托福考试是为外国学生预备的,是低水平的检验,未必适合母语水平的考核。

这或许是决策的重要诱发,但以后我们语文考试题中若干题型的荒诞和弱智,是怪不上托福的。托福不过是给了我们客观性和标准化的启示,托福的题型远没有我们语文高考题型那样的荒诞。我们的若干试题测试的是“伪能力”,答对了什么也不说明。

有一道题是关于朱自清先生的《梅雨潭的绿》的,题目要求考生指出作者的观察点。许多考生都选择了梅雨潭,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正确的答案是“梅雨潭边”。(钱理群,孙绍振,2005,37-38)

我的质疑要比孙绍振先生更不客气。且不要说“梅雨潭”错、“梅雨潭边”对是荒诞的。问作者的观察点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你找来朱自清,他也全然没有想过什么“观察点”,这不是刑侦学的考试啊。

一位作家说:

有一次,在一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上,偶然发现自己的一篇文章被选用来作为“现代文阅读材料”。一开始他还感到十分荣幸,后来发现文章后面出了10道“阅读题”,诸如划出了原文中的一句话,询问“作者本意是什么”,下面列有四个备选的答案。

他尝试着做了一遍,题目的难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他写文章的时候也没有耗费这么多的智力和精神。好容易答完了题目,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结果10道题都做错了。他叹道:那位出题的语文老师比作为作者的他更了解“作者的本意”。(潘新和,2009,40)

孙绍振还介绍:据说前几年把高考语文试卷拿给全国著名的语文教学权威去做,也只能拿到可怜巴巴的七十多分。(钱理群,孙绍振,2005,73)

朱自清和上述作家的例子好像不应该当作批判“标准化试题”的典型例证,它们似乎不是正常的,而是反常的标准化题目。但这两个荒诞的题目给了我们很大的思考空间。这样的题目一问世,本该是一个轰动的事件,导致考生与家长的抗议。

但是过后什么也没发生。说明什么?很可能是考生们欣然接受这一试题和判卷,因为他们之前复习过近似的题目乃至标准答案,所以没脾气。那么出题者为什么能出这样荒诞的题目呢?笔者的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正常的”标准化试题很难在分数上拉开差距。

而如果考生们的分数拉不开距离,将是出题者的直接失败,将影响录取,那是无法承受的责任。强行拉开差距导致了荒诞题目的出现,这是笔者的解读。当然即使如此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荒诞的题目没有引发社会上的大争论。我同意潘新和对语文试题的判断:

据保守的估计,语文考试,50%以上考的是“伪语文”“伪能力”。(潘新和,2009,40)

反省三十年的语文考试,得到的第一个认识是,标准化试题在语文考试占据的重头应该让位给作文了。我认为,可以考虑作文的分数占语文考试总分数的70%-80%,但不是100%。潘新和引用做过语文教师的韩仁均(韩寒之父)的话:

韩寒不止一次地讲过,语文里面,除了作文好,还有什么能代表语文好?我很赞成他这种观点。的确,没有比文章更好的一种形式能包容语文的十八般武艺了。……所有的语文知识,只有当你在作文时能十分自然而且恰到好处地运用时,那么才是你自己的“知识”了。不会运用知识,你学得再多,最终也不是你的知识,而且考试过后你会忘得一干二净。(潘新和,2009,284)

这话有相当的道理。首先,作文好说明语文好是没问题的。其次,脱离于讲话和作文的语文知识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对少数语法专家;如果不是考试的杠杆作用,教学中会不会讲授这么多语文知识是存疑的。我认为,现存的考试题型中的大多数项目可以全部取缔。拼音、解词、“作者的观察点”、“作者的本意”,统统没有必要。

我没看到韩仁均发表此一观点的语境,但我以为,这一观点不可以全然支配语文考试。因为考生中有语文好的,还有中游的、下游的,考试必须将他们统统地、有理有据地区分开来。潘新和说:

只是基于试卷的“区分度”和“保卫母语教育”的需要——“区分”的只是“中等程度”的考生,他们也许单靠作文难以区分,所以用相对容易的客观题来区分,看他们努力的程度,是否读书了,记诵得怎样。这区分的也只是学习态度,不是真正的素养信度。对于优生来说,作文水平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潘新和,2009,100)

我以为,当学生能很好地用母语来表达时,便不存在“保卫母语教育”的问题,但区分是要紧的。看待旨在区分中等以下程度的学生的考试,我没有潘新和那样消极。我只为语文考核中的两种方式辩护:作文和阅读。建议作文的分数占总分70%,阅读占30%。

阅读能力对所有的社会成员来说都是重要的,且阅读能力有高下之分。理解是否准确,阅读是否迅速,是否阅读迅速且理解准确,应该成为重要的考量手段。与阅读试题配套的是标准答案,检查的就是你对文章的理解对不对。准确理解似乎不难,问题是要在速读中完成。

试题中既有现代文,也有古文,这逻辑依然不是为了考死知识,阅读古文的能力是中国人语文能力的组织部分。考核阅读能力的“指挥棒效益”应该是不坏的,快而准的阅读确实是能力,不同于语文知识,更不属“伪能力”。

走过三十年的弯路后,重回以作文为中心的语文考试正在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但在回归之前,必须对困难有足够的准备。这是博弈,是前所未有的博弈。说前所未有,在于考生与其老师会挖空心思地想对策,更在于考生的数量是古代科举无法比拟的。

对主考方,作文考试有两个难点。其一在出题。辅导教师一定会押题,还会让学生们准备若干段子,到时候玩“搭积木”,即根据命题,将几个准备好的段子组合起来。出题要尽可能使得押题和搭积木难以得逞。可以考虑写两或三篇小文章,取代一篇的制度安排。

其二在阅卷。古代的科举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今昔的一个本质不同是规模。科举的小规模,可以保证阅卷人的水准。八股文的设计也方便阅卷人去判定考生的水平。

我认为,每份作文试卷至少要由两个阅卷人独立阅卷和打分,两个分数相差不大,最终的分数是二者的平均;若两个分数差距超过规定,上交阅卷小组,由资深教师重新审读和打分。由于这是一场博弈,出题与阅卷不仅要做出精心的制度设计,且须每年在分析、研究、评估考试的基础上做出微调。